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赚钱的方法，也真是无孔不入，而中国人则是有孔不入。有个中国同学，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了，受了一点微伤。第二天就有律师找上门来，对他说：“照法律你可以提出诉讼，叫车主赔偿你的损失。你要是愿意起诉，你也不必操心，一切手续全由我们办。等到赔偿费要来了，给我们分几成就可以了；即使得不到赔偿费，我们也不向你收费。你可以坐在家里拿钱好了。”这位中国同学照中国的规矩，想着既然没有大伤也就算了，觉得不必起诉了。当时我在美国东部，景兰在美国西部，相距很远，到美国后还没有见面。暑假到了，我就到景兰住的地方过了一个暑假，又回纽约。回到纽约以后，看到在暑假中寄来的一封信，那是一家铁路公司寄来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听说你要到西部去旅行，请你坐我们的火车，可以买来回票，价钱打八折。”我心里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我要到西部去？而买来回票价钱八折，可以省不少的钱。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办法，来回都是买单程票，没有占到这个便宜。我想，铁路公司为什么叫买来回票而且打折扣呢？原来美国有许多铁路公司，到一个地方不只靠一条铁路线，要是在一家公司买了单程票，将来回来时是不是再走这条铁路线就不一定，很可能旅客要换一条铁路线。要是买来回票，那么旅客回来时就非走原线不可了。这家公司卖出了一张来回票，就等于它卖了两张单程票，虽然是打了折扣，但总比只卖一张单程票好。而旅客呢，虽然来回都必须走这条铁路线，不能再走别的铁路线换一个样子，但是也可以少花一点票钱，这就是两得便宜。各种交通工具在卖票的时候，都是这样打算盘。旅客也都知道买一张来回票，比买两张单程票便宜，不过我们这些不会做生意的人不知道而已。
在当时的美国，种族歧视是普遍的现象。听说在美国南部，这种现象更是显著。他们先把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白色人，一种是有色人，凡不是白人，都是有色人。黄人也是有色人。但是他们又把黄人分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强盛，美国人认为日本人要比中国人高一级。他们看见穿戴比较整齐的黄人，都先问：你是日本人吗？如果说不是，是中国人，他们的敬意就差得多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有两种称呼，一种是Chinese，这是一般的称呼；一种是Chinaman，这是含有侮辱性的称呼。我们在街上走，在有些地方，往往有小孩子跟着叫：Chinaman！Chinaman！遇见这种情况，我们只好赶紧走开。往往有些房间出租，下边写着：“不租给有色人”或者“不租给中国人”。有个日本朋友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到理发店去理发，刚坐在椅子上，那个理发师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人？”他说：“我是日本人。”那个理发师说：“我不给日本人理发。”这个日本人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人？”那个理发师说：“我是犹太人。”这个日本人说：“我的发也不让犹太人理！”站起来就走了。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碰到一次美国的总统大选。到了投票的一天，我到附近的几个投票站看了几遍，也看了他们的选票。选票上印了一大串各党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只许在名字上打上同意或不同意的符号。原来美国选举总统，并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间接选举，选民所直接选举的并不是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都选出来以后，他们再到华盛顿开会，选举总统。所以选票上印出来的，是各党派所提名的总统选举人的名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间接选举慢慢地改为直接选举。不过没有改变选举的形式，在形式上还是间接选举。但是在各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旁边加上几个字：“为某人”，这个“某人”就是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就是说，这些选举人都是要投那个“某人”的票的。这样，这个间接选举在实质上就变为直接选举了。可以说是形式上没改，而内容上改了。中国有句话说：“换汤不换药”，说的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美国的这种办法，可以叫作“换药不换汤”。他们讲究的是实际不是形式，而中国这一方面倒是只讲形式不讲实际。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不同吧。封建主义办事，靠官僚。官僚主义有一个办事的方法，叫“瞒上不瞒下”。因为掌握官僚升降的人，是上，而不是下。官僚们只需在形式上作一点布置，瞒住上面的眼就可以了。下面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当然也有上下都瞒的，叫“欺上瞒下”。美国大选时的选举票上，把两大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名字都印上，也印有几个小党所提名的候选人的名字。听说，新出现的小党，要想把它们所提名的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是很不容易的，要通过许多的限制，经过许多的手续，还要交一笔保证金，保证这个党能够得到选民投票数的百分之几，如果得不到，保证金就被没收了，而且在下一次选举中，也没有印在选票上的资格了。所以选举基本上为两大党所垄断，所操纵。在投票和开票的时候，都有两党的代表监视，谁也不能在其中作弊。这就是互相监督。
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有一个中国资本家名叫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纺织业发了大财，他捐了一笔款给北大，叫送五个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所给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都多。我们那时候的官费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当时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清朝末年曾经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现在是戏用这个典故。还有一个孟寿椿，本来也可以去，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不能去。这五个人都自愿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叫孟寿椿也去了，实际上是“六大臣”。在这六个人中，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缺点是英文比较差，社交比较差，穿戴比较随便。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显然有两大派。一派就是像方才说的那些人，这一派以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为典型。还有一大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少，对于政治不大感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还有些人讲究搞恋爱，学跳舞，以及吃喝玩乐之类，这些人毕竟是个别的，是很少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国学生，男的多，女的少，女的不到男的十分之一，在恋爱问题上竞争是很激烈的。当时就有一个笑话，说是搞一次恋爱，要有一年睡不着觉。先是看中一个满意的对象，闹单相思，这要三个月想得睡不着觉。以后是进行追求，这要三个月忙得睡不着觉。追求有点成功，看起来有点希望，这就要三个月喜欢得睡不着觉。最后是吹了，前功尽弃，这又得三个月气得睡不着觉。这虽然是夸大其词，但是搞恋爱确实是极其麻烦的事。
在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于学位的态度很有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例如外国语，英文在美国当然不能算外国语，要得博士学位，必须要学第一外国语、第二外国语，那就是在英语之外还要再学两种外国语。有些学校承认中文也算是一种外国语，有些学校不承认。所以很多留学生，只要得一个硕士就够了。我是想要得个博士。我的想法是，学校所规定的那些要求，就是一个学习方案，它所以那样规定，总有一个道理。照着那个方案学习，总比没有计划，随便乱抓，要好一点。
在我上学的最后一年，景兰也从他所在的学校毕业了，也到纽约来上哥伦比亚研究院。这一年，河南的官费不能按时寄来了。当时在华盛顿，有两个留学生监督。一是清华的留学生监督，专管清华学生；一个是中国教育部的留学生监督，管各省去的中国学生。各省都按期把它们所负担的经费寄给教育部的留学生监督，他按期分发给学生。这时候各省都不能如期寄款给留学生监督。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发生问题了。留学生监督向各学校作了保证，学费可以缓交，但是生活费他无法解决。这些留学生可以自想办法，各谋生路。办法之一，就是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点报酬。比较普通的是在附近的饭馆内做侍者。这在美国是普通的事，做事的人并不觉得难为情，别人也不另眼相看。美国的学生这样勤工俭学是常事，有些人是因为父母的收入不多，不能供给他上大学；有些人是特意不靠父母，靠自己的力量上学。他们的想法是，只有独立，才能自由，经济上的独立，是一切独立的基础。我觉得，这种思想也表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认为劳动可耻，能上不能下，这是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不以劳动为耻，能上能下，这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我也在附近的一个饭馆里找了一点工作。任务是把顾客用过的盘子收拾起来送到洗盘子的地方。每天做一点钟，可以在那个馆子里吃一顿“正餐”，包括一汤一菜，一份咖啡，一份甜食，面包随意吃，当时定价美金五角。有一天，纽约中国城内有一个什么会，找一个中国留学生去讲演，他们叫我去了。讲的有点长了，耽误了上工的时间，我出了地下铁路的站门，赶紧往饭馆里跑，到了那里，营业已经开始了。老板大怒，说你以后也不必来了！我失业了。可是也得到一种补偿。不久我那次讲演的一个听众，写信给我说，他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写下来，标明书的页数，叫我填上相当的中文字，每个字给报酬若干，他想叫我当他的“活字典”。我想这倒不算困难，即使有些字我这个“活字典”不行，还可以替他查“死字典”。我记不清每个字的价钱确切是多少，但是总的说起来，一天也不少于五角之数。后来我又到另一家饭馆找到一点工作。任务是刷盘子。这个工作比我原来那个工作还要省力一点。原来那个工作需要来回走动，在顾客多的时候，来回跑还来不及。这个工作不需要来回走，只是站在一个地方，等别人把用过的盘子送来以后，把盘子竖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把木板推进到一个水箱里，拧开水龙头，就有开水放出来冲洗，过一两分钟把水箱打开，盘子已经被冲得一干二净了。然后把盘子取出来，放在一起，等着别人来取。
我也向哥伦比亚大学请求过奖学金。杜威先生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的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这个请求没有成功。据说是送进去的时间太晚了。不过他们也给了我一个闲差事，任务是管图书馆里面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八元。图书馆也订了几份中国报纸。所谓管中国报纸，就是中国报纸到了，由我到收发信件的地方把报纸取出来，送到图书馆中文书籍阅览室，把报纸上了夹子，放在架子上。这样简单的工作，也不是每天都有，因为当时的邮政交通靠邮船，不可能每天都有邮船从东方来，平均每星期有一次。我看到同学们中间有人收到新从中国来的信，就到学校收发室取出中国报纸送到图书馆。这样轻松的工作，大概也就是照顾吧。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
像这样对付，总算是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到了1923年暑假，我的论文答辩通过了，景兰也得到了硕士，我和景兰同别的同学一道，经过加拿大回国了。我们回到开封，母亲已经先到开封等候我们，把家都安置好了。我在出国前已有一个女儿，景兰已有一子一女，都跟着我母亲在老家，由我母亲抚养。这时这三个小孩都跟着祖母到了开封，全家大团圆。
这时候，河南的教育界也起了变化。原先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升级了，改为河南的省立大学，定名为“中州大学”。师资缺乏，要靠我们这一批留学生回来补充。我们在回国之前，中州大学都已经同我们取得联系。我被内定为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长），回到开封以后，就走马到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