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毋庸讳言，一种鄙薄甚至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的创作倾向，也是存在的。事实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初期所指出的：一些人“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8]应当说，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种错误倾向，在近年来并未销声匿迹。创作方面的表现正如不少专家所概括的：离开人物和情节的需要，汪洋恣肆地描写性行为，以肮脏的画面、污秽的文字招徕趣味不高的读者；宣扬消极的人生哲学；一些作家不深入生活，道听途说，投庸俗者之所好，大写三四十年代的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少奶奶的生活，毫无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可言；渲染凶杀，突出感官刺激；描写大款的灯红酒绿；热衷于写历史上的女执政者，而其创作观点，却尚须研究；崇洋媚外，宣扬中国落后。[9]反映在理论评论方面，则是否定革命文艺传统甚至否定整个革命的论点时有所见。有的主张“告别革命”。这种论点不只全盘否定“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否定孙中山推翻清代腐朽王朝的民主革命，甚至连戊戌变法中表现较为“激进”的谭嗣同，也在否定之列。他们把千百万志士仁人的流血奋斗视为“多余”的浪费。按照他们的逻辑，这种“牺牲”不仅无谓，而且是以失去“自我意识”、失去对“国民性的改造”为代价的。有的则把革命文艺家服从、服务于革命事业的自觉性视为“自我失落”，把革命文艺作品讥笑为失落了“文艺本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于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否定。他被某些论者分成两半，一半是前期作为崇尚进化论、主张“国民性改造”的鲁迅，那是可以继承的“启蒙”的遗产；至于发展为后期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则是受到“左”的思潮束缚，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不只是否定了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也全盘否定了“左翼文学”所领导的一切文艺思想斗争。有的论者则干脆把鲁迅视为当代文学的最大障碍，狂呼“不打倒鲁迅，中国文学就不能前进”。
于是，也有的论者否定其他革命文学代表人物的实绩。他们将“五四”文学大师、而且是作为“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两大领袖人物的郭沫若与茅盾，都排出“大师”之列。他们声称这是用审美标准重新阐释文学史。而这样的审美标准，实则是既脱离社会实践，也缺乏时代的理想内涵的标准，是一种偏离中国革命文学历史和广大人民群众审美观念的标准。
创作与评论上的这两种错误倾向，互相影响，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干扰，损害了我们文艺队伍的尊严和荣誉，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身残志坚、一直在奋力拼搏的张海迪，前些时候在一篇文章里，带着缅怀的心情说：“我曾经读过多少令人难忘的书啊！书中很多不朽者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心灵深处，有的形象直到今天还在鼓舞着我们的生活。”她接着又不无遗憾地抱怨道：“然而今天，我却再也找不到过去读书的欢乐，感受不到那摄人心魄的惊涛骇浪，历经暴雨洗礼之后的胜利喜悦，也看不到那种火山血海生别死离的英勇悲壮，历尽艰辛之后的胜利喜悦。”针对当前某些混乱的文艺现象，她尖锐地指出：“文学以褊狭的心态看待历史，对充满悲壮色彩和英雄气概的、人们引以自豪的过去视而不见，反而把一些腐朽的、本来已经消亡的陈规陋习和社会渣滓都找出来，玩味欣赏。”[10]
我以为，张海迪的话，道出了一切有良知的读者对当前某些文学现象的意见。为什么在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演出中，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重新上演，会出现那样热烈的场面？为什么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多数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上映，仍然那样激动亿万观众的心？为什么《长征组歌》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重新排练上演，依然有着那么拥挤的观众？为什么在今天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那些比较厚重、受到欢迎的佳作，仍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
种种事实表明，革命文艺传统不可鄙薄。
三
革命文艺传统所以不可鄙薄，是因为我们的今天乃由昨天发展而来。革命文艺传统是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不管历史的斗争实践（也包括文艺的发展）出现过怎样的曲折，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也是100多年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革命事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就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鲁迅早在1925年就曾讲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1]我们的革命文艺传统，也包括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不正是强烈地迸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精神的火光吗？毛泽东同志把鲁迅誉为“在文化战线上，代表着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显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难道不是鲁迅，反而是取媚于西方、“告别革命”、主张“改良”的各色人等才代表了“国民精神的火光”吗？宋庆龄在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10月《答记者问》中就曾庄严指出：“鲁迅先生既然为中国民族求解放而奋斗不懈，死后我们便得拿他这种精神宣扬给全国的民众。纪念他的办法，则是把他的那种求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而帮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绩和伟业。”[12]几十年来，鲁迅的战友和学生们，正是以这样的革命文艺传统作为灯火，引导中华民族，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扫荡群魔，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个最可宝贵的革命文艺传统，是任何人以任何手法都不能“消解”的。
革命的文艺传统来源于革命的斗争生活，来源于革命文艺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革命文艺实践。例如《红岩》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蕴涵其中的“红岩魂”。而这个“红岩魂”，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流血牺牲的伟大革命实践的最为壮丽的精神升华。前些时候轰动全国的“红岩魂”的展览，再一次有力地证实：这个魂魄依然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胸中。鲁迅早在30年代就已提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13]但在黑暗中国的国统区，是很难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的。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才为革命文艺家创造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条件。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革命文艺家处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火热斗争中间，自觉地深入农村、奔向战场，不只同群众一起经历了斗争的考验，而且积累了生活的“原始材料”，学习和创造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正是这种实践，催生了全新姿态的革命文艺，开辟了革命文艺家的宽广的创作道路。
是的，文艺不是单纯的宣传品；革命文艺传统，也不是单纯的革命历史教材。它应当有“寓教于乐”的审美功能，但绝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脱离时代审美理想的抽象的“语言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表现上的杰出成就”，“形而上意味的独特建构”等等。其实，他们这种所谓的“纯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倾向，也掩盖着不便明说的思想倾向。他们几乎抹杀了革命传统，却把现代文学史上那些站在革命潮流之外的作家，以至在现代文学史上毫无地位的新武侠小说的作家，捧上“文学大师”的宝座，这还不足以说明他们的“审美”宗旨吗？
革命文艺传统又是绝对排斥低级庸俗趣味的。哪怕是暴露黑暗，鞭挞丑恶，也不会津津有味地展览卑鄙和龌龊，而是以真善美烛照假恶丑，激发和鼓舞读者健康向上的信心与情趣。我以为，这不只是中国的革命文艺传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切优秀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影响所在。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左翼”10年，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形成的革命文艺传统，尽管生活不同、题材不同，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但是它们的内涵，却都是张扬时代的正气，歌颂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而忘我奉献的革命英雄主义。是烈士的鲜血和活着的英雄的行为，浇灌了革命文艺。这难道有什么虚假吗？《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苦菜花》中的母亲，《红岩》中的许云峰、**，《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也包括《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都以他们忘我奉献的崇高品质，鲜明的个性形象，为革命文艺传统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有人认为，今天已是商品经济的时代，过去英雄人物的“模式”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意义和作用，取代英雄的应当是“面向自我”、“自我意识的觉醒”的所谓“新潮”人物。但是，孔繁森出现了，李国安出现了，徐虎出现了，李素丽出现了……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创造的英雄模范事迹，依然焕发着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依然闪烁着革命前辈崇高精神的光彩，依然显示着革命文艺作品净化心灵的巨大功效。无论是歌剧《**》的那曲《红梅赞》，还是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那段《甘洒热血写春秋》，都同今天从事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人们的心灵相通。事实雄辩地证明，革命文艺作品所表现的那种革命精神，无论在今天还是将来，都是中国人民不断地创造历史的根本的精神动力。
当然，“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今天的文艺应当随着变化了的时代而有更多的新的创造。但是，无论怎么变化，革命文艺的优秀传统不可以丢掉。丢了它，就丢掉了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注释：
[1]载《求是》1996年第13期。
[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2页。
[4]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5]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6]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同上。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
[9]参见《华商日报》1996年6月27日。
[10]《解放日报》1996年9月3日。
[11]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2]《鲁迅先生纪念集·逝世消息》。
[13]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