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广西专家学者云集桂林雁山园召开首届“桂学研究”研讨会，此后“桂学”成为广西地方学的标志，成为广西文化界、学术界共同精心打造的文化学术品牌。近年来，有关“桂学”渊源及其概念溯源引发热烈讨论，关注焦点集中在康有为《桂学答问》及其《桂学答问序》上。
“桂学”作为历史概念的阐释，从目前学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对“桂学”这一概念的溯源来看，最早提出“桂学”概念者是距今百年的晚清维新变法的著名思想家康有为。1894年冬至1895年春，康有为应邀来桂讲学，住在叠彩山风洞右侧的景风阁，后两室是康有为的住处，前厅即讲学的课堂。“据梁启超说：康有为在桂讲学，其教学宗旨和方法，类如广州万木草堂。对学生的训练，德育培养与智育、体育训练并重。讲学内容，则孔学、佛学、宋明学之外，兼及中西政治、史地、格致、词章诸学。校内以先生讲授，学生札记的方法进行，同时重视校外游历和体操锻炼。而讲经又特重春秋、公羊之学，常以春秋大义启发学生议论时政。”[67]康有为在桂讲学四十多天，为方便弟子学习及其求教者需求，故作《桂学答问》。顾颉刚在刊印本序中指出：“我们对于这册《桂学答问》中所讲的研究学问的方法，千万不要把现在应用的眼光来看它，而要用十九世纪末年一个从经生改行的新学家的读书方法来看它，看它如何沿袭着前人，又如何独辟着新路，看它怎样受时势的影响，又怎样受环境的束缚。能够这样做，我们研究康有为时，就不是研究他一个人，而是研究一个康有为的时代了。”[68]由此可见，《桂学答问》的讲学内容是以新学思想方法阐发读经新义，乃康有为书中所云“孔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69]。康有为在桂期间，一面忙着讲学，一面继续撰写其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旨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而名之曰“桂学”即在桂讲学之义，并非所指桂之学，即广西之学。但在其《桂学答问序》中康有为则满腔热情地记叙在桂期间所见所闻的感受和印象，更多地表达出对广西及其桂林文化教育事迹及其人杰地灵的由衷赞许，实则桂之学的高度概括，其中必然蕴含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折射出在桂讲学之“桂学”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深远意义。
一、《桂学答问序》对广西文教业绩的评价
康有为《桂学答问序》是篇“自序”，与一般“自序”旨在阐发“微言大义”与自我表现有所不同，全篇几乎都是在叙谈在桂期间所见所闻，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有感而发，有意而论，表达对广西文化教育昌盛繁荣状况及其所作成就的评论与赞许。其主要观点可从以下方面分析：
其一，康有为首先从桂山书院悬挂的钦赐匾额谈起，“光绪二十年秋，吾以着书讲学被义，游于桂林，居于风洞，过于桂山书院之堂，仰视楹桷，金题靓然，天藻绚烂，有‘明经行修’四字，旁有板，锓其词曰：‘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康国器奏重修省会书院请颁匾额一折。广西省城向设秀峰、宣成、榕湖三书院，因年久倾圮，筹款兴修，现已一律工竣，着南书房翰林各书匾额一方，交该护抚祗领悬挂各书院，以示嘉惠士林至意，钦此。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康国器敬刊。’凡一百十有八字。盖穆宗毅皇帝所赐先臣请颁秀峰、宣成、榕湖三书院匾额之诏书，而先臣刊示民者也（赐秀峰额曰‘书岩津逮’，宣成额曰‘道德陶钧’，榕湖额曰‘经明行修’）”[70]。这段叙述包含有三层意思：一是桂林书院众多，名气远扬，其中秀峰、宣成、榕湖三书院分别获得同治皇帝钦赐“书岩津逮”、“道德陶钧”、“经明行修”题匾，均含褒扬之义，折射桂林书院历史传统及其文化教育之繁荣昌盛；二是赞扬当地任职官员筹款兴修书院之功德，从这一角度说明他们兴教办学之政绩，由此彰显桂林崇文重教之风气与政通人和之风貌；三是刘长佑、康国器等在桂为官不仅兴修桂山书院，而且尽职尽责，以“康国器奏重修省会书院请颁匾额一折”说明这些赴桂任职的外籍官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所起作用，既为中央了解和掌控地方提供条件，又为地方获得中央支持和信赖提供便利。由此可知，广西从古至今都受到中央政府管辖和支持，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具有显着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
其二，康有为继而谈及对叔公康国器政绩的感念，“又仰视堂栋，粉白大书曰‘同治十一年孟夏月，广西巡抚刘长佑、布政使康国器建’。盖先中丞公创建桂山书院之题也。（先中丞公既护巡抚，修三书院，复以榕湖居太隘，不足容师弟子，乃另辟地桂山之阳，建桂山书院。工未就，而巡抚刘武慎公莅任，先公回布政司，故榕湖书院赐额移奉桂山讲堂，而堂栋题名如此。）予小子瞢下梼昧，畴昔撰先中丞公行状，罔知修创各书院事，无以发扬盛德。今幸获瞻视，既愧既喜，乃作乃悚，嚄唶叹曰，先帝教诲桂人士，训辞深厚，先公教惠桂人士，手泽浓渥若此哉”。这段话有三层含义：一是亲临叔公康国器等新建桂山书院，亲见此后因故移至桂山书院悬挂的“经明行修”钦赐匾额，激发思亲感念之心；二是此行弥补了康有为起初不甚了解叔公康国器行状之缺憾，先祖外任桂林他乡所做业绩，足以激发后人敬仰感恩之情；三是康有为既为先祖为桂林所做贡献而感动，也感念桂林留下其先祖功德之痕迹。这既表明康有为对先祖的怀念，又证明这些远离故乡的外任官员对广西所做贡献，尤为赞赏他们兴修书院的政绩。
其三，康有为再而谈及兴办书院与崇文重教之风在当地之成效，“于今二十年，桂士彬彬，其举人在今皇帝时再魁天下，而创作桂山书院以教惠之者，宜不能忘也”。李建平认为：“这短短的40余字，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广西教育有成效；二是广西有人才，且‘魁天下’；三是要总结这段历史和这个经验，‘不能忘’。”“所以，笔者认为，康有为这里所说的桂学，并非与今天的桂学毫无关系，可以认定为桂学的源头，在100多年前就已存在。”[71]这一观点言之成理，笔者非常认同。这段话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这是对广西文化教育繁荣昌盛的高度赞扬之语：一是“桂士彬彬”，“彬彬”为形容文雅之义，所谓彬彬有礼即是，以说明桂林人杰地灵，桂士文雅多才，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才华横溢，潜在内含之义在于表明广西虽地处偏远，但文化教育昌明，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中原；二是“再魁天下”，即科举考试成就显着，不断有人考中状元，说明桂士通过科举之途功成名就，名扬天下；三是说明这些科举成就来源于重教兴学之风尚，书院文化教育之发达，由此追根溯源证明桂地文化教育之繁荣，桂人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之兴盛。
其四，康有为随后叙述书院藏书及其官绅捐书之功德，“先中丞公既建书院，又置经史各书于院中，用惠来学。吾因考宣成、秀峰、榕湖三书院，旧皆有书：宣成建最早，雍正中，巡抚李公绂穆堂修之，又藏书焉。（见《穆堂别稿》有《行知书院藏书檄》及书目，省志失载。）秀峰建雍正末，书则嘉庆初巡抚台公布置之。（见省志）榕湖建道光中，稍后，书则池钥庭学使阿镜泉按察储之。（见郑方伯祖琛《榕湖经舍碑记》）先中丞公来粤时，则三书院均圮，榕湖书置最近，亦无存。因与中丞苏公凤文谋复之，马平王通政拯适主榕湖讲席，实总其成事。厥后桂山新书院成，遂移其书弃楼中，嗣是而中丞涂公宗瀛，张靖达公，沈公秉成，均续有捐书之美。书之藏在桂山，其称名率而不改，故沈公述藏书目录仍系之榕湖经舍，盖其所以开先而振起之者，亦粤西掌故一大事也”。这段话一是叙述书院藏书不断增添的发展过程，以说明书院藏书之丰富；二是叙述书院藏书大都为他人所捐赠，以说明在桂历任官吏及其文人雅士捐书助教之善举；三是由此得出“开先而振起之者，亦粤西掌故一大事也”的结论，以说明这一优秀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形成广西人文教化之风气。
其五，康有为由捐赠藏书谈及创办书局，“近者，巡抚马公丕瑶玉山创开书局，藏各直省书于各郡，又于省垣刻经史书以惠多士，今中丞张公联桂丹叔复有所增益。按察使胡公燏棻云楣，盐法道张公人骏安圃，请于中丞张公，因书局而创逊业堂，课士以经史古文辞，而移榕湖旧书并置局中。吾登楼而观藏书，其聚珍一种，吾童年所摩挲者，犹能识之，盖先公阜闽所刻，而挟之至桂，以赠多士者也。其他书则吾不知之矣。吾处风洞间，书局去所居尤近，暇辄与桂士读书逊业堂者相过从，睹马公所创书局，心向往之，又见公所书额联，壁间规条，立法甚密，用心良苦，有用之书亦略备，盛德在人，前未尝有，多士望风，宜无不争先趋向矣”。这段话谈及书局有四点值得注意，一是书局既是近现代发展的产物，地处偏远的广西开始兴办书局可谓领风气之先；二是书局无论刻印出版书籍还是收集藏书，均为文化传承与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三是书局颇具近现代文化及其生产管理特征，不仅建章立制，而且严整规范，可提供更大的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四是进一步说明广西刻书、印书、藏书、读书之良好风气，使古代书院与近代书局的文化建制和机制运行相得益彰，促进文化教育繁荣发展。
其六，康有为最后谈及著述《桂学答问》的缘由，“乃吾初入读书堂，则苍梧高茂才、嘉仁、伯慈为余言，终岁除同肆业诸人，尠有来堂读书者。吾闻而惜之，省垣如此，他郡可知矣。窃意多士盖昧于读书门径，故仍裹足不前，殊失马公暨诸公盛意。若为疏通证明以诱之，既有书册，又识途径，学者当亦未尝无志于书也。既居风洞月余，来问学者踵履相接，口舌有不给，门人请写出传语之。吾永惟先帝‘经明行修’之诲，思推先中丞公修学舍惠多士之意，与桂士有雅故焉，不敢固辞，敢妄陈说所闻以告多士。他日有英绝踔起之士，莘莘济济，其亦先中丞公之惠也，予小子岂有知耶”。这段话谈及着书缘由有四：一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喜好读书，尽量能够使这些书院、书局藏书更好发挥作用，不辜负先贤捐书助学之美意，由此助推广西尚礼好学之风；二是为了让学者更好明白读书门径，找到读书学习最佳方法，充分发挥书院书局及其藏书的更大作用；三是为了更好回答来学者提出的问题，这既从一个侧面既说明康有为讲学受到来学者热烈欢迎与积极参与，又说明桂士好学、好问、虚心请教的良好学风，使讲学达到最佳效果；四是康有为由此对广西学者充满厚望和期待，认定能够培养造就更多的“英绝踔起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