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新加坡出发，乘坐一艘荷兰的小型沿海轮船，跨越赤道，前往南苏门答腊。此行一开始就不顺利，行李在码头出了问题，旅程差点儿泡汤。我们随身携带了许多箱子，由一艘小摩托艇送上“布劳威尔”号，摩托艇刚一离开码头，一艘稍大些的船便以追赶之势急速向我们驶来，撞向了船舷中央，我们所有人倒成一团，甚至想到了跳海游泳。尽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结果还是公道的，受损的是冲撞我们的船只。它的船头撞了个大洞，不得不折返而回。
在“布劳威尔”号上，头等舱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整艘船就像我们的私人游艇。后甲板上为我们摆放了荷兰产的舒适设施，一张配着老式的靠背椅的白色桌子，上面已经布置好了餐具，旁边是四把让人赞不绝口的亚洲躺椅，躺椅带有木头做的脚踏，可以把腿架在上面，此外还有两张简单俗气的长沙发，套着白红相间条纹的沙发套。所有的服务都是马来式的，三个殷勤周到、灵活漂亮的爪哇侍者很快给我们端上饭菜，这是船上第一餐，极其丰盛，主食是米饭。我此前在印度客栈连吃了几顿中看不中吃的面包，对这样的饮食自然是满心欢迎，感激不已。海峡殖民地以及马来联邦的酒店里，到处都会受到中国侍者的招待，他们的服务很糟糕，也没什么人情味儿，跟中档酒店里的欧洲服务员差不多。这儿的爪哇侍者则不同，他们像敬业的护士一样，时刻关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良好，看上去很忠心，又带着点儿谄媚。他们一直殷勤周到地围着我们转，还没等我们提出，他们便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满足了我们的任何需求，即使是最细微的需求：他们为我们端上饭菜，推荐最好的菜品，附上几句称赞之词，神情却很谦虚；我们每喝一口酒，他们便细心地将所有的杯子都斟满，待到瓶中的酒所剩不多了，就体贴地平分给我们三人；他们为我们遮阳挡风；刚取出一支雪茄，他们便划着火柴递到旁边。从所有的表情和行为上看，他们的服务既没有表现出不乐意，也没有表现出怯懦的奴性，他们在全然愉悦地从事仆役工作，那种谦恭和善意是发自内心的。
船身中部躺着三个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吭地打着扑克。出牌的时候，谁拿了一副好牌，便满怀希望兴冲冲地甩出来；若是拿到一手烂牌，则听天由命气呼呼地扔过去。施瓦本的士兵、巴伐利亚的猎人和普鲁士的水手打牌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一家来自唐卡尔的马来人躺在为旅途自备的篾席上，包括祖父，父母和四个孩子。孩子们很幸福，看上去衣食无忧，佩戴着项链和银脚镯。日落的时候，祖父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做礼拜，鞠躬、叩首、起立，缓慢而庄重地进行晚祷。他那衰老的脊背以相同的节奏弯曲、伸展，红色的头巾和灰白的山羊胡子在刚刚降临的暮色中显得格外清晰。我们同两位船副坐在一起，共进一顿可口的荷兰晚餐。星星出来了，大海逐渐变成深黑色，原本还看得到那些小海岛轮廓分明的影子，这会儿几乎辨别不出了。我们静了下来，原本想去睡觉，可是天太热，于是所有人都安静地坐着，一个个汗流浃背。
我们刚点了威士忌，话音未落，就见早就在甲板上睡着了的侍者中有个人一跃而起，跑去拿酒和苏打水。
我们穿行在这闷热的夜里，从无数小岛旁驶过，时而会接收到来自灯塔的问候。在黢黑炎热的天空下，我们呷着温热的酒，抽着荷兰雪茄，呼吸缓慢而不耐烦。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谈论这艘轮船或者苏门答腊岛，谈论鳄鱼和疟疾，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时不时有个人站起身，走到舷栏杆旁，把烟灰弹到水里，试着能否在这黑暗中看到些什么。我们散了席，或在甲板上或在船舱里各自躺下，身上不停地出汗。在这样一个夜里，大家都感到了旅途的疲惫，情绪也很低落。
清晨时分，我们已经跨越赤道，驶入了宽阔的河口，河水呈深棕色，是苏门答腊岛上大河中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