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朝廷开科取士之年，天下士子从各地云集京都。柳永大约是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前来东京应试的。天禧三年（1019）开科，取录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仁宗天圣二年（1024）取录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天圣五年（1027）取录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据《文献通考》卷三二《宋登科记总目》）。这三次考试，柳永都是参加了的。宋初开科取士没有定制，到宋仁宗时才渐渐确定三年一次开科。当时由于宋统一中国后人才缺乏，录取名额虽然大大增加，可是柳永却不幸未考中，愤激之下写了盛传一时的《鹤冲天》，词有云：“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表示了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封建传统思想的背叛。功名的猎取与青春的欢乐，在他看来都是重要的，既然前者不能如愿，便只有在“烟花巷陌”寻求青春的欢乐了。在那里能施展他的艺术天才，能获得民间歌妓的友谊与爱情，称心如意，风流狂荡。谁知在偏激情绪下写的《鹤冲天》广为流传，甚至仁宗皇帝也知道了，以致柳永在仁宗初年虽然通过了考试，临到放榜时竟被仁宗黜落了。这在柳永人生道路上是一个空前严重的打击，使他的“高志”在即将实现之前忽然幻灭。但是词人没有为此而悲痛消沉，而是促使他背离统治阶级，走向民间文艺创作道路。
柳永长期困居京华，经济来源显然很成问题。父兄俱是薄宦，其父可能已经下世，不能由家庭供给他大肆挥霍的。他的放荡行为不为封建士大夫家庭所容忍，也可能因此断绝了经济援助。柳永精通音律，善于作词，多才多艺。宋仁宗时常命令教坊使为新曲谱词以备演唱，教坊乐工每得到民间流行的新曲调，便求柳永为他们谱词。他除了写些雅致的歌颂皇恩、粉饰升平的词而外，也为教坊写了许多俗词，因为宫廷里也欣赏俗词。这样便可得到教坊的经济资助。他主要是为民间歌妓写作大量的俗词，以备她们在歌楼酒肆或民间游艺场所演唱。这些通俗易懂、优美动人的词深受广大市民欢迎，为柳永赢得了声誉。他不仅为歌妓写词，而且还是她们色艺的权威性品评者，经品题后便可增高身价。为此，他得到歌妓们的经济资助，与她们保持着相当特殊的关系。宋代的民间歌妓是以小唱为特殊职业的女艺人。她们在歌筵舞席、茶坊酒肆和瓦市演唱，以卖艺为主，与后世妓女是有所区别的。她们的社会地位卑贱，是身在娼籍的“贱民”。她们自幼学习歌舞，聪明美丽，有的还会吟诗作词，拈弄翰墨。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与词人的交往较密切，时常产生友谊与爱情。柳永受了新的市民思潮的影响，不将她们作“贱民”看待，尊重她们，同情她们，为她们制作新词以备演唱，所以能得到她们的友谊与爱情。从《乐章集》里可见到与柳永相好的歌妓有秀香、英英、瑶卿、心娘、佳娘、酥娘，而最亲密的还是歌妓虫虫。民间通俗文艺的创作道路是极艰苦的，它没有像晏殊、欧阳修等达官贵人那样优裕的写作条件，也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而是为教坊乐工和民间歌妓的演出而创作。这必须考虑艺术演出的实际效果和经济效益，而且还得经常辗转各地，“往往经岁迁延”，像“断梗飘萍”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柳永曾有一段时期漫游江南，江苏、浙江、湖北等处的重要都市都留下了他漫游的足迹。这样长期漫游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词人感到身心疲惫，而且美好的青春年华已经逝去，仅仅“风流事平生畅”，而实际上却一事无成。于是在艰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又回到了久已思念的京都。这次回到东京大约是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为的是准备参加礼部的考试。词人这时已经四十五岁了，渐渐失去青春时代的狂放豪情。多年来的生活重压与旧日的声名狼藉，为着不再临轩放榜时被黜落，柳永只得改变过去的浪漫生活作风而去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于是又到举场中试试自己的命运。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取录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柳永这年终于登第，年已四十七岁，可谓“及第已老”。其次兄柳三接也于这年登第，兄弟两人同榜。宋代士人考中进士即标志着进入仕途，按考试成绩等第授官。柳永登第后旋即被授予睦州团练使推官而入仕了。睦州在浙西，府治建德（浙江建德）。推官是佐理府务的幕职官，掌管簿书等事。到职后，柳永改变了以前的生活作风，勤于职守，显露出办事的才干，颇得知州吕蔚的赏识。因而到官才月余便受到吕蔚破格向朝廷举荐。当时的制度不像后来那样严，凡是幕职官及县令等，不限在任三年考绩之后才有被举荐的资格。可是柳永的宦途特别坎坷，被荐后立即遭到御史知杂事郭劝的反对，遂失去一次升迁的机会，此后多年沉沦下僚。离睦州任后，柳永又做过昌国县（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在这里写出了反映盐民痛苦生活的诗篇《煮盐歌》。此后柳永的宦游足迹还到达过关中之地。宋代官制，文臣分为京朝官与选人两类。选人是指任地方职务的初等职官。柳永入仕以来任推官、盐监、县令等职都属选人。选人官阶分七阶，升迁官阶称为“循资”，各级考满且有足够的举荐人，才能磨勘改换为京官。这种进入京朝官序列的“改官”是非常困难的。柳永长期任地方官职算是“久困选调”，为改官之事他进行了活动。时值老人星（寿星）现，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柳永作了一首应制词，通过入内都知史某而进呈仁宗皇帝。仁宗“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云波澄’？乃掷之于地”（《渑水燕谈录》卷八）。柳永本期望得到仁宗的赏识，谁知竟触其忌讳，改官之事也就无望了。他自景祐元年入仕至庆历四年（1034-1044）已经十年多了，按宋代官制的规定也应改官。这次改官被阻，柳三变的名声和人们对他的印象更不好了，于仕进非常不利。最后弄得只好改名，“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通过吏部而改为京官，最后仕至屯田员外郎，故人称柳屯田。这在京朝官中是最低的官阶，属于从六品。大约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7），柳永六十余岁，悄然逝于润州（江苏镇江）僧寺，许多年后才葬于丹徒（江苏丹徒）北固山下。柳永有子柳涚字温之，登庆历六年（1046）进士第，官至著作郎。宋元以来关于柳永有许多逸事传闻，其中大都是不可靠的（参见拙文《柳永事迹考述》，《柳永词赏析集》附录，巴蜀书社，1987年。）。
三
近世词学家夏敬观先生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诐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手评乐章集》）“俚”为“雅”的反义词，即俗之意。我们读《乐章集》不难发现它确实存在着雅词与俗词两大类作品。以景祐元年（1034）柳永登进士第为限，可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的创作中，他为教坊乐工写了一些歌颂升平、粉饰现实的词以供朝廷采用，也因拜谒权贵而写了一些谀颂之词，还有一些登临怀古之作。它们都属传统的雅词。但这时期他写得最多而又最成功的还是供民间歌妓演唱的俗词。它渊源于唐五代以来的流行歌词又加以发展变化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柳永的俗词与五代的花间词人及其同时代的晏殊、张先等词人的作品比较起来是有明显区别的。他所选用的词调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时新曲调，如《柳腰轻》《受恩深》《内家娇》《驻马听》《忆帝京》等等，它们不是传统词人习用的常调。当然，这些词所用的语言是区别于文人的雅词。以内容而论，文人雅词也写男欢女爱和离情别绪，而柳词却仍与之有区别，其男欢女爱和离情别绪是属于社会下层市民性质的，其抒情对象是民间歌妓、下层妇女、市井平民或浪荡子弟。因而其俗词始终保持着民间的情调和市民的趣味，甚至带着某些市民的庸俗趣味，如“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玉女摇仙佩》）；“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斗百花》）；“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烛下、细看俱好”（《两同心》）。柳永的俗词是为适应民间演唱的，便不得不具有民间通俗文艺的通俗性、娱乐性和市民趣味的特点。
北宋的东京是一个封建的消费城市。这个约百万人口的城市中，人口的阶级结构主要是上层封建统治阶级和下层的居民。下层的居民中多数是从事各种劳动的被压迫人民。他们包括官营手工业工匠、私营手工业作坊工匠、个体手工业者、船工、小商、小贩、各种服务性行业的店伙。此外也有医生、相士、流民、艺人等等。这些下层居民虽然各色各样，而其思想意识则是属封建社会后期市民阶层的。随着庞大的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出现了适合市民需要的各种民间文学艺术。“京瓦伎艺”中的说书、小唱、嘌唱、杂剧、木偶戏、杂技、散乐、影戏、诸宫调、说唱等就是在民间游艺场所瓦市中演出的。柳永因科举考试落第而未进入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生活，遂加入了新兴都市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队伍，为社会下层民众写作。虽然从封建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来看这是非常的不幸，却玉成了他作为宋代著名的词人，使他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其前期创作在其整个创作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定了其创作的基本风貌，以致柳永在后期努力改变生活作风并转向雅词的写作都无法抹去前期留下的影响。
宋代地方官署都有官妓侍宴歌舞，朝廷规定不许官员用她们来私侍枕席，否则会因“逾滥”而受到弹劾和处分。政府官员到平康坊曲或与民间歌妓为“滥”更属严禁。所以柳永入仕之后必须改变其原有的浪漫生活作风，否则对仕途是很不利的。几次参加考试被黜落、多年辛酸流浪的生活、久困选调、蹉跎已老，这都使得柳永吸取生活的教训，没有兴致再去流连坊曲了。“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宵》），“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京妓》）：一条阶级的鸿沟，已将这位词人与贱民歌妓隔开了。柳永当年与歌妓们“剪香云为约”（《尾犯》），“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长寿乐》），都成了负心的虚语。词人与歌妓之间的爱情，不得不受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这样的爱情，一般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柳永后期生活环境的改变，不需要再去为乐工歌妓作词以求得经济资助，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写适合市民趣味的俗词了。这时词人的审美趣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对雅词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次柳永在政事闲余之时，听到官妓们唱起民间俗词便感到不满意，惋惜雅词不被人重视。他写道：“画楼昼寂，兰堂夜静，舞艳歌姝，渐任罗绮。讼闲时泰足风情，便争奈雅歌都废。”（《玉山枕》）与其他两宋词人比较，柳词是较通俗易懂的；然而就柳词前期与后期的作品比较，它们又有明显的俗与雅之别。柳永的雅词也仅就其与前期创作相对而言，它与南宋姜夔、吴文英、王沂孙等之趋于晦涩的典雅又有所区别的。他后期的词作语言方面不再使用市井俗语词汇，而使用较为精练的白话，仍保持着明白畅晓的特点；内容方面以谒颂、宦游、旅情和对前期生活的追忆为主，不再表现市民的生活情趣；表现方法趋于含蓄、追求诗意，结构更趋谨严。正是这些词里，常有“不乏唐人高处”的诗意，如其《八声甘州》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就甚为后世文人们所激赏。柳永后期的雅词反映了其创作道路的转变，而且说明走向专业的民间通俗文艺创作道路是特别艰苦的，以致这位深受民众欢迎的词人也不能坚持下去。柳永无论其俗词和雅词，在内容和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创新的意义，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它们对宋代白话词和文人词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
柳永生在北宋升平盛明之世，他以写实的方法较为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都市繁华富庶的生活。读其全词令人感到“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在许多作品里，作者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去歌颂升平，也不是以个人的虚荣生活来炫示富贵气象，而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北宋都市生活的风情画。《木兰花慢》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拆桐花烂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