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打虎的武都头，疾恶如仇、肝胆照人的李逵，其力、其勇，确实“不完全是现实中容易遇到的人物”，而是洋溢着浪漫精神的革命农民的英雄典型。但是，喘息在中世纪黑暗统治下的人民，他们想起而反抗，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力和勇，来夺取斗争的胜利。鲁智深、武松等这些古代“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正是寄托着人民用力和勇战胜恶势力的理想，并且不仅是在《水浒》里，就以武松的形象来看，也不只是《水浒》有着如此丰富动人的情节，至今在民间传说、民间说唱文艺中，仍然有着多种多样的武松英雄事迹的叙述和赞歌。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十二个回目，虽然大部分没有脱离《水浒》武十回的内容，但是，那富有浪漫精神神奇的力和勇的渲染，较之《水浒》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新整理出来的王少堂老先生的120万字的扬州评话《武松》，较之《水浒》武十回的情节，就更加无比地丰富了。可见使得这个人物几百年来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的美的理想。人民渴望着武松那样有充沛的力和勇的英雄。不过，无论是鲁智深也好，武松也好，他们又不是孙悟空那样的纯粹浪漫主义的神魔形象，他们的力和勇的浪漫精神，和作者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都是紧密地交融着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和现实主义性格概括的艺术特色。神奇的力和勇是展现在脚踏实地的反抗封建统治的社会品格里，因之它们才取得了既激动人心而又富于真实感的艺术效果。
然而，《三国演义》和《水浒》，虽然都是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虽然都是在民间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加工写成的，但由于它们是完成于不同风格的作家之手，因而，在艺术形象创造上，也仍然表现出艺术表现手法的显著的不同的特色。同是运用典型概括和理想熔铸的“两结合”的艺术方法，来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具体地比较一下两部作品中的那些英雄形象，就会看出在具体艺术描写上的表现手法有着多么显著的不同的特色。如果概括来谈，我以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以传神的描绘见长，而《水浒》的作者则以形象的白描取胜。这就是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善于运用“两结合”的艺术方法，从英雄人物的精神状态里，发掘和把握它的性格特点，并把它的精神气质的特征融合在情节提炼、细节描写、氛围烘托里，来显示它的英雄形象的内在威力；《水浒》的作者，善于运用“两结合”的艺术方法，从英雄人物的具体行动上、性格的具体表现上，直接地进行绘声绘色的白描，以显示他的英雄的形体的和精神的威力。但是，传神的描绘又并没有忽略形象、性格的真实刻画；形象的白描，也没有忘记突出英雄人物的富有浪漫精神的气质，这就使得它们的整体的艺术形象的创造，又显示出共同的“两结合”的艺术方法的特征。具体分析起来，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只要选择关羽和武松这两个艺术形象，把《三国演义》里的“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情节，和《水浒》里的“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比较一下，就会对这种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有鲜明的感受。
四
不过，在文学艺术的传统中，无论现实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以至于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作为艺术的方法或者流派，虽然有长期的艺术经验发展的历史，但文学艺术毕竟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创作方法，什么样的流派，都抹不掉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也都必然带有它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即使是艺术表现手法也不能不受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作家的世界观所制约。《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虽然尽全力把封建时代革命农民的力、勇、智的理想品格，用夸张的幻想形式，集中表现在神魔英雄典型孙悟空的形象里，但孙悟空的叛逆行动，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终究不得不屈服于“紧箍一咒”。尽管《西游记》七回以后，又从另一些精神品质上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神魔人物的光辉形象，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却没有能沿着叛逆的神魔道路贯彻到底。《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对于封建礼教、封建科举制度，以至于整个封建社会的腐朽，未尝没有深刻的剖析、猛烈的抨击，甚至预感到它的没落，这使得他们的伟大作品在繁荣的清朝盛世，却唱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挽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曹雪芹、高鹗、吴敬梓的世界观，却不可能帮助他们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找到悲剧命运的根源和明确的社会出路。一曲“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不过是“都只为风月情浓”的还泪宿债；一部荣宁府的兴衰史，在作者的笔下，也只是“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的所谓“食尽鸟投林”的宿命归结。而不苟同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儒林”。其所谓大儒或真儒的“外史”，也只能是复古幻梦的渲染。他们的现实主义在追索生活现象的根源时，最终仍然逃不脱无可奈何地在违反生活真实的幻梦里寻找出路，使他们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得不涂抹上一层宿命的阴影。
《三国演义》在艺术形象的创造上，虽然把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种艺术方法结合起来了，如上所说，这使它的洋溢着浪漫精神的英雄形象，闪耀着绚烂的光彩。可是，为群众所喜爱、所钦佩的具有无穷智慧的诸葛亮的形象，无论是它的现实典型性和理想的翅膀，都没有能超越时代、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尽全力夸张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智慧，已经如鲁迅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了，但也仍然开不出现实的花朵。诸葛亮的智慧能战胜面前的敌人，却不能战胜“历史”的敌人。历史人物的诸葛亮，把他自己的悲剧命运归结为“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唐代大诗人杜甫则更概括地为他的命运唱了两句颂歌，叫做“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咏怀古迹》）。《三国演义》的作者，虽然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把诸葛亮塑造成一个具有超人智慧的典型形象，而在真实的历史悲剧的面前，罗贯中终究不能“妙手回春”，为他心爱的英雄伪造丰功伟业，于是，作者也只好离开“两结合”的艺术方法，而求救于“宿命论”的渲染，以至于在诸葛亮出场的时候，就不得不安排下一条宿命的线，即司马徽所说的：“卧龙虽得主，不得其时，惜哉！”这条线贯彻始终地颤动在诸葛亮的生命形象里，所以在极力夸张渲染诸葛亮超人智慧的同时，作者又不能不让诸葛亮发出悲愤的叹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超人的智慧终究扭不转历史车轮，在《三国演义》作者的世界观不能解决的这个历史悲剧里，他的英雄人物的智慧的光辉，最后也就不能不淹没在宿命悲剧的深渊里。
或许有人会说，诸葛亮的形象虽然是人民创造的，但它的形象内容，毕竟还是一个封建政治家。是的，诸葛亮性格的阶级限制，不能使这个充满浪漫精神的典型人物，用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创造得更充分、更完美、更理想。《水浒》英雄群像，在这方面确实是显示了优越性。封建社会的人民，在诸葛亮的形象里虽然找到了智慧，却找不到改革生活的反抗的榜样。洋溢着神奇的力、勇、智的水浒英雄，在“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的理想照耀下，做出了这种榜样，这是《水浒》超过《三国演义》和一切古典小说的最大的特点，也是它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最杰出的成就。可是，水浒英雄们却只能做出反抗的榜样，当“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旗帜，引向“八方共域，异性一家”的理想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就不再是“一寸心死生可同”了，而是立即爆发了一场出路争论，宋江是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而曾经是他的心腹兄弟武松、鲁智深、李逵则站出来反对他，要坚持农民政权。但能够左右梁山义军行动的，却不是武松、鲁智深、李逵，而是宋江。并且即使是依靠武松、李逵等，也同样不可能长久地坚持农民政权，因为他们也同样摆不脱皇权思想的束缚，提不出推翻封建制度的明确目标。《水浒》作者在这样的情节发展里，也无法再运用他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命令”他的英雄们去发展和巩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而只能在使他的英雄们丧失了积极浪漫主义的一切鲜明色彩和声音的条件下，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笼罩着所谓“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的宿命的阴影），把他们从聚义高潮引向妥协投降、自相残杀，全部被害的悲剧的结局。
十九世纪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曾经慨叹地说过：“把最高尚的思维自由地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同时，在人生底一切最特殊、最偶然的事实中，完全认识它的崇高而普遍的意义——这就是一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能够达到的、使科学和诗完全交融在一起的理想。”[9]我以为，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限制，也是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因为真正的科学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代就并没有形成，所以也很难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家们能实现这种“理想”。要完成这种理想，只有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只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文学艺术的思想基础的时候，才有可能。因而，我们研究和接受文学传统中的艺术经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方法的一切成就，都必须批判继承。要明确地认识到，它们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有传统的继承性，也有本质的差别——如周扬同志所说：“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满地结合起来，形成为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10]否则就不能在吸取传统遗产的创作方法的艺术经验时，看到它们发展的限制性，剔除其封建糟粕的影响，而发扬它的精华。
注释：
[1]载《新建设》1961年5月号。
[2]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二）。
[3]李希凡：《管见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版，第143页。
[4]张炯：《也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53期，1961年3月5日。
[5]张炯：《也论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53期，1961年3月5日。
[6]何其芳：《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3页。
[7]《三国志·诸葛亮传》。
[8]高尔基：《苏联的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0年版。
[9]《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新文艺出版社，第166～167页。
[10]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