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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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总论(12)

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

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组合起来的价值系统。这一价值系统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为基本精神,体现和反映着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内在基质。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永不停止地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生,它表现了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不断进取的拼搏精神和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斗争勇气。《周易·上经》论述乾卦时有“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像天道一样永恒地运行不休,所以君子应当效法乾道,自己坚强起来,不断地求进步,永远不停止不休息地去努力。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志士不可以不具备强劲的力量和坚韧的意志。因为他所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所要趋达的目标遥远。以实行仁爱道德于天下为自己的己任,这一责任难道不重大吗?永远为这一理想而奋斗,至死方休,这一路程难道不遥远吗?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曹操作《龟虽寿》,其中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句,凸显出了自强不息和发奋向上的精神气概。北宋张载所立下的宏伟志向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凸显出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优秀品质。

中华民族依凭自强不息的品质艰苦创业,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华文明初曙的时代,我们民族的先祖就开始了艰苦创业、利用厚生的伟大历程。史载炎帝神农氏教民稼穑,始制医药。“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淮南子·修务训》)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乐以忘忧,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的品格是自强不息精神的深刻诠释。中华五千年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曾对世界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结果,是无数华夏儿女创业、守业和扩大、发展事业的生动体现。

厚德载物,就是具有宽容精神和开放大度的视野和胆识,能够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不轻易否定他人、他国的长处和成果,不去侵犯他人和其他国家,始终与他人、他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周易·坤卦》有言:“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徳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是一个德量涵养的过程,包含着虚怀若谷、豁达大度、谦虚谨慎等多方面的内容。老子认为,“上德若谷”,真正有道德的人“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老子》十五章),他为人处事胸襟宽广、豁达大度,就好像幽深的山谷一样,能够包容人世间的一切。庄子推崇容纳江河百川的海洋襟怀,《秋水》描写的河神见到海若“望洋兴叹”,含有面对广阔无垠的海洋所生发出的一种对博大浩瀚和宽厚大度的无限惊羡和赞美,中心意思是教人们超越自身的局限,去认识宇宙或自然的永恒或无限。谦虚慎独是一个人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和美德。人非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因此只有谦虚向学才能够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从总结历史的高度深刻阐发了“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他说:“《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总体来说,与西方天人相抗、人我二分的伦理致思趋势有别,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以天人合一、人我和谐、贵和乐群为核心,充满着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向往和肯定,有所谓的“家和万事兴”、“一家之计在于和”、“和气生财”、“协和万邦”之说。中华民族道德生活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其核心理念则可以一个“和”字来表示。“和”作为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精华,乃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共识,“和实生物”则是其理论总结。中国人崇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主张“和气生财”,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同时,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特别强调团结友善,认为团结是力量的源泉。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韩非子·观行》)。因此,“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个人应当与他人团结才能形成力量。友善,是人对人应有的态度和品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主张与人为善,倡导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并把与人方便看作对自己的方便。道家也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勿居”,提出“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命题,并且主张以德报怨,极大地表彰了与人为善的价值。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构成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对外来文化,中国伦理文化抱着一种“亲仁善邻”、宽容兼包的和平主义态度。诚如孙中山所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60]而这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效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和平世界的构建。

第五节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的应有视角、方法和价值

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纵贯五千年,涉及的领域和层面,不仅博大繁复,而且精深厚重,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或成员身上均有不同的表现。中华民族素以崇尚道德的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也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一种内在精神。中华民族现代的道德生活是从传统的道德生活发展变革而来的,对传统道德生活多有损益性的转化与改造。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发生发展的历史,需要坚持正确的方法,在视角上也应当小大兼备,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初露的新世纪新阶段,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发展史,继承其有益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或因素,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研究的应有视角

研究视角的拓展与理性抉择,决定着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以及所能达到的水平。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需要我们从宏观总体与微观具体多向度用功,彰显“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研究范式,实现大德与小德的共同呈现,使其符合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原初状貌,使研究成果真正有益于当代人的道德认识,并成为当代新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

1.致广大而尽精微

《中庸》有“致广大而尽精微”之说。“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可以指主体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追求,也可以指认识事物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广大”是指全景或全局,即对自己研究对象的历史和未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较为全面的了解,深知其源自何处,流向何方。所谓“精微”是指具体和细节,即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个案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做到极致。“尽精微”的目的是为了“致广大”,而“致广大”的结果又促进了“尽精微”。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认为,理论研究必须既有一定的深度又有一定的广度,不能只深不广,也不能只广不深,深度和广度必须互相结合。“或极思之深而不能致思之大,或致思之大而不能极思之深……深者大以广之,大者深以致之,而抑以学辅之,以善其用,而后心之官乃尽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因此“广大”与“精微”并非是相反相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小大结合实质上就是宏观整体研究与微观具体研究相结合。

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对墨西哥乡村地区研究时,开创性地使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并于1956年出版了《农民社会与文化》,首次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一对概念,用以说明在复杂社会中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以都市为中心,以士绅阶层为发明者和支撑力量的文化。而小传统指的是乡民社会中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的文化。[61]大传统体现了社会上层生活和知识阶层代表的文化,多半是由思想家、宗教家经过深入思考所产生的精英文化,或是精雅文化,而小传统一般是社会大众的下层文化或民间文化。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会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会不牢固。一般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所以大传统中的伟大思想或优美诗歌往往起于民间;而大传统形成之后也通过种种管道再回到民间,并且在意义上发生种种始料不及的改变。

中国文化很早出现了“雅”和“俗”的两个层次,恰好相当于上述的大、小传统或两种文化的分野。“雅言”是士大夫的标准语,以别于各地的方言。但是“雅言”并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涉及一定的文化内容。孔子“《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而礼、乐、诗、书在古代则是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这恰好说明“雅言”即是中国的大传统。中国的“雅言”传统不但起源极早,而且一脉相承,延续不断,因此才能在历史上发挥文化统一的重大效用。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独步的。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代,中国的大传统仍然继续维系着一种共同的文化意识。中国人很早便已认识到大、小传统之间是一种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余英时指出:“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至终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62]大传统是从许多小传统中逐渐提炼出来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不但大传统(如礼乐)源自民间,而且最后又回到民间,并在民间得到较长久的保存。“中国古人也自觉地要把大传统贯注到民间,以改造小传统,这便是历史上所常提到的礼乐教化与移风易俗。”[63]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精英文化通过以礼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平民百姓,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形成百姓日用之学。在这种文化模式中,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渗透,使得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人群对伦理价值的认同,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