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信仰是怎样为中国民众所接受的？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这条线索早已模糊不清了。佛教的经典和教义都含有很深的哲理意义，而在认识论方面尤为细致并富于思辨色彩，因此一般的士大夫和文人都需要经过认真的学习和探讨才能理解其奥义。然而任何宗教若不获得社会性的发展，即缺乏广大的社会民众的基础，必将趋于萎缩和消亡。佛教传播教义的僧侣被称为经师，他擅长以优美的歌声赞叹讽咏梵土法曲以作佛事，或从佛经中挑选一部分念读，这叫梵呗与转读；讲述佛经的僧侣为讲师；协助讲师讲经的僧侣为都讲。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侣的讲经对象仅限于僧众、贵族和士大夫，普通民众是被排斥的，而且他们也听不懂佛经。唐代以来，佛教为了争取东土的广大民众，努力使教义世俗化，进一步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特组织了僧侣在民间传教。在民间巡回各地以通俗的方式进行传教活动的僧侣被称为化俗法师。化俗法师向文化低下和不识字的民众讲解佛家经典必须采取受众能接受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唐以后称为俗讲。这是为俗人而设的，深受民众的欢迎，而俗讲遂兴盛一时（〔日〕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第201页-20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日本僧人圆仁于唐代会昌元年（开成六年，841）到长安寻求佛法，归国后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记述了长安俗讲的情形：
开成六年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郡了，早朝归城（武宗）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赀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俗讲法师未得其名。……
会昌二年（842）正月一日……诸寺开俗讲。
五月奉敕开俗讲，两街各五座。
关于俗讲的仪式，在敦煌文书P.3849有一段记述：
夫为俗讲：先作梵了；次念“菩萨”两声；说押座了；素旧《温室经》法师唱释经题了；念佛一声了；便说开经了；便说庄严了；念佛一声便一一说其经题字了；便说经本文了；便说波罗蜜等了；便念念佛赞了；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声了；便回向发愿取散云云。
“作梵”即唱佛偈：“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念菩萨”，唱念“观世音菩萨”。“押座”为俗讲特有，说一段押座文，为讲经前的引言，以吸引听众注意。“波罗蜜”，梵语，“波罗”为汉语“岸”，“蜜”为“到”，意译为“到彼岸”。“发愿”，在佛前发起誓愿。可见俗讲过程是由讲师作梵、礼佛、押座、唱释经题、讲说经文、听众发愿，向寺庙施舍。
当时最著名的俗讲师是文溆（或作文淑）法师。他吟唱经文，声音宛转悠扬，俗讲的内容投合世俗趣味，因此很受民众欢迎。唐人赵璘说：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论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氓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因话录》卷四）
这侧面反映了文淑法师得到普通民众、市井年轻人和妇女们的欢迎和崇奉，以致去听他俗讲的人们挤满了寺庙。朝廷教习歌舞的教坊模仿文淑的俗讲唱赞声调制为歌曲名《文溆子》。他讲的内容是联系世俗的“淫秽鄙亵”之事，因此受到正宗的僧侣和守旧的文人的指摘和攻击。令我们感到很有趣的是，当时长安的妓女们也要争取去听俗讲。唐人孙棨的《北里志》云：
诸妓以出里艰难，每南街保唐寺有讲席，多以月三八日相牵率听焉。皆纳其假母一缗，然后能出于里。其于他处，必因人而游，或约人与同行，则为下婢而纳资于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极多，盖有期于诸妓也。
唐代长安城内的社区划分为坊，坊内的街巷为里。妓女们平时要外出必须结伴并有下婢监视，得到鸨母许可才能出里。她们如果每月逢三和八日到保唐寺去听俗讲，则给鸨母一点钱便可获得自由了。佛祖是普度众生的，众生平等，所以佛门也向妓女开放。妓女们去保唐寺听俗讲，这犹如参加庙会，在那里有许多年轻男子等待着她们。俗讲因有了时髦女流参加而更加热闹了。人们在清静之地广结善愿，了却前生的宿债，随喜功德。
俗讲是将佛家教义作通俗解释，俗讲师所用的底本称为“变文”，它是相对于佛经正文而言的，是经文的变相或变体。它是中国佛教僧侣将佛教文化与东土文化相结合的、韵文和散文相间的一种新创的文体，服务于教义的世俗化。其具体名称可分为三类：押座文或缘起，变文故事，经文的通俗讲解（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02页，三联书店，1979年。）。敦煌文书《八相变文》（云字24号，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以《千字文》字序编号）末云：
况说如来八相，三秋未尽根原，略以标明，开示题目。今具日光西下，坐久迎时。盈场皆是英奇仁，阖郡皆怀云雅操，众中俊哲，艺晓千端，忽滞掩藏，后无一出。伏望府主允从，则是光扬佛日。恩矣！恩矣！
这是俗讲的收场白。讲师向施主和众生致辞，表示时间已晚，所讲故事仅开了个头，留待以后再讲。他希望听众接受讲论，便是弘扬佛法，也就达到俗讲的目的了。
◎俗讲——佛教与世俗政权结合
佛教的俗讲得到中国许多帝王的支持，俗讲法师常常是奉皇帝之命而在京都寺庙开讲的。中国帝王为什么会支持此项宗教活动？我们可从《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P.3808）见到宗教和世俗政权的联系：
沙门△乙言：千年河变，万乘君生；饮乌兔之灵光，抱乾坤之正气。年年今日，彤庭别布于祥烟；岁岁重阳，寰海皆荣于嘉节。位尊九五，圣应一千。若非菩萨之潜行，即是轮王之应位。……谨奉上严尊号皇帝陛下，伏愿：圣枝万叶、圣寿千
春。等渤澥之深沉，并须弥之坚固。奉为念佛。
皇后伏愿：常新全范，永坤风。隶万乘之宅光，行六宫之惠爱。
淑妃伏愿：灵椿比寿，劫石齐年。推恩之誉更言，内治之名唯远。然后愿君唱臣和，天成地平，烽烟息而寰海安，日月明而干戈静。念佛。
以下开始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序品》，联系中国历史，着重歌颂当今皇帝，祝愿王朝强盛平安。这是僧侣在后唐长兴四年（933）九月九日明宗皇帝生日应圣节奉命开俗讲。僧侣迎合帝王福寿吉祥、国泰民安之意十分鲜明，而帝王的国祚也得到了宗教的支持。这样，使宗教向现实政权亲近，有利于传教活动的进展。
《破魔变文》（P.2187）是讲述释迦牟尼成道过程中与魔王斗争的故事。故事前有一段押座文：
谨奉庄严我当今皇帝贵位。伏愿长悬舜日，永保尧年；廷凤邑于千秋，保龙图于万岁。伏惟我府主仆射，神资直气，岳降英灵，怀济物之深仁，蕴调元之盛业。门传阀阅，抚养黎民，总邦教之清规，均水土之重位。自临井邑，比屋如春，皆传善政之歌，共贺升平文化。致得岁时丰稔，官境谧宁。山积粮储于川流，价卖声传于井邑。谨将称赞功德，奉用我庄严府主司徒，伏愿洪河再复，流水而绕乾坤；紫绶千年，勋业长扶社稷。次将称赞功德，谨奉庄严国母圣天公主，伏愿山南朱桂，不变四时；岭北寒梅，一枝独秀。又将称赞功德奉用庄严合宅小娘子、郎君贵位。儿则朱缨奉国，匡辅圣朝；小娘子眉齐龙楼，身临帝阙。门多美玉，宅纳吉祥。千灾不降于门庭，万善咸臻于贵户。然后衙前大将，尽孝尽忠；随从公僚，惟清与直。城隍社庙，土地灵坛，高峰常保于千秋，海内咸称于无事。
这篇押座文是为歌颂沙州节度使的功勋并为之祝愿而作。歌颂的“府主司徒”为曹元深，他于后晋天福七年（942）拜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之职。当时曹元深奉母亲回纥圣天公主为国母。其父曹义金曾受封为仆射，文中首先颂扬他在天之灵及其功勋；此外还为曹府的小姐和公子们祝福。沙州曹府信仰佛教，而当地佛教的发展则依附于地方政权。这篇押座文还表明佛教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僧侣以俗讲的方式向民众表达了宗教对地方安危休戚的关怀，民众由此可感受到佛祖的慈悲。
梵语“兜率”译为“妙足”、“知足”或“喜足”。它为佛家的欲界之灭，其内院为弥勒菩萨之净土，外院为天众之欲乐处。这里虽然有天男天女，但他们会因对色欲的厌倦而达到无欲和知足的境界。敦煌文书《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P.3093）是俗讲师向民众讲兜率宫内厌欲的情况，将经文讲解得通俗易懂，如下面一段：
“具足”梵语应云“兜率陁”，或云“睹史多”，唐言“知足”。知欲乐足，故《疏》云“兜率”，此云“知足”。问：何以此天偏于五欲境而知是？答：内容天男天女，先为人时，曾持佛戒，互相观察，知非究竟，遂厌欲也。佛家想象人们在老、病、死的痛苦和悲哀情景，以之劝导世人看破红尘，灭绝欲念，及早修行，脱离苦海，超生净界。我们且不论“厌欲”的是非，值得注意的是俗讲师讲解经文的唱词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例如美女西施、楚襄王云雨之梦、张敞画眉、诗人刘禹锡等事典，还谈到流行歌曲《伊州》《长恨曲》《想夫怜》等，它们是当时中国民众所熟悉的，易于接受。佛家经典的异域文化色彩很浓重，而俗讲则使佛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了。
◎俗讲——佛教与孝道结合
中国儒家很重视孝道，佛教僧侣在俗讲中也宣传孝敬父母的意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述释迦牟尼对弟子阿难谈论父母恩德：“佛告阿难，我观众生，虽沾人品，必行愚懞，不思耶娘（父母），有大恩德，不生恭敬，无有仁慈。”俗讲师拟托佛祖对不孝之人训诫，特别引述了儒家贤人曾参之语和启蒙读物《太公家教》：
所以书云曾子曰：“百行之先，无以加于孝矣。夫孝者，是天之经，地之义。孝感于天地也，通乎神明。孝至于天，则风雨顺序；孝至于地，则百谷成熟；孝至于人，则重福来；孝至于神，则冥灵祐助。”又《太公家教》：“孝子事亲，晨省暮省，知饥知渴，知暖知寒。忧则共戚，乐则同欢。父母有病，甘羹不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闻乐不乐，见戏不看。不修身体，不整衣冠；待至疾癒，整易不难。”又经云：“天地世界之大者，不过父母之恩。”经书之内，皆说父母之恩，奉劝门徒，大须行孝。
佛家提倡孝道，而且发挥儒家孝顺的观念，这是中国民众乐意接受的传统思想。它表明佛教僧侣利用中国传统思想以争取民众，从而达到传教的目的。
俗讲师认为，慈母对儿子的恩德，只施不望报；这犹如佛陀一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而不言自己的恩德。只要众生度越迷津，一旦成佛，即是报答父母之恩德了。这种宗教的宣传并不符合世俗的孝道逻辑，但善男信女相信，便实现传教之意了。
敦煌变文中有数种关于目连救母的故事，以典型事例说明佛教如何奉行孝道，提出了解决出家与尽孝之间的矛盾的一种途径。《目连缘起》（P.2193）简明地叙述了此事。
目连之母青提夫人杀生毁佛，作恶多端，死后在地狱受苦。目连恳求佛陀帮助，以便到地狱救母。佛陀怜悯他的诚意，借给十二环锡杖、七宝钵盂。他以此进入地狱，见到母亲受苦的惨状。目连回到佛陀前，再次恳求救母亲脱离地狱。佛陀要求目连于祗园准备香花供养，设置盂兰盆，以求得诸菩萨救济。后来，目连终于将母亲救出地狱，又开设道场，礼拜佛祖，念经放生，使母亲超生天上。这样，完成了佛教徒的孝道。在佛教看来，世俗的善行便是斋僧布施，救助孤贫，礼佛放生。因果的报应，地狱的恐怖，佛法的威力，天堂的幻想，这些观念是民众容易接受的，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种宗教信仰。目连救母故事里还宣扬了斋僧布施和礼佛所产生的巨大超然力量，可以使世俗人们脱离苦海。俗讲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俗讲——佛教与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结合
俗讲师们为了争取民间的听众，如果只讲解佛教经文会使听众感到枯燥无味；因此，俗讲师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选择了某些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进行通俗的阐释。今存敦煌变文里有讲述春秋时伍子胥复仇、汉将王陵夜袭楚营、汉将李陵征匈奴等历史故事，有讲述孟姜女哭长城、董永卖身葬父、秋胡戏妻、王昭君出塞等民间传说，还有反映现实战争的张义潮收复沙州和张淮深击败回纥的故事。这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初以通俗的方式向民众介绍传统文化的先例，佛教僧侣自觉地担负了此项任务，真是一种有趣而奇怪的文化现象。它虽然没有传教的直接效应，却获得了民众对佛门的好感。中国的儒者在当时尚没有考虑到去争取民众，遂在儒学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空白地带，让佛教僧侣去占领了。
敦煌经卷里有一本《十空赞》（S.4039）是将佛家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典型，非常突出地表明佛家教义的世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