罗曼·罗兰的这段话可能说得极端一些，但没有极端又哪来的才华！这段话也可能有多种注释。但就我本人的体会，从我祖辈、父辈、我这一辈以至到下一辈，一代代年轻人以及他们的时代，似乎都不可逆转地朝着更加实际、更加理性的目标坚定走去而不及其余。一个新的、适应这股潮流的新的秩序必将建立；那些牢骚满腹、喋喋不休、对年轻人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对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过程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保守的人们，在读到罗曼·罗兰的上述文字之后，当有所启迪，有所反省的。
罗兰在讴歌人类的创造力时，这样写道：
“欢乐，疯狂的欢乐，阳光普照着现在和未来的一切，那是创造的神圣的欢乐！只有创造才是欢乐。只有创造的人才有生命活力。其他一切人都是在地上飘动的影子，与生命无关。生命中所有的欢乐都是创造带来的：爱情、天才、行动——这些力量的火焰全都从创造的烈火中迸发出来的。在这熊熊大火周围没能找到自己位置的人，那些野心家、自私自利者、无用的浪子，都千方百计地想就着它的微温取暖哪。”
“创造，无论从肉体方面还是从精神方面而言，就是脱离肉体的樊笼，卷进生命的漩涡，永存于天地之间。创造就是消灭死亡。”
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人，来到巴黎后处处看不惯，这也是罗曼·罗兰本人一生不喜欢巴黎的真实写照。然而罗兰是法兰西优秀的儿子，他是热爱法兰西的，对祖国的现状，他借奥利维埃之口是这样分析的：
“你曾否看清了法国精神的悲剧所在呢？你曾否对帕斯卡渊博的知识作一些思考呢？一个民族上千年来不断在行动、在创造，以哥特艺术、古典主义和大革命思潮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个民族无数次经过火的考验，从中得到锻炼，但从没灭绝，一次又一次死而复生，对这样的民族又怎能妄加臧否呢！……你们所有的同胞还不是都一样吗。你的同胞来到我们这里只看见一些腐蚀我们的寄生虫，文学、政治、金融界的投机者，以及他们的供应商、雇主和娼妓；你们依据这些吞噬法兰西的恶棍来看这个国家。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受压迫的真正的法国，想到外省的民俗风情，想到这个勤勉的民族，他们对短命的主子们的闹剧根本不在乎……是啊，你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责备你们；你们又如何能知道呢？就连法国人对法国也不甚了了。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遭到禁锢，成了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的囚犯……我们明明知道在法国有成千上万个人与我们的思想一致，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说话，可就是不能使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敌人控制了一切：报纸、杂志、戏剧……舆论界不谈思想，要不就是把它当成娱乐的工具，或是党派的武器。贫困、过度的劳累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政客只知道聚财敛富，只对他们能收买的无产者感兴趣……”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好事也会转为坏事的；只要一批伪劣的所谓精英分子控制巴黎，借助舆论到处宣扬，法国的其他声音就被窒息了。更有甚者，法国老百姓也糊里糊涂，他们噤若寒蝉，不敢亮出自己的思想……”
罗曼·罗兰对当时法国文坛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某些文人的阴暗心理、丑恶嘴脸是这样描述的：
“他代表了玩世不恭又善于分析的那一类文人。这些人不温不火地、彬彬有礼地、含而不露地攻击即将消亡的旧社会的一切伟大的东西；攻击家庭、婚姻、宗教和祖国；在艺术上，攻击一切富有生气的、纯洁的、健康的和大众化的成分；在思想感情领域反对一切信仰，也反对对伟人和人自身的信念。这些人除了这种在心智上去腐蚀一切的需要而外，剩下的就是带有女人味的，而且是女才子味的色欲，因为对他这类人来说，一切都是，或者都可以变成文学的。一切都可以是他的文学题材，诸如他的艳遇、恶习、朋友的恶习等等。他也写过一些小说和剧本，在里面颇有才具地叙述了他双亲的私生活，他们的私情，他朋友的私情，他自己的秘史，他与众多情妇的关系，其中就有他与最相知的朋友之妻的一段恋情……把内心赤裸裸地示众，这是一种恶习；也是一种情感上的愚蠢癖好，喜欢张扬，暴露隐私。他们讲个不停，却什么也没说。这喋喋不休就没有完结的时候吗？——天哪！池塘里的青蛙歇一下行不行！”
“在诸多方面，克利斯朵夫最受不了的谎言是爱情的表白，因为在这个题材上他更有资格与真实作个比较。这如诉如泣，不偏不倚的对爱情的歌颂，已成俗套，简直不说明什么，既反映不出人的欲望，也反映不出女性的心灵。不过，写这些东西的作者大概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曾恋爱过一回！难道他们有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谈情说爱吗？不，不；他们在扯谎，像以往一样在扯谎……”
罗兰对虚伪也有其独到的见解：
“任何民族，任何艺术都有其虚伪的一面。社会的食粮只有一点点真理，而多数是谎言。人的精神是脆弱的，它不怎么适应绝对的真理，他们的宗教、道德、政治、诗人、艺术家把真理裹上虚伪的面纱呈现于他们面前。虚伪对每个民族的精神都相宜，只是样板不同而已：使各民族间难以沟通的是虚伪，使他们彼此蔑视的也是虚伪。在他们面前，真理只有一个，而他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虚伪却各各相异。所有的人从生到死都与虚伪为伴，虚伪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
在克利斯朵夫的心目中（也可以说是罗曼·罗兰的内心独白），他最崇敬的是他的舅舅高特弗里埃，他是这样赞美他舅舅的：
“他的全部智慧在于他不求智慧，在于他从不勉强做什么事情，而是随遇而安，接受命运的安排，热爱人生。他就这样得到了神灵的真谛；他确实给盲姑娘、克利斯朵夫以及许许多多没有颖悟到此道的其他人带来了福音，但他不是用反自然的离经叛道的俗套来慰抚他们的，而是给他们带来了大自然的宁馨与谐和，他是以田野和森林为榜样积德从善……”
在本书的结尾，克利斯朵夫大致经历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生命历程之后，与他的舅舅一样，最终得到了心灵的“宁馨与谐和”，与大自然合二为一，游到了“人生的彼岸”，与高特弗里埃在天堂聚合了；这或许也是罗兰本人对生命的存在形式的一种肯定吧。
应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与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小说相比较，全书的谋篇粗糙些，情节简单机械些，叙述故事也不够娴熟，大段大段的议论太多，甚至作者还有炫耀知识之嫌（这也是法国作家的通病）；但我觉得，这部小说所肩负的使命原本就不是纯文学性的，其意义远远超出纯文学的范畴。因此，我们不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鞭挞丑恶，催人向上，讴歌真善美的信念小说、哲理小说、教化小说，惟其如此，这部巨著才在出版后长达近一个世纪里盛名不衰，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斗志，它的影响确比一般的纯文学性的小说大得多。
有的读者对书中叙述的克利斯朵夫和奥利维埃之间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友谊啧啧称羡，认为这是人类友谊的典范；有的读者被安多纳德和奥利维埃之间生死与共、相濡以沫的手足之情深深感动，认为安多纳德是集女性美德于一身的天下最好的姐姐；也有的读者对克利斯朵夫与安多纳德那一段含蓄、凄美、可歌可泣的爱情扼腕叹息，认为作者把男女间的精神化的爱情推向了极致；还有的读者对克利斯朵夫的母子深情以及高特弗里埃、安娜、格拉齐阿等人的鲜明个性印象特深，认为这些都是本书的出彩之处；由此可见，本书即从小说自身的艺术效果而言，自有相当的魅力，更莫说作者正是通过文学的艺术和语言，极为成功地表现出小说主人公对信念的执着和对人类的挚爱这个精神主题了。
我得承认，我特别喜欢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喜欢他特立独行，“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鲜明个性；喜欢他奋发进取、嫉恶如仇、敢爱敢恨、正直忠诚、隐忍坚毅又仁慈博爱的性格特征。我想，世上像克利斯朵夫这样类型的人多些，更多些，就会大大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明天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五
最后谈谈本译本。
傅雷先生译本是根据一九二六年法国奥朗道尔夫书店出版的版本译出，作者原序写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本译本根据一九三一年法国阿尔拜·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版本译出，作者引言写于一九三一年的复活节。从这两个版本对照看，内容基本没有变动，但也有不少处有出入，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版的原文，有的在一九三一年版的书中没有，反之亦然。新版本比老版本多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引言》、《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告别》、《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朋友们》和《罗曼·罗兰年表》，这里也全部译出了。
作者在原文中夹杂了不少外来语，如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或出自不同人物之口，或直接引自原文诗歌警句格言，或直接引用乐曲原文的标题等等，我想作者在引用法文以外的文字时，自有其用意，作为译者，就该尽可能忠于原文，于是便请教了法国学者和本地懂这些文种的同事，再把傅译本上有的译文加以对照比较，基本上都译出来了，并且加了注。
还有，上一辈的翻译家们常常把“bourgeois”，音译成“布尔乔亚”，他们这样译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bourgeois”这个字涵义广泛，用一句话是说不清的。这个词，在法文中的涵义，该是不属于贵族、僧侣阶级，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教养，有一定资产，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一般说，文学艺术家、律师、教授、经理、医生等等都属于“bourgeois”的范畴，本译本大致译成“有产者”、“资产者”、“上层人士”等等；至于在我国阶级斗争的年代，把“bourgeois”统统武断地译成“资产阶级”，不仅语焉不详，而且有服从政治需要之嫌了；如非得把“bourgeois”划分成一个阶级，也许“中产阶级”更接近些。
从广义上说，同一本书的后译者是没有资格对前译者说三道四的，除非他从未参照、借鉴，乃至引用前译的任何成果；具体地说，在我前后用五年多业余时间翻译这部巨著的过程中，虽然是脱开傅译本照原文直译的，但遇到“疑难杂症”时还经常参照傅译本，从中受益良多，在这里，我对已离开我们的伟大翻译家傅雷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和缅怀之情。
“文如其人”，译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说，同一本原著，其译文也一定是千人千面，译风是不可能雷同的。当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真正有价值的名著都不止一个译本，这样可以使不谙原文的读者从比照中加深理解、体会原著的原意和风貌，这也就是我斗胆再译一次《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