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水容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采桑子》）
《渔家傲》十二首与《采桑子》十三首皆联章咏景物，这在词史上属于首创，对以后文人写景词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我们如果将欧阳修后期的词作与其同题材的诗歌作一比较，便可说明其后期词的艺术表现特点的。如《会老堂》诗：
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酹一钟。已胜山阳空尽兴，且留归驾为从容。
此诗与《渔家傲·与赵康靖》同时作的，也是赠赵的，其中“出处三朝俱白首”与词的“三朝构厦为梁栋”在内容、句式、表述方式上都基本相同。诗与词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两老的情谊，而词在题材和文体风格方面完全似诗。再如《初夏西湖》诗：
积雨新晴涨碧溪，偶寻行处独依依。绿阴黄鸟春归后，红光青苔人迹稀。萍匝汀洲鱼自跃，日长栏槛燕交飞。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台头坐钓矶。
此诗与《采桑子》咏西湖十三首比较，它们所咏的景物也依稀相似。即使如《临江仙》和《朝中措》两词，也纯是传统诗歌中常见的言志的内容，表现方式也明显用了诗笔，如“如今薄宦老天涯”、“孤城寒日等闲斜”、“平山阑槛倚晴空”等都纯是诗的句法。至如“但须豪饮敌青春”、“清时贤相望偏优”、“宦途离合信难期”、“称庆高堂欢幼稚”、“即去朝天沃舜聪”等等，就是更为典型的诗句了。欧阳修的这类词真如稍后女词人李清照所谓的“皆句读不葺之诗尔”。
从上可见，欧阳修后期的词作在构思方面趋于抽象和概括，采取了较为单纯的叙述方式，笔锋老健粗硬，词意较为显露甚至有些粗率，而题材内容尤接近于严肃的宋诗。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欧阳修后期较自觉地以诗为词，促使其词风转变，形成了一种新的旷放疏宕的艺术风格。欧阳修前期浑厚沉挚而婉约的风格与后期旷放疏宕的风格，它们在北宋词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前期的词与晏殊词共同形成一种宋代文人词婉约的传统，不仅是“深婉开少游”而是影响着以后婉约词的发展。他后期以诗为词，对于词体改革的尝试，是其领导的北宋文学改革运动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传统词的势力异常地坚固，而他改革词体的成效和影响不如在诗文领域内那样辉煌卓著，但这些以诗为词的旷放疏宕之作在词史上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隐没的。虽然由于尝试而在艺术表现方面存在生硬粗糙的缺陷，而且一些词的艺术水平不高，但它们却直接地为其门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后继者苏轼之大胆改革词体做了先导。
六
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有《唱经堂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经堂才子书汇》内有一卷《唱经堂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今收入《金圣叹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社出版，1985年。），在当时词学界是发生了一定影响，以致清末词家陈廷焯尚从传统的词学观点认为：“圣叹评传奇虽多偏谬处，却能独出手眼，至于诗词直是门外汉”。陈廷焯对金批欧阳修词攻诋云：
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又出钟（惺）谭（元春）之下。其评欧阳公词一卷，穿凿附会，殊乖大雅。且两宋词家甚多，独推欧公为绝调，盖犹是评《水浒》《西厢》之伎俩耳。以论词之例论曲，尚不能尽合，况以论曲、论传奇之例论诗词，乌有是处？（《白雨斋词话》卷五）
如果我们不存偏见认真地研读金批欧阳修词，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评论是相当深刻、新颖和细致的，比起其他的词评家自有其高明之处。金圣叹的文学史观念颇为独特。他以杜诗为唐诗的冠冕，这固无异议；而以欧阳修词为宋词之绝调，则似不甚恰当。的确，“两宋词家甚多，独推欧公为绝调”，其理由何在呢？可惜他并未像评点《水浒》《西厢》和《杜诗》那样做点解释。显然他是以为词最能代表有宋一代之文学，而欧阳修词又最能代表宋词。一般说来，欧阳修词可以被看作北宋婉约词的典型形态，因而批欧阳修词反映了金圣叹关于宋代文学的基本见解。他选批的十二首欧词都是属于欧阳修三十九岁贬谪滁州之前的“少作”，题材为传统的“艳科”，它们基本上能体现欧阳修词浑厚沉挚而婉约的艺术风格。它们很可能较符合其审美趣味，因而以为欧阳修词特具艺术魅力：“其法妙不可言”，“真奇绝之笔”。
金圣叹使用评小说戏曲的方法以评词，注意探讨作者的创作心理，细致分析章法结构，既有夹批，又有尾评，能从整篇作品出发进行较全面具体的艺术剖析。这种评词的新方法，能引导读者在理解字句的基础上进入艺术欣赏，从而获得审美的享受。如欧阳修的《长相思》：
深花枝，浅花枝。深浅花枝相并时。花枝难似伊。玉如肌，柳如眉。爱著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
许多选本都不收此词，以为它浅俗，金圣叹却别具只眼以之压卷。他于上阕夹批云：“四句十八字，一气注下，中间更读不断，真是妙手。看他四句有四个‘花枝’字，两个‘深’字，两个‘浅’字。”经此番指点，使读者注意词的结构特点。作者前三个“花枝”是突出花枝的深浅相映而异常和谐美艳，引出第四个“花枝”作比以赞叹年轻女子的美艳。词的下阕夹批云：“后半不称”。尾批云：“只看前半阕，不用一字，只是一笔写去，却成异样绝调。后半阕偏有许多‘玉肌’、‘柳眉’、‘鹅黄’、‘金缕’、‘啼妆’等字，偏觉丑拙不可耐。然则作词之法，固可得而悟也。”词的下阕多用有些俗气的词语，与上阕雅致含蓄“不称”，但全词上下互映，连续用比，形象生动，音调谐美，结构小巧；所以金圣叹以为可由此而悟“作词之法”。陈廷焯说：“欧阳公《长相思》词也，可谓鄙俚极矣，而圣叹以前半连用四‘花枝’两‘深浅’字，叹为绝技，真乡里小儿之见。”（《白雨斋词话》卷五）词须不远于俗方为本色。金圣叹是认真对此词作了艺术分析的。一般说来，词虽较诗更为浅近，但要深透理解它确又并非易事。如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此词是较为通俗的，若以“入诗即失古雅”，但它很易被误认为是代思妇抒写离情别绪的。前人也感到它的美妙，说它“不厌百回读”，“用江淹语”，“极切极婉”。这些评论皆抽象含混，不着边际，词意如何并未说清。金圣叹细细寻绎了词的意脉，加上词题为“寄内”，指出上阕结两句“却已叙出路程”，下阕第三句“从客中忽然说到家里”，结两句“反从家里忽然说到客中”。因此，尾批云：“前半是自叙，后半是代家里叙，章法极奇。……从一个人心里，想出两个人相思，幻绝，妙绝。”经此分析，词中的人称关系便清楚了，也指出了词人巧妙的艺术构思。这样的批评是一种客观的艺术分析方法，它至今仍为我们赏析诗词所借鉴。
在批小说戏曲时，金圣叹已表现出所受明末市民反封建传统思潮的影响。这点，我们在其评欧阳修词中也可见到。如欧阳修的《减字木兰花》（“楼台向晓”）是写歌妓在歌舞时的情景。金圣叹于结句夹批云：“说到轻寒不妨，则妖淫之极，不可言矣。”据此，他加上词题为“艳情”以揭示词旨，又尾批云：“看他前半阕，从楼台翠幕说到人；后半阕，从衣袂、腰肢、汗粉说到说不得处，有步步生莲之妙。衣袂、腰肢、汗粉还说得，至末句真不好说得矣。今骤读之，乃反觉衣袂、腰肢、汗粉等句之尚嫌唐突，而末句如只在若远若近之间也者。此法固非俗士之所能也。”宋人习惯在词里表现他们的私人生活，欧公等北宋名臣也都风流蕴藉而不例外，因而在词里写艳情也属常见。后来某些词评家理解宋词，有如汉代经师理解《诗经·国风》一样去寻求微言大义，结果误解了词之原意。金圣叹经过逐层分析，揭示了此词的真实原意，因而被陈廷焯等人视为“殊乖大雅”而不能容忍。按照市民观念来批宋词，正是金圣叹在传统思想盘踞牢固的词论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应当予以肯定。但是金圣叹选择和评欧词也反映了明代以来纯艺术的形式主义批评给他带来的影响和局限，因而不重视思想内容的评价，无视其他宋代杰出词人的成就。与他批《水浒》《西厢》和《唐才子诗》比较起来，批欧词无论在质与量方面都显得过于单弱。我们也应看到：批欧词在词学界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后来周济、陈世焜、陈洵、谭献等人评宋词都吸取了金圣叹的方法，由此使研究宋词作品的水平有所提高。
苏轼及其词
一
北宋中期，历数十年之久的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基本胜利，宋代诗文的艺术特点开始表现出来；同时，酝酿多年的政治革新运动也以王安石新法的实施为标志而大规模地展开，一切社会集团和各种政治力量为此而进行着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这是一个动荡的改革时代，也是北宋由强到弱的一个转变过程。这个时代文学的革新与社会的巨大变革不能不涉及文艺的一个隐秘的角落——词。因此，词体的改革是以不自觉的方式默默地随着时代的脚步前进着。相对地说来，词体的改革比诗文的改革尤为艰难，它被宋人视为“小道”，排除于正统文学之列，受到最卑微最轻视的待遇，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将它纳入文学革新的范围来。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是富于创新能力的伟大的文学家，他终于完成了改革词体的任务。苏轼在词作上的成就虽然与其在诗歌、散文和学术上的成就相比较而显得并不突出，但是其革新词体却在宋词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宋词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二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他出生于西蜀眉山的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与弟苏辙俱得到其父苏洵在学业上的指导。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两兄弟同登进士第，名震京师。苏轼二十四岁服母丧终制，由家乡眉山（四川眉山）南行进京途中开始作了大量的诗篇。到京后经欧阳修举荐，参加了国家高级政治人才的特别考试——制举，获得优异的成绩。嘉祐六年（1061）以大理评事任凤翔府（陕西凤翔）佥判。三年任满后，经过国家严格的馆职考试而入史馆。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父丧终制，还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这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变法开始。苏轼青少年时代“奋厉有当世志”，应制举作的《进策》二十五篇，是他继北宋庆历新政儒家政治改革路线而针对当时社会面临的积贫积弱的严重形势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他表示：“苟天子一日共然奋其刚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欲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策略一》，《东坡应诏集》卷一）苏轼在凤翔任内作的《思治论》论述了实现以“丰财”、“强兵”、“择吏”为内容的改革之方法问题，以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东坡集》卷二十一）。这都表明他是主张政治革新的。当宋神宗支持并推行王安石新法之时，苏轼在改革的路线、策略等方面与王安石发生意见分歧而反对新法。由变法引起了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而苏轼很快便成为新法派攻击的目标，受到排挤打击，于熙宁四年（1071）通判杭州，继而又任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江苏徐州）、湖州（浙江湖州）等地知州。这段时间，他因写了许多政治诗反对新法、讽刺朝廷，遂下御史狱，史称“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贬谪黄州（湖北黄冈），这年苏轼四十五岁。黄州谪居期间，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在生活艰苦、政治处境险恶的情形下思想痛苦过，曾寻求释老哲理以求解脱，但仍以儒者“尊主泽民”的愿望作为精神支柱，表面上躬耕东坡避开政治，而暗中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
元祐元年（1086）宋神宗死后，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司马光为首的旧派执政，苏轼遂被起用。元祐时期的八年之中是苏轼仕宦以来最得意之时，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但是，他依然困扰于无聊的党派纷争之中而无所作为，仅于任杭州与颍州（安徽阜阳）知州时尽可能为人民做一些公益的事业。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政，新法派再度执政并以更残酷的手段迫害元祐党人。苏轼被贬谪岭外，先后谪居惠州（广东惠阳）和儋耳（海南儋州）六年之久。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赦北归，七月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