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东方的认识在本质上还是相当外在的，是一种地理和政治的认识，这种认识有许多缺口，对于每个试图通过旅行或通过书籍介绍更深入地了解东方文化本质的人来说，这些缺口简直令人痛苦。最近可以感受到一种更加强烈的需求去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东亚的，后来还有近东的艺术开始在欧洲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最近我们见到部分亚洲文学被介绍过来，亚洲文学影响我们的思想，至少对增加有关东方的心理和政治方面的认识十分重要。叔本华做了许多印度的思维方面的工作，比这略晚些，对中国思想家的普遍兴趣开始形成（这里要对欧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所出的中国作家作品翻译集大加赞扬）。此外，对伊斯兰文学的参与多少有些停滞不前，除了突然从英国传来的、在这里成为时髦的作家欧玛尔·海亚姆[6]的作品之外，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哪个近东的作家在我们这里有多少读者。如果我们愈加认识到，对亚洲民族在政治上的理解完全是以对他们的思维方向和文学为基础的，那么即便是这种状况也将得到改变，这样一个新系列《东方文学精品集》应该受到高度欢迎，这个作品集在慕尼黑格奥尔格·穆勒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了三集，我们在此简短地评论一下。
第一集包括格奥尔格·罗森对莫拉纳·贾拉尔丁·鲁米大师的《玛斯纳维》的选译，大师的这本书在1849年首次出版发行，现今几乎湮灭。罗森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弄到了这书的新版本，略微作了改动，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很棒的前言，这个前言其实是对艰涩难懂的作品进行通俗介绍的典范。在出自13世纪，目前已成为波斯文学的经典之作的《玛斯纳维》中，我们了解到泛神论神秘主义思想世界中的一种最为迫切的生命表达。波斯-伊斯兰学说与印度精神相近并受其影响，但由于希腊哲学和《圣经》这一共同的源泉，与我们更为接近些，这一学说在纯粹的冥思中获得福祉，它以一种涅槃为目的，一种“死亡之前的死亡”，一种极乐地走向事物的原始根底，在那里克服了生成过程的罪责与痛苦。这样的解说难免空洞，这位波斯诗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和借鉴了印度学说，但他又是多么有独创性，多么非印度式的，这一点要通过自己的阅读才能有所体会。他那源自《古兰经》和《圣经》的学说配上了最为绚丽的、十分直观的图画和神话元素，使原本至高的本无图画的知识穿过了丰富的诗的人类的图画世界，因而整本书充满了美好而易解的、比喻丰富的虔诚性。对这种虔诚性而言，世界虽然并非最终的，但很可能是很有意义的图画书，总体上受到拒斥的感官世界在此逐一地展开其诗的权利。与罗森的其他作品一样，他的翻译尽管锲而不舍地追求精确性，但充满了品位和新意。
第二册书是《中国小说集》，由保罗·屈内尔（Paul Kühner）翻译，此书有一个简短的，但在图书讯息上很有意义的导言及很到位的注释。这个集子收录了中国通俗文学中九篇较长的小说。这个集子对于那些通过格里泽巴赫的小说集和布伯的非常美妙的中国鬼怪及爱情小说而爱上了这种叙事艺术的读者来说，将会带来极大的愉悦。另外一本集子，据说专门收录了那本包括鬼怪和爱情故事的书，现在还在图书预告中。
那些并不是以古汉语写成的，因而不能算作古典文学的中国小说，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写出了那个强大的、对我们来说变得日益重要的民族生活中的千万个细节：家庭生活、贸易、官员、官司、儿童的领养、艺术生活和其他能够反映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最早的故事源于15世纪，但是素材和道德的基本价值几个世纪以来恒定不变。对纯粹家庭生活的高度尊重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此外就是同样是中国人对物质财富的价值评估。自古以来，中国式的理想是有道德有财富，二者在通常的观念中根本不会相互排斥。对死者的敬意使日常的生活有了各种关联和深度，对魂魄与鬼怪的信仰使这些超自然的事物以上百种形式在大多数中国小说中作祟，许多这些小说因此变成了童话。这时，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的城市，街道充盈着旺盛的生机和最热切的现实感，而在城市周围到处充斥着占地极大而又阔绰的坟墓。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屈内尔的翻译是直接从原本语言汉语译出的。
第三个集子收录了《鹦鹉故事七十则》，即《印度鹦鹉故事》，是理查德·施密特从梵文翻译的，并加上了导言。书的附录中是对伊肯1822年翻译的《波斯鹦鹉书》的再次印刷。顺便提一句：格奥尔格·罗森也从土耳其语翻译过此书，最近在因泽尔出版社再版。
鹦鹉书有点类似欧洲的《十日谈》。一个外出旅行的男人，将他的年轻妻子托付给一种有学问的鹦鹉来照顾。而这个妇人则每天都计划晚上跟情人幽会。但是一个又一个夜晚，她都被那只鹦鹉给拦下了，它总是不断地开始给她讲新故事，故事情节发展十分紧张，她只能留下来听，错过了那个夜晚。这个简单的故事框架串起来一系列喜闻乐见的故事，其中有一些经过漫长的传播和再传播，我们在几个世纪之后，在欧洲书籍中也能遇到。《印度鹦鹉故事》，印度语为Sukasapati，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称为Tuti Nameh，毫无疑问都是来自印度，不确定出自哪个时代。已知最古老的梵文手写稿大约出自15世纪，但早在14世纪就知道有波斯的对这些故事再叙述了，这些小说的大多数大致产生于我们这个纪元的最初的几个世纪中。通过小亚细亚地区的改编，进入了集子中，或者集子中的一部分来到了欧洲，个别小说可以在薄伽丘和其他的小说集中见到。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的有三个版本：施密特新译自梵文的译本，他在书中附上的伊肯译自波斯的Tuti Nameh的译文，还有罗森的译本。罗森生前在1857年前言的末尾处写道：他的看法是，《印度鹦鹉故事》“只有通过介绍土耳其版本才能够在德国生根发芽。而在此期间，我们熟悉了一些印度的东西，我们非常感谢并亦能够了解《印度鹦鹉故事》的现在的版本，这个版本与梵文原著最为接近。尽管各个版本中差异甚大，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在各个版本都感到小说的色彩斑斓，充满生命，情节和场景曲折紧张，狡黠的成分和诡计多端的生活智谋。我们不仅高度评价《印度鹦鹉故事》的文学价值，而且在其中还带着好奇看到了一个天真而广受欢迎的印度的影子，它是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宁静与精神界印度的一个色彩丰富的对立面”。
这个集子的编者是赫尔曼·冯·施塔登，它给人以有尊严的印象，十分可圈可点，它与那些咄咄逼人的，在一般意义上受欢迎的选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那类选本中人们大概只能获得一些完全异域色彩的重口味的东西。这本选集不仅能满足好奇心，服务于文学兴趣，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挖掘东方的更加深刻的知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亚洲的文化和人民对我们不仅仅只有历史意义，而且与我们的现实生活问题日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