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代言体的作品，抒情主人公为女性。她追忆当年与情人离别的缠绵悱恻的情景，以之加深目前的相思之苦。下阕的“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这表明她是一位歌妓，像燕巢一样年年迎新送旧，也像河桥杨柳一样任路人攀折，使她羞见昔日情人，虽然因他而憔悴了。于此揭示了女主人公深刻的情感矛盾和剧烈的内心痛苦。显然这是应歌之作，歌妓们演唱起来是很感动人的。以寄托论词者，以为此词是周邦彦作于元祐时期，表示他不受元祐党人的政治拉拢；住在华屋“朱户”的“郎”，似乎比喻保守派的某人，这人也曾向他招手，希望他改变心肠。但他因对方当权而痛苦“憔悴”，反以“见招”为可羞的事。“旧巢更有新燕”一句，比拟更明显：“巢”比喻朝廷，变法派的“旧巢”已经让给保守派的“新燕”了。这样解释，无任何事实上的依据，仅属于一种猜测，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比如词中“临朱户”的本是凭栏相思的女子，却被误解为住在华屋“朱户”的“郎”，于是人称关系全颠倒了。这“郎”又被解释为指保守派的某人，“巢”也就成了“朝廷”的比喻，词中的女性自然就是作者的自喻了。那么，这女性与“郎”“两地魂销”的刻骨相思，就应解释为周邦彦与“保守派的某人”相“恋”了，怎能说周邦彦政治立场是坚定的呢？这与张惠言解释温庭筠香艳之词为“感士不遇”是如出一辙的，全然无视作品的本意，纯属附会。清真词的名篇《瑞龙吟》也同样遭到附会。词中的“刘郎”是作者借刘晨或刘禹锡而风流自命之意，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本事原出《神仙记》，刘、阮入天台遇仙，而词中所谓刘郎者实兼借用唐诗，陈（元龙）注引《刘禹锡集》是也。”（俞平伯《清真词释》，《论诗词曲杂著》第6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从全词的词意来看，作者并未发挥刘禹锡咏玄都观桃花的政治寓意。以寄托论词者却从“刘郎重到”找到了微言大义，以为周邦彦因变法派倒台而在外飘零十年，保守派不少附从者也在他去后才栽培出来的，这种情形和刘禹锡有点相似。于是整首词便解释为是寄寓变法派在哲宗亲政后再度得势，其中如“定巢燕子，归来旧处”，比喻变法派像燕子一样，昔年离开政治老巢远去，现在又回来了。这个“归来旧处”的燕子同时又比喻自己，从前是“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现在终于“定巢”了。“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两句，表面上是用李商隐《柳枝》诗的典故，实则指他的《汴都赋》。词中的“旧家秋娘”亦隐约指拟当权的人，按绍圣四年章惇独任宰相，不知道是否指此人。像这样毫无根据的比附，反将词意弄得复杂了，也又留下不少破绽。那“燕子”归来的“旧处”，这“旧处”是坊曲人家即歌楼妓馆，以燕子喻变法派，则将歌楼妓馆喻为朝廷了，岂不荒谬！“燕子”既指变法派，变法派重回朝廷好似刘郎重到，则他曾经爱恋过的“个人痴小”又指谁呢，难道是神宗皇帝吗？《燕台》诗为李商隐少时赠洛中女子柳枝而作。周邦彦重到京都坊曲，怀念旧情而有感于《燕台》诗是很自然的联想，但将它喻为《汴都赋》，则神宗皇帝就会成为柳枝一类的人物了，风韵犹存的秋娘当然就成了宰相章惇的比喻了。哲宗绍述时期变法派得势，周邦彦如果要歌颂变法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根本不需要采用隐晦曲折的寄托方式。周邦彦如果真像以寄托论词者所说的那样以闺帷之语影射朝廷政治，不伦不类，荒唐可笑，定会犯下大不敬之罪的。周济论词也主寄托，可是他一眼就看出《瑞龙吟》“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是言男女之情的。周邦彦的《玲珑四犯》约作于绍圣还京之时，比起《瑞龙吟》来并无寄托痕迹可寻。词云：
秾李夭桃，是旧日潘郎，亲试春艳。自别河阳，长负露房烟脸。憔悴鬓点吴霜，细念想，梦魂飞乱。叹画栏玉砌都换，才始有缘重见。夜深偷展香罗荐。暗窗前醉眠葱蒨。浮花浪蕊都相识，谁更曾抬眼。休问旧色旧香，但认取芳心一点。又片时，一阵风雨恶，吹分散。此词《草堂诗余》和《花草粹编》均题作“春思”，是不甚为人们注意的作品，前人评论周词亦未涉及，但确实是作者抒发春日情思的佳词。全词多用比兴，“秾李夭桃”比喻作者曾恋者之娇艳，借以指代人；以下叙述别后的思念，事隔多年，终于旧梦重温，两情浓挚，然而却不得不匆匆分散。当没有其他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本事线索之时，只能就词题如此解释。以寄托论词者却发现词中的“浮花浪蕊”，很可能是在影射那些没有操守、钻营谋私利的政客。因为结句“又片时，一阵风雨恶，吹分散”，若与花街柳陌中女子交往，事态必不至于此，可以断定，这乃是借艳情之体以针砭时事。绍圣中新党重新执政后，已非复往昔，内部分裂，钩心斗角，投机钻营者乘时以图进，而正直耿介者却难免做无谓党争与派系倾轧的牺牲品。这样一解释，似乎周邦彦是很清高的，根本瞧不起那些钻营的政客。可是我们不应忘记：他也是在绍述时期以《重进汴都赋表》乘时以进而被擢升为秘书省正字的。从这首词的结尾来看，实际上并无政治寄托，以惊风恶雨对春花的摧残比喻爱情受到某种阻碍而与情人不得不分散，这是传统诗词中惯见的。周邦彦在《拜星月慢》中就有“眷恋雨润云温，苦惊风吹散”，这与“又片时，一阵风雨恶，吹分散”都一样是抒写与情人的分离，并无其他的寓意。词中的“浮花浪蕊都相识，谁更曾抬眼”，是作者向所恋女子表示自己情感的专注，眷念旧情，不为其他浮浪女子所动心。如果将“浮花浪蕊”解释为指政客们，而抒情主人公所眷者被认为是其“坚持始终的思想信念”；那么又如何解释“潘郎亲试春艳”与“夜深偷展香罗荐”呢？这样的解释便在人称关系方面陷入混乱，而对整首词的解释也就自我矛盾了。
北宋的国运从哲宗时便明显地转向衰败了，这时的新法已失去进步与改革的意义；后期的新法派早失去了政治声誉而充分暴露了凶恶反动的面目。以寄托论词者为了美化周邦彦的政治品格，遂从清真词中寻找一些具有政治寓意的比喻，以说明他和后期变法派的决裂。例如认为周邦彦从绍圣四年还朝以后，他不但不趋炎附势，而且对于假借新法之名来进行争权夺利的勾当的当权派非常反感。这一点，在现存的佚诗佚文里看不出来，但在词里却有迹象可寻。他一再以“冶叶倡条”比喻他们。当权派中的投机分子也是朝三暮四没有骨气的人，跟“冶叶倡条”一般，因此周邦彦用来讽刺他们。他为官作宦，不能不同这班“冶叶倡条”混在一起，心情不免矛盾苦闷，对着青山绿水就兴起归隐的念头，于是说“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钓鱼乐”。如果说周邦彦不愿与后期变法派同流合污并对之进行讽刺，固然可以这样推测，但必须有可靠的事实依据，仅从词中寻找一点似是而非的寄托是难以证明的。“冶叶倡条”本是借柳枝以指娼妓，如写羁旅行役的《尉迟杯》有云：“因念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大意是说：作者感念青年时代在京都歌楼妓馆的生活，而今羁旅于渔村水驿之时甚觉无聊，因又思念成梦。如果将词中的“冶叶倡条”认为是比喻后期变法派，便与词情太不相符，作者于“冶叶倡条”实际上并无厌弃之意，却是“梦魂凝想”欲与重欢。周邦彦的《一寸金》也是写羁旅之情的，有云：“自叹劳生，经年何事，京华信漂泊。念渚蒲汀柳，空归闲梦，风轮雨楫，终辜前约。情景牵心眼，流连处、利名易薄。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钓鱼乐。”词情与《尉迟杯》相似，但对京华往事颇有一点感悟，以为过去流连坊曲致使“利名易薄”，到头来落得薄幸而“终辜前约”；现在词人年事已高，准备谢绝曾经相识的歌妓，去追求一种恬淡的乐趣。如果将这词里的“冶叶倡条”解释为后期变法派，又怎样解释与之联系的“京华信漂泊”、“终辜前约”、“旧情牵心眼”呢？何况事实上，周邦彦在绍述时期《重进汴都赋》声援了后期变法派，官运逐渐亨通起来了。
在徽宗朝，周邦彦与蔡京集团是有一定政治关系的。为了否定这种关系，以寄托论词者又从五首咏柳的《蝶恋花》中找到了政治寓意。例如认为：猜想词中的“窗牖”、“亭牖”、“疏牖”喻朝廷，“骚人手”、“游人手”、“先手”、“柔荑手”、“东君手”影射把持政权的手，“新雪后”、“落梅后”、“人寂后”暗指异己者被排除以后。“渐欲穿窗牖”是势力初起，“苒苒垂亭牖”是势力已成长，“便与春色秀”是权力俨然像个小皇帝，“莺掷金梭飞不透”比喻蔡京集团牢不可破了。所以如此，是因为赵佶昏庸，只知荒淫逸乐，大权就落到蔡京的手上：“舞困低迷如着酒，乱丝偏近游人手”，“午睡渐多浓似酒，韶华已入东君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解释也是毫无根据的。《蝶恋花》五首咏柳是有寄托的，寄托了作者惜春、伤别、感旧的情绪，属传统的“体物写志”的方法，试看其第二首：
桃萼新香梅落后。暗叶藏鸦，苒苒垂亭牖。舞困低迷如著酒，乱丝偏近游人手。雨过朦胧斜日透。客舍青青，特地添明秀。莫话扬鞭回别首，渭城荒远无交旧。词用王维《渭城曲》诗意甚为明显。若将“亭牖”解释为喻朝廷，“游人手”为蔡京集团，则“冶叶倡条”的柳枝就应是指徽宗皇帝了。那么，词中的“桃萼新香”、“暗叶藏鸦”、“客舍青青”又比喻的是什么呢？既然“大权已落到蔡京的手上”，那么，“客舍青青，特地添明秀”以形容春光大好，是否可比喻为蔡京集团当权时国家熙盛、皇恩如春光浩荡呢？可见要比附或寻找此词的政治寓意只会自我困惑。我们对古人作品的解释由于时代和生活的距离，也由于具体写作背景的模糊，必然带有一些主观的性质。“昔贤往矣，心事幽微”，有的解释也很难确切；但无论怎样的解释总得在一篇之中做到自圆其说，能够讲得通。从以上数例可以说明：以政治寄托来解释周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近人杨铁夫对于清真词深有研究，他比较清真词与梦窗词时说：“清真用意明显，不如梦窗之晦涩；清真用笔勒清楚，不如梦窗纵横穿插在若断若续或隐或见之间。”（杨铁夫《清真词选笺释·序》，上海医学书局，1932年。）清真词虽然多用代字，喜融化前人诗句，有典雅的趋向，但许多词作的词意还是易于理解的。刻意寻求清真词的政治寓意，比附穿凿，故弄玄虚，只能使本来可理解的东西变得迷糊起来。
自宋以来也有少数评论者能较全面地兼顾词的内容来评价周词，例如宋季张炎以为其词“意趣不高远”，“失其雅正之音”（《词源》卷下）；明人王世贞还以为周词“价微劣于柳（永）”（《兗州山人词评》）。我们不能因为周词的艺术技巧高超便奉为圭臬，也不应以为凡对周词有所批评指摘便是不会作词的人说的外行话。且不说指摘周词的张炎是宋季杰出的词人兼理论家，即如近年词家沈祖棻也认为周邦彦“只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虽然精美绝伦，但却缺乏重大社会意义的作品”（沈祖棻《宋词赏析》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他们所说的总可以看作“说的是内行话”。
近年对周邦彦佚文佚诗的整理搜集，有功于词学界，使我们能较全面地来研究这位词人，而且可发现这位词人与社会政治还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近年对周邦彦及其词的评价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曲解《汴都赋》的时代背景，夸大它的社会进步意义以证明周邦彦是支持王安石新政的爱国的政治改革者，又以寄托论词来发掘周词的政治寓意而予以过高的评价。周词自身存在着高度艺术技巧与思想平庸、格调低下的深刻矛盾，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况。关于对周词的评价需要我们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探讨。
李清照及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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