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主义的艺术传统里，环境从来就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描绘环境是由于人物性格的需要，不过，描写环境的艺术表现方法却是各自不同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传统文学中的环境描写，就比外国文学高明，就不必去吸收外国文学环境描写的优点，而且这种环境描写也未必完全适合表现现代的复杂社会生活，我只是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环境描写的高度概括性，高度精练集中，以及把它交融在故事情节和性格刻画的变化和发展里，这绝不是它缺乏什么“全面展开的整体的画幅”，而是它的艺术表现方法的特有的传统。它是以这个特有的传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现实主义宝库的。
“形似”和“神似”
也是同一位批评家，在他那篇评论鲁迅创作的文章里，对于鲁迅小说人物的创造，提出了另一个指摘——鲁迅的小说，缺乏“对于人物形象的血肉描写”。他举例说：“关于著名的典型‘阿Q’，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懒洋洋，瘦伶仃’，‘黄辫子’，‘在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种要求，也同样是一种看惯了外国文学的标准和尺度。实际上这也恰恰是表现了鲁迅对中国艺术传统的继承，这并不是什么艺术缺陷，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鲁迅自己就曾明确地提倡过：“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确实是如此，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总是在“形似”的基础上，特别强调“神似”、强调特征的概括，突出重点。《文心雕龙·熔裁篇》就说过“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中国历代的绘画理论，也是特别强调“神似”。鲁迅所说的“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宋朝许多评论绘画的人，就都曾经强调过。苏轼说：“传神之难在目。”赵希鹄也说：“人物鬼神生动之物，全在点睛，睛活则有生意。”所谓“画龙点睛”者，实际上就是强调“神似”。为什么绘画要强调“神似”呢？清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的《传神总论》说得特别仔细：“……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有不能相同者矣。作者若但求之形似，则方圆肥瘦，即数十人之中，且有相似者矣，乌得谓之传神？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髭而后多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视之，必恍然曰，此即某某也，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故形或小失，犹之可也，若神有少乖，则竟非其人矣。”当然，“所以为神之故，则又不离乎形”，然而，“传神”，却是绘画要求中的最主要之点。所以五十七岁的齐白石，为了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更高的传神境界，而不惜大变自己的风格：“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之。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见《老萍诗草》）
强调“神似”，用现代文艺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强调典型特征的概括，所以阿Q的肖像尽管不够“形似”，却由于它的性格特征的概括，达到了高度的“神似”，并没有影响到它成为伟大的典型。在中国有些古典小说里，确实是缺少形似肖像的细致的描写，但是，在许多成功的典型性格的创造上，却又取得了传神的艺术效果。人们并不详细知道鲁智深、李逵、武松、贾宝玉、林黛玉肖像的极微细处是什么样子，不过，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能辨别出哪是鲁智深的性格特征，哪是林黛玉的性格特征，而且造成了极端的敏感，使得人们在现实人生中随时可以指出，哪个人像鲁智深，哪个人像林黛玉。这种典型性格特征的概括，有时是粗线条的勾勒，通过相互串联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尖锐的生活冲突里突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像《水浒》里的林冲、鲁达、武松、杨志、宋江的“传”；有的是细致的工笔画的描绘，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贾宝玉，他们的复杂而丰富的性格内涵，都是反复地在不同情节里得到了深刻的表现。但是，无论是粗线条的勾勒也好，细致的工笔画的描绘也好，这两种表现手法交融在一起也好，都并不追求过度的“形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高度的“神似”。
譬如《水浒》作者写鲁智深的性格特征，仅仅在打死郑屠的一个场面里，就被表现得很突出。原文不长，我们不妨把它引在下面：
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户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
从篇幅来看，这不过是短短的一百几十个字的描写，却多么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朴实、单纯而又机警的性格，甚至连他的神态和心理变化都勾勒出来了。无家无业的鲁达，打死人须吃官司，唯一值得顾虑的，是无人送饭。既然无人送饭，就不如及早撒开，要及早撒开又必须走得机警，免得被人拖下。要走得机警，首先必须“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然后再“一溜烟似的跑掉”。这是多么“神似”鲁智深的性格，人们一眼就能抓住他的特征，不会把他误认做李逵或者武松，尽管他们都是来自下层人民的水浒英雄，在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上，有其共同的特点，而这种传神的性格特征，却是混淆不得的。
林黛玉的性格特征，完全是用细致的工笔画描绘出来的，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那么容易找到几个塑造得如此完美的被封建礼教虐杀的悲剧形象。她的性格创造，真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神似”。作者并不是凭空达到这种“神似”的，而恰恰是在形似的基础上，取得了这种“神似”。当然这里所谓的“形似”，并不单单是那位批评家所强调的人物肖像的形似的血肉描写，也包括促成、培养她的悲剧性格的全部主客观条件的广泛描绘。
林黛玉虽然是贾母爱女的独生女，但她却是孤苦无依地来到了贾府。很早就死了母亲，到贾府后接着又死了父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而且先天有弱症，整天要和药锅做伴，即使没有爱情上的折磨，已经足够使这个多愁善感的贵族少女陷入悲痛的深渊了。更何况她又热烈地爱上了贾宝玉，而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家庭里，这又是不能表达的爱情。爱情的火苗，只能忍在心里，积在心里，压在心里，无处诉说，无法诉说……而“大敌”偏又当前，那“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的薛宝钗，却也忽然来到了贾府。论身世，她是一个大富户，还是贾府掌权者王夫人、凤姐的嫡系亲属；论性格，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大得下人之心”。如果林黛玉是一个肯于逢迎俯就的人物倒也罢了，而她偏偏又是聪明绝顶，“孤高自许”。孤苦的身世、傲世的心灵和多愁多病的身体又融合着极其敏感的诗人的气质，这一切都巧妙地集中概括在林黛玉的形象里，就特别突出和强化了这个悲剧性格的复杂性和典型性。真是“笔机与神理凑合”，达到了“天然之妙”的“神似”。但是，细致的工笔画的描绘，并不等于平均对待，而依然是突出那典型的特征。在林黛玉的性格里的“神似”的“睛”，就是那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千变万化的悲剧感情。我们只要看看她一生的哭和死前的笑，就能理解作者是在多么形似的基础上，独创地完成了这个悲剧性格的“神似”的创造。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开头，就虚构了一段神话，赤瑕宫的神瑛侍者，曾经灌溉了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后来这株仙草也修成了女体，时常想到“尚未酬报灌溉之德”，“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曾说“自己受了他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如果作者只根据这还泪宿债之说，去创造那悲剧的女主角，那像生命的弦一样颤动在林黛玉形象性格里的悲剧感情，未必有如此深邃的艺术魅力，那神话只不过是现实人生升华出来的虚妄的观念，是作者用以掩盖这悲剧的社会内容的。林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肉。哭是她这个贵族少女的悲剧性格的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应，哭是她直接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诗人气质的种种感受的抒发。因此，林黛玉的哭，富有强烈现实生活烙印的悲剧的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加强了读者对她的悲剧性格的感受。但是，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在生命和理想的绝望的边缘，却反常地浮现了笑容。听到了那逼死她的贾母的无用的安慰，是“微微一笑”；听了由衷同情她的紫鹃的善意的谎言，也是“微微一笑”，林黛玉是以笑来结束她哭的一生。这笑意味着她对痛苦生活的猛醒，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她的彻底绝望和视死如归的复杂感情。表面看起来，哭和笑是对立的两极，而处在不同情况下的林黛玉的哭和笑，却是首尾一贯地表现了她的悲剧性格的魅力，使这种具现复杂心理变化的肖像描写，有力地突出了那“神似”的性格特征。
像林黛玉这样一个突出的悲剧典型，我觉得在表面肖像的描写上，倒不必要求她过于形似，而是应该“留有余地”，让读者自己去发挥丰富的想象，她要比那表面肖像描写很细腻的有限境界，高超而有魅力，这大概也有点美学家所谓的艺术的有限和无限的道理在内吧！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艺这种强调“神似”，正是表现了它的现实主义不足的地方。当然，我们并不排斥真实生动的肖像描绘，像《三国演义》里关于诸葛亮、关羽等的简练的肖像画勾勒，《西游记》关于孙悟空、猪八戒性格创造交融着生物性的肖像描绘，以及《儒林外史》里许多人物的富有特色的肖像描写，也是有助于突出性格的，但是，所谓肖像描写并不只是人物外形的“血肉描写”，而且任何肖像描写都离不开表现性格的需要。中国有些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外形方面，确实是比较简略，有时甚至只是些“闭月羞花之貌”的陈词滥调，缺乏特征的富有个性的描写，这是它的缺陷。不过，所谓现实主义创作的精神实质，并不仅仅在于精细入微的肖像描写，更重要的，是在于典型性格的创造，而这是有着多种多样的特色的。鲁迅所说的“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优秀的古典文艺传统正是以这种“传神”的特色见长，它不仅不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且以它的典型创造的高度概括、高度凝练的特色，丰富了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传统。
动和静
作家描写和突出人物性格，当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表现方法，一切取决于反映现实生活和性格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外的作品，也还是可以看出，它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是各具特色的。譬如说，在某些外国小说里，为了突出人物性格，往往有长篇的介绍性的描写，或者是带有作家的主观分析的抒情描写，它们和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联。其主要作用，是通过作家的分析，把人物性格的特征介绍给读者。像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上卷的第一部，几乎都是在介绍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形成及其各种表现。在这样的艺术表现方法里，人物性格往往不是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逐渐显示给读者的，而是在作家主观的静态解剖里被刻画出来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地下室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就更侧重于灵魂的剖析。当然，他们这些作品的这种艺术特色是和那个时代和生活的特点分不开的。根据这种作品的复杂的内容和人物的复杂的精神状态的特点，这种灵魂的剖析，确实也达到了特别强烈的艺术效果。人们通过那类似被窒息的精神压力，深深地感受到，罪恶的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旧制度，是在怎样毁灭人，毁灭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