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人民与如何为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一再论证了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为了使革命的文艺家有条件、有能力表现根据地革命人民的生活，他曾发出热情的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这个深入生活、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写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作品的道理，在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曾经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也是为历史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满腔热情、自觉自愿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或奔向战场，或深入农村，与工农兵相结合，按照《讲话》的精神，生活在群众中间，学习和创造了多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以反映革命的新生活。这不仅使延安和各根据地产生了全新姿态的革命文艺，影响所及，也使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出现了新气象。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从《小二黑结婚》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从《王贵与李香香》到《漳河水》，从刘白羽的战地通讯到魏巍的朝鲜通讯，以至“十七年”中出现的优秀作品《保卫延安》、《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放声歌唱》、《致青年公民》等，这一批有口皆碑的名作，有哪一个作家和哪一部作品，不是那次历史的实践所结出的果实呢！就我所读到和听到的，即使在今天，许多老一代的文学家、艺术家，回顾起这段历史，都还是那样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们如何从《讲话》所指引的方向里，汲取了有力的支持和教益，如何走上了与新的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所以，我们说《讲话》曾造就了一代文艺，决不过分。没有《讲话》的正确指引，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没有这些辉煌灿烂的篇章。
的确，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有过对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的片面宣传，把“全心全意”强调到不许作家考虑创作，以至要他们完全抛弃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这就违背艺术创作规律了。既然文艺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文艺家也只能反映他所熟悉的生活，不能要求他反映他所不熟悉的生活，何况每一个文艺家对生活都有他自己的积累，自己的独特的观察、体验、思考和表现的方式。如列宁所说，“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更何况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的环境和文艺家的主观条件，确已大不同于《讲话》的当时。有不少青年文艺工作者也是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领域走上文坛的，而我们伟大现实的沸腾的生活，又是这样的丰富多彩，错综复杂，决不可强求一律。然而，这并不能改变“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更不能成为偏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的借口。反映时代，表现人民，把创作活动的重点放在四化建设的新生活中，是每一个社会主义文艺家的光荣职责。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承认，他们的生活积累还不够丰厚，一切文艺部门的领导，也有责任鼓励和引导他们不断地深入现实生活，开阔生活的眼界，尽可能地观察、熟悉新的生活，与人民相结合，以创作深刻反映现实并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如果过分地强调只能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哪怕是身边琐事，杯水风波，就不仅无益于那些并无多少生活积累的青年文艺家，还有可能把他们引向偏离方向的邪路上去。近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少鄙视和否定文艺反映生活的奇谈怪论，其矛头正是指向《讲话》的生活源泉论的。他们给文艺反映生活的论点加上了“机械唯物论”、“直观反映论”的称号；他们声称要冲破“艺术反映生活”的原理，主张“背对现实，面向自我”，要“向人的内心世界进军”，说这是文艺掌握世界的“根本转移”，也包括把文艺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意识神化到超世绝俗的境界，如此之类的“自身新大陆”的发现，究竟给社会主义文艺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是某些文艺工作者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自我扩张；带来的是某些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作家的惊人的堕落。他们或则不顾社会责任、不问社会效果，甚至把起码的社会伦理道德都抛在一边，以丑为美，津津有味地描写那些腐朽、落后，精神卑下的东西；或则不知羞耻地胡编乱造，完全模仿西方和海外的时尚，毫无生活根基，更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这样更自由地煽动自己翅膀的恶果，竟至出现《人民文学》1987年1～2月合刊中的那篇如此庸俗低劣的作品。尽管这是局部的现象，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多么严重地偏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方向！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思、促人猛醒么！
四
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的泛滥，从文艺创作的主客观关系来看，又说明，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但对于生活又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思想立场的反映，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则只能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思想立场来反映生活。《讲话》曾经根据当时的实际，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还亲切地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讲述了他在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与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的。他把这称为“立足点的转移”。毛泽东同志恳切地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表面看来，这是很平常的道理，但它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普遍真理在革命文艺工作方面的具体运用。可以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它的实践，不仅使广大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创造了革命的文艺；也使广大的革命干部从中找到了与群众结合，做群众工作的方向，培养了千千万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的历史功绩也是不能抹杀的。
是的，在建国后的一个时期里，由于党的文艺方针与政策的贯彻，受到了“左”的干扰，我们不大具体分析客观形势的变化，也很少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文艺工作者的进步，只一味地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既不联系作家的创作实际，也不允许讲艺术规律，特别是到了“四人帮”横霸文坛的年代，“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简直成了他们残酷打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棍棒，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声誉。但是，这几年在文艺界较为普遍的舆论，却是认为这个观点不仅已经过时，还是毛泽东同志不理解和不尊重知识分子和文艺的一个证据，把它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联系起来加以否定。这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真理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目前文艺创作中的形形色色混乱现象的出现，不恰恰是由于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不深入生活，不与群众相结合，背离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么！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论点，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再次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45年过去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言犹在耳。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这不仍然是今天的某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那些走入歧途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吗？社会主义文艺必须给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必须能满足陶冶人民道德情操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要创造这样的文艺，道路只有一条：“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方向只有一个：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切革命文艺家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
偏离这条道路，偏离这个方向，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文艺。
1987年4月20日于北京
注释：
[1]载《红旗》1987年第10期。
[2]《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3]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4]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5]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