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过程来看，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的轨迹，它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清理、改造和继承旧有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并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化育功能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随即在全国展开了一场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经过这次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基本清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了敌我界限，同时也初步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国知识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组织上纯洁了知识分子队伍。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有的单位思想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并以讨论电影《武训传》为起点，掀起了一场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批判运动。”[26]
新中国成立后，“双百”方针的提出也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双百”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过程中所逐渐确定的关于发展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共八大将落实“双百”方针写入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吸取历史上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总结自己和借鉴外国党指导学术文化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虽然“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并非一帆风顺，但是这一方针的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火红的年代，火热的生活激发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工作者的热情，他们深入生活，创作了一大批讴歌社会主义、讴歌共产党、讴歌各条战线所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的优秀作品，而这些作品又成为鼓舞人们改造思想、移风易俗、奋力进取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浩劫。“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宰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学术研究和文学艺术作品充斥着批判、斗争、揭发、专政等字眼，传统文化遭到彻底批判和否定，西方文化被彻底拒于门外，马克思主义遭到歪曲和教条化对待，一大批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在思想文化领域，可以说“样板压倒一切”。“表现在文学上，形式主要是样板戏，还有样板小说、样板诗歌、样板散文等。样板文学是当时的官方文学和主流文学，主要特征是宣扬阶级斗争和片面塑造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它带有浓重的‘左’倾色彩，遏制了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阻碍了文学的繁荣，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方针。”[27]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畸变对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刻板化、模式化、形式化的氛围笼罩着人们的道德生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思想文化领域迎来了发展繁荣的春天。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捆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也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被压抑已久的热情开始释放出来，一大批反思“文革”、探讨人性和反思生命尊严的作品迅速推出并广为传播。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外的各种思潮也开始迅速传入，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起来，人们多元的价值取向有了借以表达彰显的方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社会稳态发展延续的节奏，特别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并不是一种没有矛盾纷争的静滞的局面，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张力，不同思潮和价值观之间的交锋碰撞空前激烈：传统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高雅的与通俗的，前卫的与古典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等不同思想文化元素都在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中浮现出来，寻求自己的话语权和受众群体。其实这众多不同的文化思潮都在极力推介自己的价值观念，而这必然会反衬出五彩缤纷的道德生活场景。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局面并没有改变主导价值观念引领统摄人们道德生活的格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对人们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也在不断增强。
总之，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三大支撑系统，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其他生活领域都与此相关或者是其分化的结果，循着这三大生活领域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演变的轨迹，我们就能够捕捉到现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脉动。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道德生活是弥散的，氤氲的，试图将其孤立化必然会对其造成人为删削的后果，但是一旦将其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又必然产生理论对生活的建构效应，这既是研究的局限也是研究的必然结果，实则这种张力本身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是选择按照一定的理论逻辑来展开现代中华民道德生活的画卷。
注释：
[1]杨威：《启蒙与批判：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重建之路》，《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S1期。
[2](美)麦克法考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卷序。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7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1页。
[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8]周恩来：《全面发展，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见《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4页。
[9]同上。
[10]《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7～612页。
[11]郭笙：《关于集体主义与集体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12]《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3期，第46～47页。
[1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894页。
[14]《罗国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页。
[1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8页。
[16]同上书，第154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18](美)麦克法考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
[19]同上书，第70页。
[2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0页。
[21]夏伟东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2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4～905页。
[23]邓力群：《介绍和问答——学习〈关于建党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张华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24]同上书，第17～18页。
[25]邵景均：《反腐倡廉是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求是》2006年第17期。
[26]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27]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