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西夏统治者是崇奉佛教的，但是在其建国之前，他们是信仰原始宗教的。关于党项族的原始宗教及巫术的具体情形，已因文献不足证而无以考察了，但其存在则是必然的。党项首领信仰佛教是从李德明和元昊开始的。北宋天圣八年（1030）十二月定难军节度使赵（李）德明派遣使者向宋王朝献马七十匹，请求赐佛经一藏。这是党项崇奉佛教的开始。佛教信仰在西夏的普及是很迟的事了。西夏占领沙州之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其最早的可考的是第65窟之“乙丑”，为西夏惠宗秉常大安十一年（1085），即在占领沙州五十年之后了。此外在甘肃安西城南七十公里处的榆林窟第16窟甬道北壁西夏人所书长篇题记，其纪年为惠宗秉常国庆三年（1073）（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见《西夏史论文集》第401页-403页。）。可见直到西夏统治河西数十年之后，党项人才广泛信仰佛教的。公元1036年沙州陷没之前，西夏仍是尊崇传统宗教信仰，巫术与原始宗教盛行。西夏所到之处，必然带着原始宗教信仰而毁灭异教，包括佛教文化的。
其次，元昊于公元1036年颁布新创的西夏文字，尊为“国
书”。新文字的制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大约有数年之久，而且曾经试行。西夏文是根据羌语的特点而创制的，属于汉藏语系。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文书一律用新制夏国字书写；在1035年沙州陷没之前，西夏文字早已在陇右及河西地区传播。这意味着党项族如果在沙州建立政权，必将使此地的汉族文化面临毁灭的命运。
第三，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强迫改变其风俗习惯，以此严重地摧残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吐蕃占领河西时，沙州人民曾被迫穿着吐蕃服装，在祭祀祖先时他们才将藏起的汉服穿上对着祖先痛哭。沙州人民是不会忘记这惨痛的历史教训的。党项人在占领一地后以强迫的命令推行其习俗。党项男子是“秃发”的，即将头顶剃光，仅留周边头发，这是“髡发”式。元昊继父位后于公元1033年正式下令秃发，规定国内及所辖地区的男子在三日之内秃发，如果不照办，则允许党项人当众杀死。这样，其统治区内的人民都被迫秃发了。秃发的消息当然会在河西流传，沙州的汉族及其他民族对此是不能容忍的。它预示着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即将在河西发生。
我们现代人已经很难想象古代一个民族，尤其是处在文明初级阶段的民族征服其他民族时所发生的社会变迁，也很难想象在此巨变中民族文化所遭到浩劫的情形。总之，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改朝换代，或民族国家政权转变时，王朝的灭亡是伴随着其政府文献档案大量散佚的。新王朝仅仅保留了必须承袭的部分文献和极为有用的档案资料。地方文献档案则在这种社会巨变与战争兵燹中几乎全被毁灭。例如中国近代以前的地方文献档案，不仅不能见到完整的，竟连散佚的已极不易见到；至于宋代以前的文书档案的原件实物更不可能见到了。归义军汉族政权，自公元848年以来在中国边陲复杂的环境里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此处的沙州都督府文献库保存了公元五世纪以来的部分文书和珍贵经卷，更保存了归义军建置以来的政府文献和各种经卷。它是中国中原王朝的西北地方政权在此的标志和证据，它是中国西北边陲汉族人民创造的文化，它融会了中原文化、西北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印度文化和中亚文化。这种丰富多彩的珍贵文化，其意义是远离中原王朝的归义军政权的执政者所能鲜明地意识到的。沙州曹氏处于党项军事威胁之下，而且感到归义军之覆亡已是历史之必然，他们的家族不能幸免于难，沙州都督府也将毁于兵火，各族民众也将为党项所奴役，汉族文化可能被彻底扫除，一切都会烟消云散的。然而，若将沙州都督府的文献秘密封藏，或许它能在曹氏家族收复沙州之时，能在若干岁月以后再现于世，那么它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明和西北边陲地方文化必定重放光彩的。只要中华文化存在，汉民族是有复兴之日的。这是一种神圣的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信念。中国归义军节度使政权的最后执政者沙州曹氏应是在此种信念的支配下精心地秘密地有计划地设计了对沙州都督府文献的封藏。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使敦煌文书躲过了西夏的文化扫荡，避免了金兵、蒙古军的战火，逃脱了数次中国王朝改朝换代的政治风云，防止了虫蛀和腐蚀，完好地保存下来了。
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是秘密的，否则早已为人所知。它既是秘密的，所以当时是怎样封闭也就不得而知了。关于封闭的时间，法国伯希和以为是在北宋景祐三年（1036）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前。中国史学家白滨对此做了修正，他认为：
从咸平年往上推一百余年逐年有卷子收藏的情形来推断，从咸平年后，瓜、沙佛事活动是正常的，在藏经洞遗书中所反映的却是突然中断，空白达三十多年。这种情形不能不说明在这三十多年中，瓜、沙佛事活动在卷子中毫无反映，只能说明到咸平年或稍后的年代已有的佛寺文书被封存了，未收入藏经洞中的便不免历久而遭亡佚。所以我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册第346页-3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白滨在分析河西的政治与军事形势之后，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具体时间，他认为是：
曹贤顺是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继曹宗寿为归义军节度使的，曹贤顺即位之后为防备战争危及瓜、沙，开始在瓜、沙寺院中进行备战活动，诸如采取收藏寺院遗书的措施也是可能的，而这种收藏工作从藏经洞的收藏情形与遗书所涉年代、范围来看也决非短期内仓促所为。（同上。）
这将藏经洞的封闭时间限在曹贤顺任归义军节度使时，即在公元1014年稍后的年代，这是很合理的。关于沙州为在寺院中备战而
收藏寺院遗书之说，这种可能性的判断则是无充分根据的。
◎藏经洞封闭年代之谜
敦煌藏经洞既然是一个谜，关于其封闭年代便有种种的推测。中国学者为此做了多种的探索，倒如陈垣认为是在北宋皇祐（1053）之后，他说：
《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陈垣：《敦煌劫经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31年。）
关百盖认为在元代初，他说：
石室地址，为元朝以前之大佛寺，经历年之搜集，宝藏甚富。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其军师道士邱处机，最为信任，与佛教为仇，道经敦煌之先，到处破坏佛寺，迫僧徒蓄发，改易道装。寺中沙弥，早有所闻，预将所有贵重古物。作石室以封固之，免遭浩劫。及元太祖军次敦煌，即逐僧毁寺，改为道观，直至前清末之能改。至伯希和等闻石室之名，前往发掘时，仍须商同观中道士之同意也。（关百盖：《敦煌石室考略》，《河南博物馆馆刊》第一集，1933-1934年。）
藏经洞的封闭及其年代秘不可知，我们仅可就敦煌文书提供的历史现象进行推测。我们应使推测更为合理而已。历史虽然充满着偶然性，但在偶然的现象中是存在合乎理性因素的，否则我们无法认识历史的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