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场合下，自然少不了遣兴娱宾之词，其中便有表现及时行乐者。及时行乐是晏殊在升平优裕的环境里所持的人生态度。他根本没有必要佯为沉湎歌酒以逃避政治斗争的目标，因为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巨大动荡，他也未成为政治斗争的目标。晏殊生活的时代虽然朝野升平，繁盛富庶，而实际上最高统治集团是因循保守，反复无常，曾经激起社会希望的庆历改革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如旧。所以这又是无所作为的时代，贵族士大夫们“太平无事荷君恩”，歌舞宴饮，欢度时日，似乎这才是人生真谛。如晏殊在《采桑子》里所表示的：
春风不负东君信，遍坼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须知一盏尊前酒，占尽韶光。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
燕子重来，年光如驶，浮生如梦，于是尽力在花间尊前留住美好的时光。在这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烈眷恋之中，也包含着一些消极感伤的情绪。如《喜迁莺》云：
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觥船一棹百分空，何处不相逢。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名利扬，今古梦茫茫。
这是对仕宦生涯变化无常的感慨，唯有尊前宴乐才感到真实。又如《木兰花》云：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寻处。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一生的情事都不如意，往事不可挽回，留下多少情感的创伤，这总得设法忘却与排遣。词人将其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作了真诚的袒露，以优美的笔调直抒胸臆，企图表达在现实中感悟的人生哲理：现世、仕宦、情感都是虚幻的，只有物质的享受才最真实。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淡淡闲愁与轻轻感伤，但很快就会在舞筵歌席之间获得精神与感官的满足而慢慢消失了。人散酒醒之后，又恢复了闲适的心境。原来那些苦恼人的离情别绪、脉脉温情也变得毫无现实意义：“满目河山空念远，无边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晏殊刚峻、谨慎、趋向正直、富贵显达；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他努力追求闲适恬静中的现实人生欢乐，也就歌颂了北宋的太平世。对于晏殊这样的词人，我们没有必要要求他同北宋的一些先进的人物一样具有政治家的远见，也没有必要要求他在作品里闪耀进步的社会理想的光照。晏殊歌颂了北宋太平世，还侧面反映了这个太平世投下的一点不愉快的阴影。
六
晏殊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词人，他与物有情，感受纤细，温厚缠绵，风流蕴藉，一时莫及。如其“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诉衷情》）；“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踏莎行》）；“天涯地角有尽时，只有相思无觅处”（《玉楼春》）：这些都真实地表现了作者的个性。因此使人们很难相信晏殊竟会是与“纯情的诗人”相对立的“理性的诗人”。按诗人的性格将诗人分为“理性的”与“纯情的”，这在理论上缺乏可靠的依据。人的性格颇为复杂，而诗人在作品中表现的性格又具多样性，因此很难将他们绝对地分为两类。如果为了弥补这种分类的缺陷而对“理性的”加以限定为：诗人之理性该只是对情感加以节制和使情感净化升华的一种操持力量，此种理性不得之于头脑之思索，而得之于对人生之体验与修养。但这也不能自圆其说。文学艺术在表现情感时必须经过净化和升华，正如作家表现生活时“不是把生活底庸俗的像片画给我们看，而是要把生活描画得比现实本身更完满、更动人、更令人信服。要把所有的事实统统说出来是不可能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苏〕季摩菲耶夫《文学概论》第156页引莫泊桑语，平明出版社，1953年。）。艺术家在表达情感时也必须加以节制，这是一条艺术的基本法则，否则由情感的盲目驱使将会出现恶劣的形象。比如表演艺术家“声嘶力竭的叫喊，无不令人觉得厌恶；过于匆促、过于激烈的动作，很少给人以高尚之感。总之，既不应该让我们视之刺目。又不应该让我们闻之刺耳；在表达激烈的热情时，只有避免一切可能引人不愉快的东西，这种激动的热情才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德〕莱辛《汉堡剧评》第29-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至于诗人的“理性”与其“头脑之思索”更是不可分开的，它是“头脑之思索”的产物，而即使对人生之“体验”也须经“思索”而得的。很明显，“艺术界创造的最有意思的东西不是直觉的、幻象的和不动脑筋的东西”（〔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3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从这样缺乏坚实基础的按诗人性格分类的理论出发，关于晏殊“作为一个理性的诗人”其作品几点特色的分析也就不够确切了。例如，以为其词的主要特色是“表现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这“思”被解释为“理性”使它与艺术形象和情感分离，关于作家的思想、作品的客观思想、作品的思想性、作品的思想深度等概念全被混淆了。事实上“情中有思”并非仅仅作为“理性的诗人”晏殊的词的特色，它乃是一般艺术的特点。“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并非抽象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晏殊的词是否表达了作者的“旷达怀抱”呢？比如其《采桑子》是否表现了“感伤中的旷达怀抱”呢？词云：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这首词在构思上是珠玉词中习见的顺序颠倒。上阕抒写离别之情，曲折深蕴。时光易逝，本应珍视情谊，占尽韶光，而离别之恨却难以相信人之多情。这是特殊情感氛围中出现的合情的反语，不是“不信多情”，而是情深难舍，所以才迁恨于离亭，滴泪春衫。下阕倒叙离别之前夜痛苦不安的情绪。梧叶西风，高楼淡月；以秋夜之萧瑟来衬托临别前之凄黯，而冷清寂静之中忽然一声孤雁的悲鸣。这绝不是以其超脱高远为结，却是惊心动魄的离恨之高潮。我们从这首词表达的离别感伤之情是看不出它表现了作者旷达怀抱的。晏殊大多数情词都有辗转思念的绵绵情意，并不旷达。他一些词里表现的及时行乐和对某些愁绪的排遣处置，反映出贪恋现实物质享受，胸多执滞，甚至还欣赏自己的“富贵气象”，也偶有“富贵语”。例如“为别莫辞金盏酒，入朝须近玉炉烟”（《浣溪沙》）；“露滴彩旌云绕袂，谁信壶中，别有笙歌地”（《蝶恋花》）；“分行珠翠簇繁红，云髻袅珑璁”（《喜迁莺》）。
吴处厚说：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余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关于此事，除吴处厚所记之外，另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青箱杂记》卷五）
无论晏殊的“富贵语”或炫耀的“富贵气象”都说明他并未超脱人生、遗弃世俗。他不是真正的胸怀旷达者，而是热爱现实生活的词人。
王国维先生曾特别欣赏晏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以为其意“悲壮”，又以为是“诗人之忧生也”，还喻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二种境界（《人间词话》）。当然，以哲理说大晏词并非不可，但由摘句法将句子与整体作品割裂开来，根本不从整体作品来理解其意义；结果，这些句子成了评论者随心所欲的哲理解说的例子，使其原来面目全非。假如原作者有知，定会感到啼笑皆非的。这种摘句法是不足取的。晏殊的词固然包含某些人生哲理，我国古代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这种现象，却不能据此认为他们就是理性的诗人。仅仅以哲学来解释文学作品，是非常片面的。
由文学侍从之臣出身的晏殊，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掌握了高度的艺术技巧。他在继承唐五代词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以明净雅致的语言，深刻而纤细的内心体验，曲折精巧的艺术构思，利用了令词收敛浓缩的抒情艺术形式的优长，间接地反映和歌颂了北宋的太平盛世，表现了优美高尚的情操和对现实人生的眷恋。这是晏殊词的特色。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贵族士大夫的社会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所以尤为当时和后世的文人所欣赏和喜爱。一般说来，它的艺术性是高于思想性的，体现了我国古典艺术的完美性。其精美圆熟的艺术表现和雅致含蓄的倾向，展示出宋词一些新的特色，许多词在宋代令词中是可以称为典范的。珠玉词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精美莹洁的珠玉。我国人民是能欣赏它的美妙的。
柳永及其词
一
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受民众所喜爱的，以致“凡有井水饮处，无不歌柳词”。宋以来的话本和戏曲流传着这位风流才子的许多逸事，可见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柳永创作的时代正是北宋真宗和仁宗朝的三十余年间。这是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高涨的全盛之日。他的词集《乐章集》在宋代是很流行的，其词今存二百一十二首（柳永《乐章集》原为九卷（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明代传抄本《柳屯田乐府》三卷（梅禹金及止水斋藏），明末毛晋汲古阁刊本《乐章集》并三卷为一卷。《四库全书》采用毛晋本。毛季斧校本复为三卷，又续添曲子一卷。近世词家朱祖谋用传抄毛校本收入《彊村丛书》词二百零六首；唐圭璋《全宋词》补辑六首，总计二百一十二首。）。柳词主要是以通俗的语言和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当时的都市生活和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其中大量长调的出现标志着宋词经过缓慢的发展过程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且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特点来了。柳永为北宋长调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可以认为他是宋代长调的开创者。
宋元文学史上，柳永是第一个从事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文人，为后来“书会才人”的先行者。其创作的后期虽然也写作雅词，我们却可见到在其较为曲折的创作道路上深深留下民间通俗文艺的影响。柳词是有艺术生命的，至今也还闪烁着艺术的光辉。它容易为人们所欣赏，因此也易受到人们的喜爱。我们从柳永的创作中是会受到有益启发的。
二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福建崇安县五夫里人。这位宋代著名词人，《宋史》却没有为之立传，其生平事迹令人很费考索。他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见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3期。此外，关于柳永生年，陆侃如以为约公元990年（《中国诗史》第626页，1957年作家出版社）；林新樵以为“大约生于雍熙元年（984）或更早一些时候”（《柳永生年小议》，《福建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李国庭以为“是在公元980年左右”（《柳永生年及行踪考辨》，《福建论坛》1981年5期）。在尚无可靠的证据之时，仍以唐先生的意见为当。）。唐代中期以后，柳永的先世因宦游遂自河东（山西）定居建州（福建建瓯市）。五代战乱时，祖父柳崇隐居于福建崇安县五夫里的金鹅峰下。柳崇的前妻丁氏生柳宜和柳宣，继室虞氏生柳寘、柳宏、柳寀和柳察：共六子。父亲柳宜在南唐时为监察御史，入宋后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
叔父们也都是官宦。柳永是柳宜的小儿子，他的长兄柳三复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登进士第；次兄柳三接与柳永均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登进士第。柳永出身于一个有深厚儒学传统，以科举进取的仕宦之家，这决定了他也如父辈和长兄一样走向以科举入仕的道路。
在家乡，柳永度过了少年时代。他像当时许多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子弟一样，自幼即致力于举业学习。家乡附近松溪县的中峰山和崇安县境内的武夷山，柳永都去游玩过，作有《题建宁中峰寺》诗和《巫山一段云》词。据说他在少年时代读书时，偶然得到一首民间流行的词《眉峰碧》：
蹙损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便使，鸳鸯只。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
这首词情感真挚，语言质朴通俗，章法结构精巧，体现了民间词的高度艺术水平。柳永将它书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后悟作词章法”（《词林纪事》卷十八引《古今词话》）。习成举业之后，经过乡试，柳永便前往北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参加礼部考试，从此离开了家乡。从后来他表现乡思作品里的“想佳人妆楼颙望”（《八声甘州》），“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梦还京》），“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定风波》）等看来，在离乡赴京时已有妻子了。柳永以东汉贤士梁鸿之妻借指自己的妻，可见她是很贤淑的。离乡后，虽然他一再思念故乡，却再也未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