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一家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安德鲁和理查德，还有女儿柳克丽霞和她的丈夫，托马斯·奥尔德船长。他们都住在艾德伍德·劳埃德上校中心种植园的一栋房子里，我的主人为劳埃德上校办事，也是总监工，可以算是管着监工们的监工。童年时，我旧主人的家里住了两年。就是在这里，我目睹了第一章中所记录的血腥行为；因为我是在这个种植园里对奴隶制有了初步印象，我将描述一下这个种植园和当时里面奴隶制的情况。这个种植园在托尔伯特县，在伊斯顿北边大约十二英里，位于迈尔斯河岸边。园里的主要收成是烟草、玉米和小麦。这些都是大批量地种植；这个种植园，再加上他名下的其他几个种植园，使劳埃德上校一直有能力雇一艘大的单桅纵帆船把货物运到巴尔的摩的市场。这艘船名为“莎莉·劳埃德”号，以纪念上校的一位女儿。主人的女婿奥尔德船长拥有那艘船；但是，船上的人手用的是主人自己的奴隶：彼得、艾萨克、里奇和杰克。这几个人备受其他奴隶的尊敬，被视为种植园里的幸运儿；因为在其他人看来，能获准去见识巴尔的摩可不是件小事。
劳埃德上校自己的中心种植园里有三四百个奴隶，邻近一些农场里的很多奴隶也属于他。离中心种植园最近的两家农场叫“怀镇”和“新设计”。“怀镇”归一个名为诺亚·威利斯的监工管，而“新设计”的监工则是汤森先生。这两家以及其他农场的监工，人数加起来超过二十人，都归中心种植园里的管理者们管，听他们的的建议。这里是庞大的办事中心，共管理着二十家农场。监工之间的冲突都在这里解决。如果有奴隶犯了大罪、不服管教或是有逃跑的迹象，他立马被带到这里，受到狠狠的鞭打，再被押上单桅船运到巴尔的摩，卖给奥斯丁·伍尔福克或是别的奴隶贩子，以此警告其他奴隶。
其他农场的奴隶也从这里领取每月的食物配额和每年要穿的衣服。奴隶，不分男女，每月的食物配额都是八磅猪肉或同样重量的鱼肉，还有一蒲式耳[1]的玉米吃食。每年的衣物包括两件粗亚麻衬衫、一条和衬衫差不多材质的亚麻裤子、一件外套、一条过冬的粗棉布裤子、一双袜子和一双鞋；全部加起来不到七美元。奴隶孩童的配额发给他们的母亲，或是照顾他们的老妇人。还不能下田干活的孩童们拿不到鞋、袜子、外套和裤子。每年，他们的衣物就只有两件粗亚麻衬衫。如果这两件衣服没撑过一年，他们就只能光着身子，等下一个发配额的日子。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一些七到十岁的男孩和女孩几乎赤身裸体。
奴隶都是没有床的，除非一条粗毛毯可以算作一张床，而且毛毯只有成年男女才有。但是，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苦难。比起来，没时间睡觉才更加痛苦；因为干完田里的活计后，大多数人要洗刷、缝补和烧饭，他们又没有或仅有几件这些活儿所需的常用工具，只能借睡觉的时间用来准备第二天田里要干的活儿。做完之后，男女老少，不管单身还是已婚的，都挨个倒在一张公用的床上——那就是冰冷潮湿的地面——每个人身上盖着薄得可怜的毛毯；就这样睡着，直到工头的号角声把他们叫起来去田里干活。号角声一响，所有人都必须起床，赶到田地里去，不能有片刻的犹豫；每个人都必须到位；没有听到这个召唤的人会遭殃；如果声音吵不醒他们，身体的痛感会让他们醒过来：不论年纪或性别，没人会受到偏袒。监工塞维尔先生，常常站在住处的门边，手里拿着一根大山胡桃木棍和一条沉重的皮鞭，随时准备抽打那些没有一听到号角声就做好准备去田地的人，不管他是没听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缘故。
塞维尔[2]先生人如其名：他生性冷酷。我曾见他鞭打一位妇人，打得她鲜血直流，半小时都没止住；而同时，她的孩子们哭喊声一片，求他放了他们的母亲。他似乎乐于展示自己残酷的野蛮行径。除了为人冷酷外，他还骂骂咧咧，亵渎上帝。听他说话足以让人浑身发冷、头皮发麻。他嘴里吐出的句子不是以咒骂开始就是以咒骂结束。在田地里可以目睹他的冷酷和渎神。他的存在让那里变成了一片血腥之地、一处渎神之所。从日出到日落，他不停地对田里的奴隶咒骂叫嚣，甚至鞭打、砍伤他们，方式恐怖至极。他这种生涯很短暂。我到劳埃德上校的种植园不久，他就死了。他在垂死的呻吟中，发出恶毒的诅咒和谩骂，就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奴隶们认为他的死亡是神对他们的庇佑。
塞维尔先生留下的空缺被一位霍普金斯先生填补了。他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他没那么冷酷和大不敬，也不会弄出那么多噪音。他的特点是没有过于寻常的残酷。他鞭打人，但似乎并不热衷于此。奴隶们认为他算个不错的监工。
劳埃德上校的中心种植园看上去像是个乡下村落。各个农场里所有的机械活儿都在这里进行。做鞋、修鞋、打铁、修车、箍桶、编织、磨谷物都是由中心种植园奴隶们来做。这里看起来有种做买卖的样子，和附近的农场大不一样，房屋的总数也超过了附近的农场，奴隶们称之为“大屋农场”。能被选中到“大屋农场”里跑跑腿，被外围农场的奴隶们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特权。在他们印象中，这算了不起的大事了。外围农场里被选中在“大屋农场”跑腿的奴隶，他的自豪之情堪比在美国国会取得一席之地的议员。他们认为这表明了监工对他们极大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他们一直想要逃离田地里工头的鞭打，他们认为这是个极高的特权，值得小心地过活。获得这一荣誉最频繁的人被公认为是最聪明、最可靠的家伙。这个位子的竞争者们都争着讨好他们的监工，那份殷勤和政党里谋求官职者讨好、欺骗人民的手段并无二致。在劳埃德上校的奴隶身上和各政党的“奴隶”身上，可以找到同样的性格特点。
被挑中去“大屋农场”的奴隶，为了他们自己和同伴们的每月配额，都特别兴奋。在路上，在浓密的老树林里，方圆数里都回荡着他们热情的歌声，他们兴高采烈的模样中又流露出浓浓的忧伤。他们一路走，一路作曲唱歌，不管时间，也不管曲调如何。有了想法，就把它唱出来——不是用歌词就是用歌声来表达——而且往往两者都有。有时，他们会用欣喜至极的调子唱出至深的悲伤，有时又用悲伤至极的调子唱出满满的欣喜。他们会想方设法在所有的歌曲中编入和“大屋农场”有关的内容，尤其在离开家时更是如此。他们会兴高采烈地唱出下面的句子：
“我要去大屋农场了！
哦，是的！哦，是的！哦！”
就像合唱队一样，他们齐声唱着这样的歌词，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没有意义的土话，但对他们自己而言却是意义深刻。有时我想，对某些人来说，仅仅是听到这样的歌曲，他们对奴隶制可怕本质的印象，也比读完整套关于奴隶制的哲学著作来得更为深刻。
我当奴隶时并不能够理解这些粗鲁、毫无条理的歌曲所蕴含的深刻含义。我自己身在其中，不能够像自由的人一样去看、去听。它们讲述了一个个悲伤的故事，当时的我无法理解；歌曲的调子响亮、悠长而深沉，它们是备受痛苦煎熬的灵魂所吐露出的祈祷和愤懑。每一支歌曲都是反对奴隶制的证词，都在祈祷上帝能救他们脱离枷锁。这些感情浓烈的曲子总让我情绪低落，内心充满着难以描述的悲伤。听到它们，我总是泪流满面。甚至现在重提这些歌曲都让我感到痛苦；当我写下这些句子时，这种感情已经顺着我的泪沿脸颊淌落。在这些歌里，我第一次对奴隶制非人性的本质有了隐约的了解，愈发厌恶奴隶制，更加同情被束缚的兄弟们。如果有人想要感受奴隶制对灵魂的扼杀，就去劳埃德上校的种植园，在发放配额的那天，藏在浓密的松树林里，就在那里静静地研究那些将要穿过他灵魂的声音——如果这都不能对他产生影响，那只能是因为“他冷酷的内心没有血肉”[3]。
我到北方后发现有人认为奴隶们这样唱歌证明了他们感到满足和快乐，这让我十分震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错误了。奴隶们唱歌唱得最频繁的时候，也是他们最不开心的时候。奴隶的歌代表了他内心的悲伤，就像眼泪缓解了心中的痛苦，唱歌能让他们稍感轻松。至少，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常常借歌消愁，但很少用它来表达开心。在奴隶制的魔爪下，为快乐而哭和为快乐而唱对我而言一样少见。如果人们这么评判奴隶唱歌这一行为，还不如把一个被弃荒岛的人的歌声说成是他的满足和快乐的证明。前后两种情况中，歌曲的情感之源其实是一样的。
注释：
[1]蒲式耳为计量单位。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公制）。（译注）
[2]塞维尔先生，即Mr.Severe，本处采用音译，severe一词本身有“严厉苛刻”的意思。（译注）
[3]此句出自英国诗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的诗作《任务》（The Task）第二卷。（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