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与华盛顿的关系由来已久。我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长大，就读于圣玛丽小学，从此处沿着芒特弗农大道走出13公里远，就是这位伟人曾经生活和经营过的庄园。因为我的学校离芒特弗农庄园很近，老师们（她们都是修女）就经常带着我们去这个历史遗址朝圣，探寻这位美国最伟大的俗世圣徒留下的踪迹。回头看来，与今天相比，当年的游览并不能让人掌握太多的历史知识。比如，我完全不记得有谁曾经提起过奴隶制。倒是记得有人告诉我们，“华盛顿的木头假牙”是虚构的故事——这使我第一次明白，不能总是相信历史书中写的内容。我之所以记得十分清楚，是因为那次游览的高潮部分就是参观华盛顿的假牙，它被放在玻璃展柜里，看来就像一个由金属和骨头做成的、货真价实的大刑具。除此之外唯一还记得的，就是从庄园宅邸东边的阳台望出去是波托马克河（Potomac）壮观的景色。[2]
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10岁上下时，每年都会和小伙伴们一起趴在一个油毡搭成的单层车库顶上，观看纪念这位伟人诞辰的游行队伍穿过华盛顿大街。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时刻，因为不用去上学，还可以观看各种学校乐队的演出，这些学校往往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乔治·华盛顿中学”“华盛顿和李中学”等。母亲还会给我1美元，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这样，我就可以用印有华盛顿头像的钞票，在当地为纪念他而进行“美元日促销”的小店中买东西。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河对岸那座以华盛顿命名的城市中。它是我父亲每天工作的地方，市景的主要特征就是与伟人有关的宏伟遗迹。
我想说明的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历程，华盛顿似乎无所不在，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除了那些假牙和芒特弗农庄园的阳台以外，华盛顿依然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抽象概念。他就像某种杰斐逊式的真理，确实存在，不言而喻。而所有自明之理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多加置喙。我们对他太熟悉不过，以至于不会有人觉得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为此举行一年一度的游行。
对我而言，与托马斯·杰斐逊或亚伯拉罕·林肯相比，华盛顿的影响更加无处不在，但也更加遥不可及。如果你去潮汐湖（Tidal Basin）或国家广场[3]（the Mall），就能在杰斐逊纪念堂或林肯纪念堂中读到那些富有魔力的句子（“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我们对任何人都抱好感……”）。但华盛顿的纪念碑上却没有只言片语，沿着扶梯拾级而上，我们只能在两边的墙上看到游客的信笔涂鸦。杰斐逊看起来就像耶稣一样降临人间，直接向我们宣道；而华盛顿却如同上帝本人，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或者正如我下文要描述的那样，杰斐逊就好比出现在超级碗[4]（Super Bowl）赛场上空的飞艇，向比赛双方发出加油鼓劲的信号；而华盛顿则游离在尘世之外，缄口不语，宛如来自遥远朦胧的月亮。
也许你会因此把我接下来的文字看作是登陆月球的一次尝试，预想这场阅读必定充满神奇与新鲜。然而，就我曾趴在华盛顿大街边某个车库顶上的时代而言，当时抵达月球的技术条件尚不具备。那时没有注释详尽、现代版本的华盛顿书信集，所以我们无法一一阅读他发出或收到的每一封信，也无法看到编者对所有主要人物、历史事件和争论所做的大量注释。现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已经出现了非常有用的版本，任何希望追溯华盛顿的一生及其时代的人，都再也不会缺乏历史证据了。而《华盛顿文集》（Washington Papers）的现代版本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富矿，尘封在华盛顿家族阁楼中的片言只语都被收集在一起，进行了编目、整理。这项巨大工程收集的材料非常完整，只有独立战争最后三年和后一任总统任期内的材料还稍显不足。尽管上述年代特征复杂，编辑们将会耗尽他们的全部精力，花费的时间也将超出人们的想象，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公正地说，现在可供我们使用的历史遗留证据，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任何传记作家或历史学家曾经有过的期望。这位美国的开国元勋如今就坐在我们跟前：他备受攻击，暴露无遗，并且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们准备好倾听他的故事了吗？提出这个问题可不只是为了增添文采。以莎士比亚和弗洛伊德为代表的那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孩子在接近自己的父亲时，都会感到很难完全打开自己的内心。华盛顿以最要命的形式使我们面临所谓的“父权问题”：他出现在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出现在国家广场，也出现在美元纸币和硬币上，却总是作为一个符号存在——遥不可及、冷冰冰且令人生畏。理查德·布鲁科舍（Richard Brookhiser）所做的概括十分精当：他在我们的钱包里，而不在我们的心中。至于我们的内心，各种变化不断地稍纵即逝。依赖与反抗、热爱与畏惧、亲密与疏远，这些念头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翻腾起伏。每一位家长都可以证明，起初孩子们相信父母永远不会犯错；后来却认为父母做什么都是错的——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想杀死自己的父亲。从美国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来看，我们对所有的建国之父，尤其是华盛顿，都抱着这种被原始欲望所主宰的情感模式，激烈地摇摆在对其顶礼膜拜和作诛心之论之间。就华盛顿的例子而言，这一症状既体现在帕尔森·威姆斯[5]构造的那个从不撒谎、圣洁高尚的男孩身上，也体现在对这位美国史最已故、最白人的男性[6]所下的各种否定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