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给林语堂留下了这样的性格烙印。作为漳州天宝镇五里沙的一个村民，林至诚在24岁之前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24岁了，在当时的环境中，应该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了，事实上也是如此，林至诚已经承担起家庭重任，如果不是乐观的成分驱动，他可能讲究的是多卖几样东西多赚几个小钱维持家庭生活，但他选择了上神学院，就是这样的选择，造就他的命运出现拐点，才有可能在神学院学习之后被派到也许他原来陌生的坂仔传教，才有了林语堂在平和坂仔的出生和接受启蒙教育，坂仔才和一个世界闻名的大师有了脐带一样的血脉相连，换一个角度，也许可以说因为在坂仔，才孕育了林语堂这样的大师。
在坂仔传教的时候，林至诚第七个孩子出生了，那就是林语堂，在8个孩子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孩子。当时的坂仔，绝对是个偏远的乡村。林至诚刚到坂仔传教的时候，坂仔的礼拜堂建设还是个空白，他在当地拓展教徒的时候获得支持，把河边滩涂的荒地划给他作为建设教堂的用地。就在那块荒地上，他先建起了五间同字形的小平房，其中有一间还有个小小的阁楼，作为自己和家人的栖身之地，也是教堂的最初雏形。在以后的日子，教堂逐渐扩建，直到1907年，占地数百平方米的教堂建成了，在当时坂仔，这是个浩大的工程，也是不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支撑，坂仔的礼拜堂不可能如此的富丽堂皇。
林至诚不同于世俗的人还在于他的目光。他没有安逸于乡村牧师的生活，他把希望的目光延系在子女身上。他每天早上8时摇铃让子女起床集中，各人派定古诗诵读，父亲自为教师，子女们还要承担一定的家务活。在1900年，他就创办了教会的免费学校铭新小学，吸纳教徒及其他们的子女学习文化。在当时，他订了“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发行的周报《通问报》，把山村生活和外界联系打通一扇窗口。他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期待自己的孩子上这样的大学，这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巨大的影响。于是，林语堂的兄弟姐妹都上学，尽管后来因为经济原因，林美宫不得不中断学业，但在当时，女孩子能读到高中毕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而林语堂，在10岁的时候就和他的兄弟一起离开家乡，到100多里外的厦门就读，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还学习英语，这不能不叹服林至诚的目光远大和他的乐观。那种时刻存在理想的乐观，让他超越自己的能力，把子女送到更好的环境接受教育，也因此才造就培养了林语堂。
林至诚是浪漫乐观的。他在月夜之下，奔走于坂仔的各个不同角落传道，为教徒送上“上帝的福音”。在教堂的河对面村落，林至诚知道那里晚上经常有村民聚集聊天。于是他顺着简易木桥而过，到那里传教。因为匆忙奔走，有一次他回到家没有及时换衣服，也没有把汗擦干，因此染上肺炎，差点儿死去。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乡村牧师在月夜下匆忙行走的身影，恐怕这不仅仅因为敬业，而是和他浪漫乐观的情怀有关。
林至诚还是豪爽潇洒的。他曾经为了一个卖柴的农夫，挺身而出，和漫天收税的包柴税乡绅大闹，并说要告到县里去，乡绅才销声匿迹而去。在他心目中，不能存在这样的欺诈现象，而是买卖公平，税收合理的理想状态。乐观的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不公行为，导致年逾花甲的他挺身而出。
林至诚爱笑，他也教他的孩子们要多笑，兄弟姐妹之间不能吵架。林至诚笑的教育很成功，笑成了是林家人的标志，笑使得这个多子女的大家庭一团和气。林至诚把身上最真最纯最美好的一面交给了林语堂。林语堂也成了林至诚式的林语堂。林至诚以一个中国乡村牧师的睿智、父亲的慈爱成就了一个享誉东西半球的世界级作家。在林语堂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生活的艺术》中，我们还时时可以看见这位乡村牧师的影子。林语堂的闲适、平和、幽默和快乐的人生观，不能说没有林至诚的影响。因此，林语堂在归纳他的人生成就的时候，把他父亲、坂仔西溪的山水和二姐列为三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