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同年3月，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3.农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经过十年的迟滞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包产到户协定，四川等地也开始探索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制约作用。但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僵化的经济体制之下，实行单一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束缚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一直处于落后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并在全国普遍推广。这一改革措施，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也找到了解决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突破口。随着生产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日益完善，必然引起多种经营、专业分工的发展，进而使承包经济逐步提高到专业承包和经济联合，充分体现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着重进行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和农业技术改革，并以此来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这是农村改革进入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农村改革使我国农村经济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它的成功，为城市的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宝贵的经验。
4.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70年代末涌出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源头之一。1980年8月，中共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都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因此，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乡村家庭工业和小商品市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另一个历史源头。1979年9月，中央宣布：“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去批判。”在珠江三角洲，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第一代老板洗脚上田。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1条作了如下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至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可。1988年4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1条增加了如下内容：“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到20世纪末期，非公有制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态势，并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平均增长9.5%，而个体、私营经济年增长速度超过20%。每年均增600万个工作岗位。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中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的第四次修正。其中，《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年，100名非公有经济人士被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称号，这是共和国赋予建设者的最高荣誉。
5.外资企业的发展
1986年12月，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际快递巨头——敦豪，在中国建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紧随其后，TNT、UPS、FedEx等国际快递业中“天王”级企业也陆续进入中国市场。国际快递业务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但敦豪等企业在整个操作流程中推行了极为严格的标准化作业规范，同时全球性的物流配送网络也是快递巨头成功的关键。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进入中国，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92年在天津注册成立摩托罗拉电子有限公司。在手机业务崛起之前，摩托罗拉的BP机业务从中国市场中收获颇丰。1988年，一家拥有166年历史的美国公司P＆G进入中国，这家日用化工行业的跨国巨头在中国广州成功地建立了第一家合资公司，并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宝洁”。宝洁公司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而且几乎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和习惯，如刷牙、洗发、洗澡、洗衣的周期和质量等。总之，外企在中国的发展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日益迅速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变革，人们在从可口可乐那里获得一个气球、从肯德基那里品尝到第一块鸡的同时，也接受了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的熏陶。在与外企竞争与较量中，中国企业更加注重国际化的管理模式，而外企也越来越感受到实现管理本土化的重要性之所在。
6.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称“邓小平南方视察”。在南下视察中，邓小平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与理论作了系统阐述，为即将召开的关系全党和国家命运的中共十四大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全面准备。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一个时期以来经常困扰着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谈话已经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封篇之作，成为他对后世的政治交代。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大会还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由此打开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崭新局面。
7.西部大开发
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历史存在和过分扩大，成为一个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担任副组长。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国务院西部开发办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当年新开工了“十大工程”，即宁西铁路、渝怀铁路、西部公路建设、西部机场建设、重庆轻轨、涩北—西宁—兰州输气管线、青海30万吨钾肥工程、西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西部高校基础设施建设、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等。2000年6月29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全线正式开工。这条铁路长达1118公里，预计2007年完工。青藏铁路将纵贯青海、西藏两省区而成为沟通西藏、青海与内地联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通道，同时也成为西部腹地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这些年，是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巩固、加强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边境安宁与社会政治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8.农民工的兴起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工开始涌现。他们可分为两类：一是离土离乡的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的厂矿、机关、商业、服务行业劳动；二是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在本乡本村的乡镇企业或在附近城镇的工厂、商店、机关劳动。1990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突破5000万人，2005年突破1亿人，2006年达到1.3亿人。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农民工总量约为2.25亿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亿人。过去我们说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从研究结果来看，结构已经发生变化。60年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化产业的推进，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了农业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7年劳动力共7.6亿，其中3.2亿务农，4.4亿非农业人口。在2003年举行的中国工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但农民工与建国初来自农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它不但是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大量补充，也是对现有产业工人的有力冲击；其次，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进入工人队伍的过程不同，这次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资、外资、私营企业，成为典型的雇佣工人；再次，农民工享受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总之，大批农民工的出现，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改变了千百年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人口结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9.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税的取消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民至今仍占人口的大多数。把农村、农民、农业的问题解决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从2004年到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6年发出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强调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农民每年必须缴纳的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使全国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5955亿元，比上年增加1637亿元，增长37.9%，其中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这些，为改善农民生活，为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创造了重要条件。
10.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