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李希凡文集(第四卷):现代文学评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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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继承发展革命文艺传统[1](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决议》第15条的最后提出:应该坚决反对“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我以为,这一论述切中了当前文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什么是中国革命文艺传统,历史早有定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的。而“五四”文学革命,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时的口号十分明确,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这场运动中,鲁迅的作品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2],从而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而风起云涌的大量文艺社团的出现,特别是以沈雁冰(茅盾)为首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以郭沫若为首的倡导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的相继成立,为“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从不同的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两大流派都形成了各自有影响的作家群。前者如叶圣陶、郑振铎、冰心、朱自清、王统照等;后者如田汉、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等。他们都写出了反映那个时代、代表那个时代的传世之作。他们确实是鲁迅所呼唤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也正是他们开拓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崭新的文场”。

的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很快分裂了,如鲁迅所说:“《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而1927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血腥的屠杀,国共两党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也彻底破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独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毛泽东同志说:“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3]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学革命运动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方向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尽管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的成立,以及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都带有“左”倾的急躁情绪,创作上也表现得比较幼稚。但是,在白色恐怖的“围剿”中,他们毕竟充满了摧毁旧世界的豪情,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促进了进步文艺家的大联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名垂现代文艺史的真正精英,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阿英、蒋光慈、郁达夫、田汉、柔石、胡也频等50余人参加了左联的发起工作。左翼文艺运动是在血腥险恶的环境里发展起来的,文艺家遭捕杀,文艺机构被捣毁,文艺刊物、文艺作品不断被查封,正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4]“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5]而被“新启蒙”者视为“遵命文学”的左翼阵营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文艺自由的论争,对阶级性的分析,都是对反动文艺阵营进攻的反击。

10年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不仅没有扑灭左翼文学,反而造就了革命文学与进步文学的辉煌。“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鲁迅的政论、杂文,在这一时期成就最高。茅盾的创作高峰期也在这个年代,他的不朽名作《子夜》、《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都是这段时间写出的。其他一些青年作家也创作出了反映时代精神和民族情绪的厚重之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的《雷雨》、《日出》,田汉的《洪水》、《回春之曲》,左联五烈士的“战叫”式的作品,张天翼、沙汀、萧军、萧红的小说,蒲风、臧克家的新诗,夏衍的报告文学等等。

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文学又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前进了。郭沫若的大气磅礴的历史剧《屈原》、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以及被誉为“人的花朵”的田间、艾青的新诗,成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大后方”的代表作。

把革命文艺引上历史新阶段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以后,革命文艺沿着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阔步前进。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民群众中间汲取营养,创作出了一大批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蓬勃发展的群众秧歌运动、民间歌舞,催生了新歌剧《白毛女》。陕北的信天游和太行山的民歌,孕育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而在小说方面,对民族化与群众化作出卓越贡献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充满乡土气息的中短篇。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直到反映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都在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深刻地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这种新的革命文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铜墙铁壁》,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孙犁的《风云初记》,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以及大量反映那些历史时代的优秀诗歌、戏剧、电影等,它们既是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特有的革命文艺传统在新时代的有力体现。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革命文艺传统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文艺视为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地让文艺服从、服务于这个全民族的大局。

二、社会生活,特别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革命实践,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汲取题材、主题和诗情画意,“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6]

三、文艺是民族精神进步的灯火。给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促成积极向上的、美的行动,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是文艺的根本任务。

四、文艺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艺应当追求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这种形式和气派来自民间文艺的滋养,也来自对传统文艺和外国文艺的合理继承和借鉴。

进入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7]近年来,文艺又有了更大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影视作品,如影片《红樱桃》、《离开**的日子》,电视剧《孔繁森》、《英雄无悔》、《咱爸咱妈》、《苍天在上》等,在全国播放,收视率很高。这些作品,有的热情地歌颂了当代人民公仆,有的描写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有的反映了动人心魄的反腐严打斗争……所有这些,都以其真实的生活内涵、丰满的艺术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不管这些作品还存在着怎样的缺点和不足,它们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热烈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张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传达了人民的愿望,鼓舞着人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