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一世纪之初，敦煌文书在莫高窟秘室的封藏，这确是它应该封藏的时候，中国历史走过将近九百年之后，秘密的藏经洞暴露，中国文化珍宝——敦煌文书被发现了，然而却不是它应该被发现的时候。历史总是以偶然而任性的态度出现的，人们无力改变它。敦煌文书的发现是在中国多灾多难的屈辱的年代——公元1900年。
敦煌文书于此年发现，其命运注定是不幸的了。为什么它不迟至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五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被发现呢？这似乎是某种超然的文化原因所命定的。
一 藏经洞的暴露
◎斯坦因眼中的藏经洞
佛教胜地莫高窟随着古代丝绸之路的闭塞而渐渐荒圯和衰落了。公元二十世纪初年，英国考察家斯坦因初到莫高窟所见到的情形是：
石窟距沙漠田东南约十二英里左右，凿于峭壁之上，西面俯临荒谷的谷口。有一小溪从南山山脉的极西部分流下来，横截于山麓的河丘中，但是现在流到石窟下面不远处便消失了。小溪流出的河岩石壁之上，最初可以看见很多暗黑的洞穴，大部分都很小。……
再向上去，可以看到有好几百座石窟，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像蜂房一般点缀于黑暗的岩石面上，从壁底直达崖顶，连成密行，总有半哩以上。这些惊心动魄的石窟，壁上都有壁画，有的在外面也可以看见。其中有藏有大佛像的两座石窟寺，一望就可以知道：雕塑的大佛像高近九十尺左右，为使这些大佛像有适当的空间起见，于是依崖凿了一些房屋，层叠而上，每一面都有通路和通光的处所。
在这些石窟寺的前面，原来依石凿成长方形的穹门。由于外墙以及面上涂上石堊的内墙倒塌，现在石窟寺便完全暴露出来了。有许多处所无论是原有或是重修的岩穹门，后来修以木廊，也已损坏不堪。爬至上面的石窟，或为各石窟间交通之用的露梯，几全行破碎。因此石壁高处有许多石窟竟无从上去。但是因为没有穹门和木廊，也易于看出上面这些石窟内部的布置和装饰，大体上同石壁脚下所凿的那些石窟寺并无不同之处。
石窟前方地面以及进口处原来的地上，几百年来虽是堆积了很高的细沙，然而要上去却不甚难。（〔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37页-138页，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
这描述既形象而真实，正是敦煌文书发现时的莫高窟景象。
在莫高窟南区的北端，一座三层的石窟；其对面是道教的三清宫，人们称为下寺。这座三层石窟的最下一层石窟（张大千编号第151窟，新编号第16窟）甬道北壁小窟（新编第17窟）便是藏着敦煌文书的神秘的藏经洞。它是由下寺三清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的。
◎发现藏经洞的功臣与罪人王道士
道士王圆箓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在青年时代从军而到西北卫戍，后来从甘肃巡防军退伍，因走投无路，生活艰难，遂出家为道士。当时莫高窟寺院荒废，有的已为道教占有。王圆箓
出家多年，在莫高窟下寺三清宫里做了住持。他是个有初等文化程度的人，狡猾而机警，虽然对宗教教义并无深入的理解，却有一种强烈的宗教情感。他凭着赤诚的宗教情感而希望使其道观发展，于是四处奔波，努力化缘来修整道观，并准备将对面的荒废寺窟改造为道教之地。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王道士在改造第16窟时偶然发现了藏经洞。关于藏经洞的发现过程，文献记载各不相同：
《王道士墓志》记述：“以流水疏通三层沙洞，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此墓志所述的事实和年代不确。以流水来疏通石窟内积沙，这是难以想象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立《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云：“鄂省（湖北）羽流（道士）圆箓，……睹迤此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拙得复洞。”此碑文所述事实较为合理，所记年代亦确切。
王道士于宣统二年（1910）向清廷慈禧太后作的《荐疏》云：“（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廿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这是王道士故意编造的奇迹故事，以增加藏经洞发现的神秘性质。
胡戟和傅玫说：王道士“雇了一个姓杨的在16窟的甬道中抄经（一说是清疏流沙）时，无意中发现甬道北壁是空的。当晚二人便偷偷挖开墙壁，打开洞口，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胡戟、傅玫：《敦煌史记》第114页，中华书局，1995年。）
以上诸说，当依王道士生前敦煌所立《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所述为准，是因披沙开洞，扩建道观而偶然发现藏经洞的。
王道士文化程度低下，对于藏经洞的文书经卷之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知道它们是古物而已。它们既是古物，当然是较宝贵的。他挑选了几个精美的经卷送与县长王栗庵。县长又将其中部分的经卷转赠与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氏是精通金石之学的，遂断定经卷为唐代之物，迅即向政府建议将藏经洞文书运到省里保存。省政府长官考虑到需用五千余两银的用费，便命王道士将藏经洞暂时封闭。
敦煌文书的发现，加上附会的种种神奇色彩，遂使消息在西北流传。这稀世的文化珍宝还能封藏得住么！
二 列强的劫掠
◎斯坦因掠走了首批敦煌文书敦煌文书的真正发现者是斯坦因。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Stein，Aurel）1862年11月26日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1904年加入英国国籍，1943年10月26日卒于喀布尔。斯坦因曾就学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蒂宾根等地，受业于古印度文字学权威J.G.比勒（1837-1898）教授，专攻古代语言、印度古代史等；后又留学于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883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牛津大学、不列颠博物馆继续深造。1889年起任当时拉合尔（巴基斯坦）东方学院院长、旁遮普督学、印度西北边境省总督学和考古调查员等职。
在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下，斯坦因曾进入中国新疆、甘肃地区，先后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1900年5月至1901年7月对天山南道等处考察。1906年4月至1908年11月到岳特干、丹丹乌里克、楼兰、敦煌石窟等处考察。1913年至1916年前半程考察路线与第二次同，后半程考察了敦煌汉代烽燧遗址、居延烽燧遗址、黑水城遗址、高昌古城遗址和墓地，以及唐代北庭都护府城遗址等。他在考察过程中盗掘了一些古代遗址，并掠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大批文书和幡画。1930年，他计划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第四次考察，因中国学术界人士反对而作罢。晚年为探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路线和古罗马长城遗址，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斯坦因在考察中所掠夺的巨量文物，现在分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等处。
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到达了敦煌。1904年夏季，他向英属印度政府申请到中国西部考察。总督寇松勋爵从殖民利益出发而给予支持。1906年4月，斯坦因考察队从白沙瓦出发，经阿姆河流域，翻越帕米尔高原，6月8日到中国新疆喀什。在此做了考察的准备工作，聘请了一位中国的“师爷”蒋孝琬担任汉语翻译和顾问（斯坦因说：“余第二次考古时雇用一中国书记名蒋孝琬，当1915年6月余在疏勒时曾为余整理汉文书，为数甚多，马氏（法国汉学家马伯乐）鉴识时获益不少。蒋氏书写极为精确谨慎，第二次考古颇得其助。后彼以身体不佳，第三次竟未能偕行。顾彼对余之事业仍极关心，不幸竟于1922年死去，至可惜也。”（《西域考古记》第250页））。“师爷”是清代对幕友的尊称，这种文人擅长舞文弄墨，包揽讼词，出谋划策，比较熟悉社会人情世故和传统文化。12月8日斯坦因在罗布泊沙漠考察米阮遗址，从一座佛寺下面发掘出大量泥塑佛教艺术品。12月18日考察古楼兰遗址，发现珍贵文物五百余件，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中国古代丝绸。1907年2月21日考察队向甘肃敦煌前进，于3月12日到达敦煌县城。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古长城烽燧遗址下发掘出中国古代汉简。5月21日斯坦因考察队到了莫高窟。他初次见到佛教胜地，不胜历史沧桑之感：
自唐室倾覆以迄于伟大的蒙古朝立国，中间历史好几世纪，那时中国本部的边陲已不再是以长城为界，北有突厥部落的来犯，南有西藏民族的入侵。这种种动乱，一定很不幸的影响到千佛洞的光荣和修持其间的僧尼的人数。但是不管这些变动同毁坏是怎样，敦煌显然仍能保持佛教的习俗。我将石窟逐一考察之后，敢说马可波罗在他的书中记及沙州一章，对于当地人民崇拜偶像的异俗有很长的纪事，也是由于看到这许多的石窟寺，以及人民崇拜佛像的热烈，印象甚深，因而如此。
敦煌的善男信女一直到今日，对于混杂了中国民间宗教的
佛教，信仰之诚，还是特别热烈。（引自《西域考古记》第140页-141页。以下引自第142页-153页，不再一一注出。）
在莫高窟驻扎不久，斯坦因偶然遇到一位从乌鲁木齐来的维吾尔族商人萨希伯克。由萨希伯克那里，斯坦因得知数年前莫高窟发现的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写本。他凭考古的直觉而知道这种宝物是很值得去努力侦察的。当时藏经洞已由甘肃省政府下令封藏了，要见到其中的古代写本是十分困难的。3月16日斯坦因到莫高窟下寺访问，时值保管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在外化缘未归。他从寺庙的和尚那里见到一件写本经卷，而且知道了藏经洞的位置。蒋孝琬从经卷的纸张和字体判断，此卷子是很古老的。这给予斯坦因极大的希望与鼓舞。王道士回来后，斯坦因请蒋孝琬前去与之相商，要求参观一下藏经洞。斯坦因用所有的金钱来引诱王道士，但遭到了拒绝。最后斯坦因尝试用宗教情感去打动王道士。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不甚了了，而对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是知道的，而且对这位高僧充满了敬仰之情。斯坦因用他从蒋孝琬那里学来的一些常用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表示：他是最崇拜唐代高僧玄奘的，所以特别从印度出发，循看唐僧取经的足迹，越过峻岭和沙漠而到此的，希望能见见藏经洞的佛经，以为研究玄奘的资料。果然王道士被感动了。他答应在晚上悄悄从藏经洞拿出几卷佛经，以供斯坦因研究。谁知藏经洞之神秘性质再一次显示，王道士所拿出的几卷写本，其原本出自印
度，是由玄奘翻译的佛经。这似乎玄奘显圣，要将秘藏将近九个世纪的敦煌文书向世界开放了。他们皆为这奇迹惊异不已。斯坦因记述：
在这种半神性的指示的影响之下，道士的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的乱堆在地上，高过十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尺。小室约有九尺见方，两人钻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
在这黑洞里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但是等到王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把卷子的内容急速展观一遍之后，这一座宝藏从各方面看来之重要，便就自行现出了。厚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高达一尺左右，长在二十码以上。第一卷打开，就是一部中文佛经，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石室时无甚差异。
当日斯坦因同蒋孝琬翻阅一捆一捆的卷子，一直工作到晚上。他们将一些最有价值的卷子挑选出放在一边，以“留待细看”，而实际上是盘算着怎样掠取。斯坦因向王道士说，愿意捐一笔钱给庙里作为功德。王道士对此犹豫不决，既贪图利益，又恐玷污名声，尤其是若传出后可能有很严重的后果。他们保证仅三人知道此事，一定守密。蒋孝琬从中斡旋和反复劝谕，斯坦因又表示是对佛教传说与对唐僧的真诚信奉而捐助功德的。王道士被说服了。当日半夜里，蒋孝琬抱回一大捆挑选出来的卷子，回到考察队的帐篷。这样，蒋师爷一人连续悄悄搬运了七个夜晚，将堆积在顶层的卷子搜索完了，考察队的临时仓库堆得满满的。王道士忽然感到悔咎和恐惧，将藏经洞锁闭，跑到沙漠去了，使斯坦因的掠取得以终止。他回来之后，发觉此事并未在当地造成任何影响，于是又心安理得地承认：将这些封藏的经卷救了出来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有助于弘扬佛教的；否则它们早晚会散失。斯坦因立约捐一笔钱给王道士，以作修缮庙宇之用；终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四十块银子买下了所获的数千件敦煌文书。斯坦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