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拥有极为重要的说教性的宗教杂志，虽然不能认为出自编辑的奇思怪想或忏悔和虔诚，但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存在着那种曾经在工业时代影响过所有国家的现实主义世俗化的倾向，宗教在德国依然保持着一股生命力。这一点不仅从德国70％的人口信仰宗教这点上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德国的宗教领袖和正式基督徒有政治活动这点来说明。最主要的也许要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即关于教会改革以及在当代社会里基督教应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上仍存在着强烈的争执。
一、德国宗教的发展
德国的宗教历史源远流长，对人们的精神生活有着持久深刻的影响。在当今的德国街头，你仍会感到一种浓重的宗教气息。德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在8200万人口中信教者达5580万人，其中约2760万人信福音新教，2750万人信罗马天主教，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其他的基督教团体。但目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教的人正在减少，尤其是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只是在出生后去教堂洗礼，长大成人后很少去教堂做礼拜。对于他们来说，宗教节日成为出门度假的日子。
（一）
但历史宗教对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公元962年奥托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使德意志帝国有了实际的统治权，在以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德意志的教会和世俗诸侯实际上成了拥有半主权的“邦君”。宗教思想既保护着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又严重束缚着它的进步。在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教会的种种弊端首当其冲的受到了冲击。
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掀起的宗教改革，对德国宗教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项运动对德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那么遥远，因为在当今德国仍可看到对这个运动进行纪念的事物。这个摧毁德国教会统一性的伟大革命是那时的普遍倾向与个人创造相一致所产生的结果。在15世纪末，即使是最虔诚的信徒也已经越来越确信：罗马教会亟须改革，加之此时德国民族主义的抬头，使这种感觉达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民族主义受到了当时著名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腾和其他人文主义者的培育，认为德国教会从属于罗马是一种屈辱。在16世纪，马丁路德使这些感觉具体化，并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声势。他一方面阐明仅仅出于信仰即可释罪的教义，并明确地拒斥在信徒个人与上帝之间必须有中间媒介的教旨；他相信所有信徒都可以有教士身份，从《圣经》中自己吸取信仰要旨。但另一方面，他对世俗权威予以毫不妥协的支持，反对那些受他宣言鼓励而起来要求进行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人们。德国人性格的双重性在马丁路德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深深地影响着德国人。海涅在他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这样写到：“路德，在我们历史上不仅是最伟大的，也是德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故而德国人的所有优点和弱点在他身上非常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他是这个时代的喉舌和刀剑……一个冷静的有学问的词语制造者和一个有灵感的陶醉于上帝的先知，他呕心沥血地工作，来研究他的费劲的教义的特点，在晚上他则拿起长笛，凝视天空的星星，把乐曲和对神的敬畏融合在一起。”由于路德性格的双重性，使新教一诞生就打上了保守性的印记。
虽然如此，但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天主教依然走上了不同的和更为艰难的路程。天主教分裂出了基督新教。教派之争于是风起云涌。到了16世纪中叶，五分之四的德国接受了新教。之后，天主教又夺回了许多地区。在文化上对这些地方的重新征服与政治上的征服同等重要。在这一点上，1540年成立的耶稣会起了主要作用，它的教友带头弥补了当时德国教育上的严重贫乏，在农村的传教活动、为病人建立医院、为穷人提供基础教育等；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就是把巴罗克式建筑引入德国。这是17世纪从意大利引进的风格，它深刻地影响了奥地利的教会建筑物并且第一次在德国慕尼黑的剧场式教堂上得到引人注目的体现。
在第二德意志帝国的整个历史中，两个宗教都在一方面迎接现代科学的挑战，另一方面面对工业主义和城市化的挑战。当时盛行的唯物主义对宗教信仰形成的威胁以及就低层阶级来说工业化造成的根除信仰危机，这两个宗教都力求通过改良社会来进行挽救。如在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思想家首先提出要求国家对工厂进行立法，并为工人免费提供职业训练。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实验得到了美因茨主教的支持，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他通过建立合作社、娱乐组织和基督教工会向因工业化而带来的道德败坏做斗争。这一活动直到1933年被纳粹废止。1919年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也没有减低德国新教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教士们长年来习惯于承认君主是他们名义上的领袖，因此很顺理成章地接受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党派起支配作用的政权。
联邦德国成立后，在美、英等国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经历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对生活的要求都产生了巨变。同时，社会中各阶层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贫富之间对立的状况趋向缓和，标志着社会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社会的人口分布也由过去的“金字塔型”变成了“洋葱型”，高收入者和贫困人口都成为少数，经济的发展使得过去的贫困阶层中许多人收入得到提高，加入到中产阶层。另外，通过一系列税收调节，使低收入者获得减免赋税或社会救济而免受冻死街头的厄运，高收入者也必须向社会提供捐助。社会公正进一步得到体现，社会差距逐步缩小。于是，中等收入者的人数迅速上升，逐步成为维持社会公正、稳定和繁荣的主体。
（二）
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人们的生活观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宗教上。在联邦德国，基督教经历了一种资产阶级的世俗化过程。人们参加教会的各项活动，却不受过多的束缚。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远离教会，但教会在相当多的居民心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教会自身改变的结果。教会关注人们的信仰问题，力图解决现代社会中人心灵的困苦，教徒们彼此接近，互相关心，营造出一个安宁和谐的生活氛围。不仅如此，作为巨额财富的拥有者，教会还在教育和慈善事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教会不仅有着广泛的儿童教育网和学校，而且负责筹办高等学校的神学系、教会大学和长期进修班。他们所培养的学生活跃在整个宗教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在慈善事业中，教会也配合国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联邦德国，75％的幼儿园、57％的养老院以及大量的学生之家、妇女之家和残疾人之家是由教会或教会所属慈善机构主办的。随着社会贫困现象的消除，人们需要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安慰。因此，德国的福利慈善事业便将重心放在了对老弱病残者的照顾上。许多“儿童服务团”也应运而生，专门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为了扩大影响，福音教会还在20世纪50、60年代利用工人们渴望重建工会的心情，发起了“福音工人运动”，在各部门恢复了工会组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网。1971年，福音教会建立了“联邦新教工人同盟”，并建立了一所学院，专门培养工人牧师和传教士。这些人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参加工作，既加强了教会与普通人的联系，也扩大了福音教会的影响。
教会不仅通过教育与福利慈善事业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而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和平运动当中。战后，面对国土上的一片废墟，曾经与纳粹同流合污或受其利用的教会，尤其是新教教会，在谴责纳粹集团的罪行时，亦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1945年，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沉痛地承认：“我们给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冷战期间，为争取裁军、限制军备和反对核战争，教徒们利用集会、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敦促政府和教会领导机构为消除冷战做出积极贡献。他们自发建立的和平组织遍及全国，成为宣传、维护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众多的和平组织中，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劳伦斯社团”。该组织成立于1959年，创立者是三位大学生，其宗旨是共同生活、共享收入、共同献身和平事业。在吸收了大量独身者和家庭之后，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团。从形式上看，它类似于新教修道院，用路德宗教的礼仪，规章指导成员的宗教生活。所有社团成员都为一个维护和平的目的生活在一起，过着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他们可以从事各种职业，但个人具体的择业事宜要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为支援非洲的贫穷国家，劳伦斯社团成立了国际基督教和平服务团，致力于对摩洛哥和扎伊尔的援助活动。
进入20世纪后期，面队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神学也不再沉默。卡尔拉讷首先突破了天主教固守多年的思想模式，向世人提出了一种新的神学思想。这一思想不仅直面时代问题，而且考虑到了人在认识上的进步。在当今世界上，圣经已不再仅仅是一本受人尊敬的承载着信仰的书，它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一份文献。
今天的神学，无论是天主教，还是福音新教，都努力从宗教角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抨击时政，关心民众生活。同时不同教派之间顺应时代要求，积极谋求广泛对话，在争取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满足人民福利要求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积极推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二、德国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
在德国宗教信仰除了基督教外，还有一小部分属基督教其他小宗教团体，如福音会—卫理会教会、老天主教会、门诺会、贵格会和救世军等，这些都是自由教会。
在德国新教教徒在北方占多数，南方则多为天主教教徒，但在一些州，如巴登—符腾堡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则是两个教派势均力敌。目前，在德国共有24个州立基督教会和27个教区、4.2万名神职人员。德国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两个牧师从事教会工作。宗教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福音新教教会（EKD）。
福音新教教会是由24个基本上独立的路德教派、联合教派和革新教派的分会组成的联盟。州教会教区的界线与联邦州的界线相交叉。1991年它成为全德范围上的联合组织，其最高立法机构是教会代表会议，最高领导机构是德国福音新教教会理事会。设在汉诺威的教会办事处是其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福音新教教会属世界基督教教会理事会（世界教会理事会），它与罗马天主教会保持密切合作。
二、天主教会。
经过德国统一后的改组，目前有27个主教区，其中7个大主教区。总共70多位大主教、主教和副主教。每年参加春季和秋季的德国主教会议全体大会，就一些共同的问题进行协商。大会秘书处设在波恩。教皇约翰内斯保罗二世曾于1980年和1987年先后两次访问联邦德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保罗二世的访问对世界基督教教会运动和促进国家同教会的对话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德国每两年更替举行德国天主教代表大会和德国福音新教大会，以此来加强教会的影响，引起社会对教会的关注。平时就通过大量的慈善工作来扩大教会的影响。不论是天主教，还是福音新教都有自己从事慈善工作的专门机构。天主教进行慈善工作主要是通过德国慈善协会，新教是通过教会救济署。教会用于慈善救济事业的资金主要靠善男信女们的自愿捐助。通过慈善活动不但扩大了教会的影响，也加深了它对国家的影响力。
三、其他宗教团体。
除福音新教和天主教两大教会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宗教团体，主要包括德国的东正教、老天主教会和自由教会。自由教会是一个具有自愿性质的教会，加入这种教会由自己决定，而不是在儿童洗礼时由家长决定的。“犹太”既是宗教教派，又是种族的名称。二战前，约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德国，在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之后，今天生活在德国犹太区的犹太人将近70000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最近几年内从原苏联各国迁移来的。最大的柏林犹太教区有10000多名教徒，其次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教区（教徒6500名）和慕尼黑（教徒6000多名）。犹太教区的最高组织是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创建于1979年的海德堡犹太学大学是德国一所专门从事犹太学研究与教学的高等学府，该大学有一个中央档案馆，它是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1987年承办建立的。它存放着有关犹太人历史的档案，为人们从事犹太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
此外，在德国生活着的700多万外国人在迁到德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出现了一些以前在德国几乎没有的宗教团体，特别是伊斯兰教。今天生活在德国的穆斯林教徒来自41个民族，约有260万人。最大的群体是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徒，然后是来自原南斯拉夫、阿拉伯国家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穆斯林教徒。在德国还有35万希腊人，他们所信奉的东正教也是当今德国一个比较重要的宗教。
（二）
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德国实行政教分离，德国没有国家教会，宗教不参与政治，国家对教会也没有行政监督作用，国家对宗教信仰持一种中立态度。教会具有独立的合法团体的地位，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除了宪法之外就是教会同政府间签订的协定和条约，常常被称为伙伴式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教会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党。
虽然说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国家无国教，也非基督教政体，基督教也无特殊司法权。但政教的分离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德国的宗教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表现在教育、社会以及随军牧师等方面都有教会参与。其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37条保障一切宗教、哲学团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利，各宗教团体对自己负责，无需国家或公共权力插手其事。第141条规定教会须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以自由履行其宗教职责。学校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宗教教育可按不同的宗教教义进行。教育权利人对其子女是否受宗教教育有决定权。因此，在德国从小学教育开始，就开设有宗教课，凡是不愿读的，一定要家长到学校正式提出申请，表示小孩不信奉宗教，即可免读。
除了宪法上对国家和宗教关系的规定外，教会还同政府间签订了不少协定和条约，来处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如1924年、1929年、1932年，罗马天主教曾分别与巴代利亚、普鲁士、巴登地方政府签订契约。这些契约至今仍然有效。1933年罗马教廷与“第三帝国”签订的条约被1957年立宪法庭宣布仍然有效。包括教会组织，主教及其他机构的司法权力，罗马天主教会管理其宗教事务的权力，更换大使以及国家保证教会的独立。天主教神学系的教授和创立教派的可能性；关于世俗婚仪和抑制教会在国内权限方面也作了立法限制。
国家对教会人员的尊重，还体现在把教会人员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薪金虽由教会支付，但教会属国家的公共机构。国家代教会向教徒征税。各州教会税率不同，所得税多为8—10％，从教徒所领取的工资、薪金或生活津贴的收入中扣除，如果拒绝交税，必须到当地教会办理退教手续。政府把收到的税，除了留下一部分作为劳务费外，其余分别交天主教会和福音教会。
德国联邦政府无专门的管理宗教事务部门，涉及教会的问题多由各州负责文化事务的部门处理，涉及联邦政府的宗教事务则由联邦政府内政部与外交部处理。德国政府很重视教会的意见、建议并经常进行沟通，支持教会兴办公共福利事业。
德国教会的社会福利和慈善活动是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医院、养老院和护理院中、在生活各领域中的咨询和照管以及在学校和培训场所等方面的活动是不可替代的。德国社会的宗教气氛还是很浓重的，单纯的全国性的宗教节日就有13个，如万圣节、狂欢节、复活节、圣体节、圣诞节等等。每逢这些节日，全国都要放假，由此可见宗教对国家及社会的影响。
但是随着现代化生活的日趋优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宗教感情日益淡化，很多人自称是教徒，却很少去教堂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教徒到教堂来，教会不断地变换着布道方式有时竟搞成节日性集会，既有牧师讲道，又有教徒作见证，也举行欢乐亲善的舞会，使教徒们既得到心灵上的安慰，又得到感情上的娱乐与满足。1997年10月基督教民主党阿登纳基金会政治教育部部长在向中国学者做报告时讲到：要时刻提醒德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必须从历史上法西斯上台肆虐，给民族和世界带来灾难中吸取教训，且应竭尽全力强化民主制度，以杜绝任何形式的独裁者窃权上台实行专制的可能性！这是本基金会的首要任务。至于人们道德理想的维系与增强，则要仰赖宗教—基督教会。而目前德国教会的状况却不够理想，乃至有日益衰弱的趋势，令人堪忧。当社会民主党总理施罗德取代执政达16年之久的基督教民主党总理科尔上台宣誓时，在他的就职誓词中竟不向上帝宣誓，因而引起宗教界人士的不满。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
新教教区委员会成员苏珊舒勃鲁斯—克斯勒在“寄语礼拜天”中对施罗德提出批评，说在他就任德国联邦总理的宣誓中没有用“天地良心”这句套话，他的部长中有七人也是这样。
这位神学家说：一位联邦总理没有向上帝宣誓，这还是第一次。但是，政界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上帝和人的责任。
联邦总理施罗德在回答《星期日图片报》记者的相关提问时是这样解释的：“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所以，我虽然属于新教，但在就任联邦总理的宣誓中没有用这句话做结束语。我在就任萨克森州州长的三次宣誓中也是这样做的。”他还引用了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教训中的一句话：“你们要说，是即是，非即是非。说多了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