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果然不满足于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他想当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复封建统治。于是玩弄一些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办法，看起来好像王莽篡汉的时候所行的那一套。我听说，刘师培（申叔）的夫人另有一个办法。刘申叔是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筹安会是首先发动恢复帝制的一个组织。刘申叔本人是一个学者，在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地位，在政治上却是一窍不通，懦弱无能。据说他的夫人很有些阴谋诡计，她向刘申叔说：“你们搞的这一套，太麻烦了。我有一计，到十月十日国庆，大总统在天安门阅兵，等军队走到天安门前的时候，忽然哗变，拥上城楼，把黄袍披在大总统身上，叫他非当皇帝不可。大总统作出不得已的样子，当时即皇帝位，宣布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废除中华民国的年号，改元洪宪。然后由军队拥着他回新华宫（当时已有些人称中南海为‘新华宫’），这不就结了！”这是用赵匡胤的办法代替王莽的办法。我不能断定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向袁世凯提过没有。无论如何，这个赵匡胤的办法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和他的左右也不会不知道。不过他不这样办，宁愿用王莽的办法，这是有原因的。
袁世凯所考虑的大概是国际上的外交承认问题。如果他用赵匡胤的办法，照他的估计，大概国内不会有什么反抗，但是国际上未必能够得到外交承认。他认为，必须在国际方面都安排好了，才可以正式登基。他派特使到日本去商量，可是还没有出发，日本就挡驾了。他用王莽的办法，一方面是要欺骗国内人民，更重要的还是欺骗国际舆论。一个新的政权的建立，本来是靠它自己在国内的实力，并不靠外国的承认，只要它能在国内维持有效的统治，外国迟早是要承认的。可是当时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统治者必须得到外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必须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才能维持它的政权。清朝的皇帝已是如此，袁世凯在清朝办过多年的外交，自然也明白这一点。没有同外国特别是帝国主义勾结好，他是不敢上台的。承认就是一种支持的表示。袁世凯的这种考虑，是他的殖民地心理的表现，也是当时中国的殖民地国际地位的反映。中国革命派打算用约法的条文束缚住袁世凯，他们想着这好像是紧箍，只要袁世凯戴在头上，纵然他有孙悟空的神通，也得服帖。可是法律的威严，靠的是它背后的实力，如果没有实力支持，它只是一纸空文，束缚不了人。好像紧箍还得有观音菩萨的咒，才能发生作用，如果不念那个咒，孙悟空即使戴上紧箍，也不会觉得头疼。历史中的斗争，是靠实力进行的，没有实力，专靠理论，是不行的。理论只有在它和实力相配合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理论掌握了群众，就成为物质的力量。如果没有掌握群众，它就不是物质的力量。不是物质的力量，在实际的斗争中是没有作用的。实力有两种，一种是军事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用形象的话说，一种是刀，一种是钱。有个笑话说：关帝庙、财神庙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烧香。孔子的庙前很冷落，很少人去烧香。孔子有点牢骚。有个聪明人问孔子：你有关公的大刀吗？孔子说：没有。又问：你有财神爷的钱吗？孔子说：也没有。那个人就说：你既然没有关公的大刀，又没有财神爷的钱，那当然没有人理你，你何必发牢骚呢！这虽然是个笑话，但说的也是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经常同军阀联系，为的就是想把他的理论同刀和钱联系起来。可是后来总是为军阀所抛弃。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杜威先生家里吃饭，看见报纸上说，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合作了，杜威先生问我说：孙中山已经上过很多当了，为什么现在还要这样做？岂不是又要上当吗？我也无话可答。后来了解，孙中山在当时如果不联系某一派的军阀，他的主张就没有人理睬，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孙中山先生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非武装割据不可。于是就到广东，成立政府，有了钱了；又办黄埔军官学校，自家练兵，有了刀了。钱也有了，刀也有了，就有了1927年北伐的胜利。
在这两种实力中，经济实力还是最根本的。经济实力来源于社会生产。有某种生产力，就有某种生产关系，这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它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必须适合于经济基础。如果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这就要有社会革命。如果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比较起来太先进了，那它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是不能存在的。辛亥革命也是当时经济基础要冲破旧的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所以能推倒清朝的统治，得到部分的成功。但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程度，还没有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准备好条件。经济基础基本上还是封建主义的，硬要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加到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上面，这就行不通了。不管理论上怎么说，中国社会还是走它的历史道路，那就是袁世凯的帝制，后来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步。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广泛流传。人们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比较清楚了一点，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到现在还是适用的。“民主”本来是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提出来的，五四运动加上了一个“科学”，这就意味着用科学和技术进行产业革命了。民主是产业革命的产物。民主的中心思想是“天赋人权”。产业革命用机器大生产，把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成为个人。个人向来就是个人，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个人之为个人是不自觉的。产业革命解放以后，个人自觉地成为个人。他有他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以创造他自己的事业，只要条件允许，他愿意怎么创造就怎么创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拘束，这就叫自由。每个人都是这样，这就是平等。这是他生来就有的权，所以称为天赋人权。什么东西都不能压倒个人的人权，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压倒，那就是“多数”。一个有人权的人，不服从于任何东西，只服从于一个东西，那就是“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社会上的任何争执，都要靠这个原则来解决。政治上的争执，也要靠这个原则来解决。具体的办法就是选举，如果没有真正的选举，那就并没有民主。
我并不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民主，我知道在那里这种理想也不能真正地实现。
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是我在北大1918年就毕业了，没有赶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有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我当时担任功课比较少，就叫我当编辑。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说：今更以简单之语，声明本杂志之宗旨及体例曰：
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这个刊物的内容很平庸，但在当时的河南这是唯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了。
在1918年，我和任载坤结婚。载坤字叔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他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他的大女儿馥坤，二女儿纬坤（后改名任锐），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纬坤当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进步报馆里做事，和孙炳文相识。孙炳文是四川人，当时在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上学。他们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在当时是一种创举，也受到许多的诽谤。后来孙炳文烈士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任载坤于民国初年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任芝铭先生的学生，介绍我与载坤订婚。我也不知道他向任芝铭先生怎么说的，一去信就得到回信，表示同意。我也写信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也同意了。这一点也可以见母亲的开明。对任纬坤的一些诽谤之词，也传到她耳中，可是她向来主张女子要读书，愿意有一个读书的儿媳妇，就毅然同意了。
这样，我们两家定了亲。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本科则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我们两个人各居一个最高学府。恰好我们都是在1918年毕业。我们同时毕业以后，就在开封结婚了。我们结婚以后，一同回唐河。当时有人担心，怕回到唐河以后，母亲就不让叔明再出来了，也许要留她在家里帮助照料。我知道不会的。果然到家以后，住了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了，母亲就催着我们走。她说：“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做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于是我们就又回到开封。叔明在河南女子师范学校任预科算术教员。
我的岳父家里，是有革命传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岳父亲自送他的第六个女儿，也是最小的女儿任平坤（后改名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我和叔明结婚以后，也从他们家里接触到一些革命气息，得到一些革命的消息。
就在这个暑假，景兰上美国留学去了。当时军阀混战，各省的财政都很困难，教育经费尤其困难。当时河南设有一个“教育款产经理处”，由教育界推人出来自己管理，出入都不经过财政厅。河南的教育界有了钱，就想多办点事。他们认为，河南出的人才太少，要有个办法多出人才。办法是在开封办了一个“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招收学生，毕业以后，由河南用官费把他们送出国留学。到1918年，第一批学生毕业，河南省决定送二十名到欧洲或美国留学。别的学校的学生，很有意见，说留学预备学校也无非是中学程度，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官费留学，而别的中学毕业的学生就不可以。为了平息这种意见，河南教育当局决定，再公开招考二十名，同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的学生一起出去留学。那时候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就报名应试，他的专业是地质学。我不能报名，因为那一批留学限定要专学理工科。1918年夏天，景兰就往美国去了，母亲先是舍不得，后来也同意了。
河南在民国元年已经送出去过一批到欧美的留学生，我在开封的时候那批人陆续回来了，所以那一批的名额中也出了缺额。当时的教育部把各省民国元年送留学生的名额都收为教育部的名额，钱还是由各省自己出，不过原来是哪一省的名额，仍由那一省的人补缺，补缺的两次考试，第一次由那一省自己主持，第二次由教育部主持，作为复试，复试及格才算录取。1919年河南出了一个缺，并把这个缺定为哲学，我考取了初试，又到北京来复试，也通过了，于是也取得了出国留学的资格。恰好五四运动的一个学生领袖傅斯年，也来到教育部应试，他是1919年在北大中文系毕业，来考山东的官费的，他也通过了。他打算往英国，约我一同去，我因为母亲愿意我弟兄两个都在美国，于是就跟傅斯年分手了。大约在9—10月间由开封到上海。当时有一部分在美国的华侨，办了一个“中国邮船公司”，有两只船，一只叫“中国”，比较小一点，一只叫“南京”，比较大一点。这个公司以爱国主义相号召，说中国人要坐中国船。我们决定坐这个公司的船，而且要坐“南京”号，因为这只船比较大。可是在我们到上海的时候，“南京”号已经开了，我们没有赶上，要坐“南京”号只好等待下一次航行。我们就住在上海等，终于坐上了“南京”号，于12月到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当时在美国，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难，要经过各种考试。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北京大学是他们承认的大学，只要拿出北京大学的文凭一看，就报上名，入了学了。
到美国以后，觉得样样新奇，跟中国不同。我当时作了一个对比，归结起来说，中国是个“官国”，美国是个“商国”。在中国，无论什么事，都要经过像进衙门那样的手续。就拿北大说吧，北大的学生无论对学校有什么请求，都得写呈文呈报校长，等着校长批。校长的批示，也用玻璃匣子装着挂出来，上面写着“校长示”。美国则不然，即使国家最大的事，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布出来。我在纽约街上看见贴了些大标语，上边写着：“加入海军，周游世界！”原来那时候正在动员群众参加海军，就用“周游世界”这种利益以为号召，并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实这种分别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