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后不久，辛亥革命就开始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清朝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派陆军部尚书荫昌率新军前往镇压。荫昌带兵到了信阳，连湖北境也不敢进，就在信阳驻下了。整个中国都震动了。各省起义的消息每天都有，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各学校的学生都纷纷回家，大哥、二哥说，我们也以回家为好，怕的是将来路不通，家里接济不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铁路真不通，还是大哥他们怕铁路不通。他们决定不坐火车了，在开封雇马车，顺着通铁路以前的大路回家。我倒很愿意这样走，因为想看看铁路通以前人们旅行的情况。从开封出发，走了一个上午，到了朱仙镇。原来旧日的大路有一定的站，每隔四十五里就是一站。一天规定走两站。走完两站，即使天色尚早，也不再走了。因为再走，就走不到下一站，那就要破站。照当时走路的规矩，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发，遇见有卖吃食的地方，随便吃一点作为早点，走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到一站。坐车的人都下来吃午饭，车上也要喂牲口。这叫“打尖”。打尖以后再走四十五里，到下一站，无论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规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宁可早一点到宿站住下，这叫做“赶早不赶晚”。每一个站都是一个县城或者大集镇，都有很多的旅店。车一进街，各旅店的伙计都跑出来截车，拉住马叫住他的店。赶车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熟店，都把车往他的熟店赶。车一进店门，停在大院里，赶车的把鞭子一扔，就不见了。有店家的伙计替他卸车，把牲口牵到槽边去喂。又有些伙计帮着坐车的人搬行李，送到房间里。这些客店一般都没有伙食，自有附近的小馆子派人来问饭，客人随便点菜点饭，吃完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店家的人就来打铺盖卷，搬行李上车，牵牲口套车。一切都齐备了，赶车的人才出现，拿起鞭子又上路了。我从小说上知道有这些情况，亲自经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车走到汝坟桥，住在一个店里，墙上都题满了诗。当时走路，最怕的是连阴天，路不能走，只能呆在旅店里，等候天晴。那种苦闷、焦急、无聊的心情，真是难以忍受。能够写字的人，大概都要在墙上写下几句，以为消遣。我听说我父亲在汝坟桥的一家店内，在墙上写了几首诗，当时很传诵，我就在我们这个店里墙上找，事有凑巧，他住的果然就是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着了他的题壁诗，共有六首：
记得新春话别时，临歧温存挽征衣：曾闻天上玉堂好，莫为思侬愿早归。
文场一战竟抛戈，知尔同声唤奈何！料得相逢应慰藉：妾家薄命累郎多！
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相逢莫问黑貂裘。
珠玑才调锦年华，久别当知初念差。一掬临风相思泪，而今应长海棠花。
年来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自注：己丑中试第九十二名。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
萱堂辞罢感长征，晨馐夕膳代奉迎。归去慈帏仍健羡，晓妆台下谢卿卿。
父亲于己丑年中举人，到戊戌年成进士，这些诗大概是己丑至戊戌年间，父亲会试落第回家过汝坟桥，在客舍写的。
一路顺利，回到了唐河县城。母亲也在唐河县城。原来唐河也办了一个女学，县里人们觉得，初办女学，如果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妇女参加，恐怕办不起来。他们就请母亲到女学里负责管理学生，名义是学监。我到女学里去见母亲，母亲谈起了办学经过。她说，她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范围，到社会上办事。她本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情很舒畅。但是她教学生的宗旨，仍然是贤妻良母。她对我说，她向学生们说，旧规矩还是要遵守的，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学一点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正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当时革命的形势日益发展，可是实际影响还没有到偏僻的小地方。在唐河一带，清朝的统治还没有动摇。县城里各学校都还在照常上课。母亲还只能留在县城的学校里。我跟着三个堂兄先回祁仪镇。
到快要过年的时候，革命军的队伍已经开到襄樊，安民告示贴到了河南境内。告示上写的官衔是“安襄郧荆招抚使”，不用清朝官名。安襄郧荆指的是湖北省的安陆、襄阳、郧阳和荆门这一带。告示一到，我们那一带都震动了。清朝在南阳设了一个军事据点叫“南阳镇”，有个南阳镇总兵镇守。当时那个总兵很顽固，声称要和革命军决一死战。后来他接到报告，说革命军漫山遍野而来。他一听就溜了。这样，并没有经过实际战争，南阳、唐河这一带就“光复”了。“光复”是当时用的一个名词，凡是革命政权建立了的地方，都称为“光复”，意思是说，从满人手里把失地收复了。伯父原是个很守旧的人，有人传话来，说革命军就要到祁仪镇，叫号召群众欢迎。伯父也很高兴，说这就快过年了，哪家没有酒肉，都愿意招待。看到这种情况，我想书本上常说的“传檄而定”，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那个总兵是“望风而逃”，革命军是“传檄而定”。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清朝的政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垮台的。可是，当时真正的群众，劳动人民，并没有发动起来，也没有人想到去发动他们。在革命中，活动的人还多半是知识分子。他们活动的动力，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他们反对满人的统治，同时也反对外国洋人的侵略。在乡村，欢迎革命的，也是一些比较开明的绅士。他们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斗争，是绅权和官权的斗争。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官和绅本来是一样的人。知识分子经过科举做了官，在他做官的地方他是官，回到他原籍他就是绅。在清朝末年，实行了一些新政。在新政中，往往用了些本地绅士，特别是教育一项，官是无能为力的。在教育界，绅权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父亲在武昌的时候，我听见他同母亲商议，说他有些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我觉得，当时父亲心中也有所动。可是后来没有那样做。我还听父亲说，当时的总督张之洞要派一批人到日本学法政，梁鼎芬推荐父亲去，他以母老为辞，谢绝了。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软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的斗争，正是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等到清朝被推翻以后，原来参加革命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就又同资产阶级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因此资产阶级又来了个“二次革命”。其结果，还是失败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在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孙中山先生所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可是那些都是上层建筑，在中国并没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他主要是以舆论宣传为武器和封建势力作斗争，这显然是不够的。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是先天就注定了的。
中华民国成立了。我于民国元年春天又到开封中州公学上学，可是从杨源懋去世以后，学校大不如前，教师的阵容也不整齐。湖北有个绅士名叫陈时，说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华学校”，以黎元洪为校长。当时黎元洪的威望很高。我想转到武昌上学，写信回去同母亲商量。大概是因为武昌是旧游之地吧，一说母亲就同意了。我到武昌上了中华学校。校舍是原来的粮道衙门。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大学，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恽代英。我在中华学校不久，又听说上海中国公学要招生了。这所学校倒有一段光荣历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不满意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待遇，集体回国，自办学校，名为“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胡适。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公学也停办了。这时候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决定选拔二十名学生，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每人每年发官费二百两银子。河南省决定以后，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我同几个同学回到开封应试，被录取了，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十九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原来定有一个开学日期。我们这二十人在开封考试以后，就赶往上海，如期报到。校舍在吴淞炮台湾。校舍是一座按当时标准说相当漂亮的洋楼，单独地建筑在炮台湾车站附近，四周并无居民。电灯也是自己发电。我们到的时候，学校并没有开学，只有一座空校舍，连一个主要的职员都没有。我们既然到了，就只好搬进去住。渐渐地有些主要职员来了。到了民国二年春天，终于开学了。校长黄兴没有露过一次面。教师都是上海别的学校的教师来兼课，到了上课时间才坐着火车来，下课就又坐着火车走了。当时的上海，完全是一个殖民地城市，商店欺负内地来的人。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被他们骂为“江北佬”。但是如果你能说一两个英文名词，他们马上就尊敬起你来。我们住在校舍，四无邻居，闲了到江边走走，倒也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欢到河南路棋盘街那一带，那里书店很多，我喜欢买书，那二百两银子花不完就买书，也买了一些大部头的书，如“廿四史”之类。关于在中国公学学习的情况，将在后面详说。
我在中国公学上到1915年暑假，就算是大学预科毕业了。就在上海考入了北京大学，暑假后进北京大学。关于在北大学习的情况，也将在后面详说。
现在要说的是，北大当时的学生，在学习上是自由极了。本系功课表上的课，学生不爱上就不上；别系的课，爱上就去上。教师那里没有点名册，从来不点名。学生要上哪一课，只需在上课时到课堂上坐下就行了。就是与北大毫无关系的人，也可以进去听讲。在上课之前，有一个人站在课堂门口，手里拿一堆油印的讲稿，当时称为讲义，进来一个人，就发给他一份，从来不问他是谁。往往有不应该上这个课的人先到，把讲义都拿完了，应该上这个课的人来了倒得不到讲义。可是从来也没有因此发生争执，后来的人只怨自家来得太晚。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黄侃也常出题叫学生作诗。有一个本系的学生不会作诗，就叫我替他作。我作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他抄好送给黄侃，黄也居然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
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