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人心与吾兮谁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噫送子于东，望君之门兮九重。女无悦己，谁适为容？不龟手药，或一朝兮取封。昔与游兮皆童，我独穷兮今翁。一鱼兮一龙，劳心兮忡忡。噫命与时逢。予取之食兮万钟。
词中除大量使用《楚辞》语句外，还使用了《世说新语》《史记》《诗经》《庄子》《孟子》中的语句，拉杂并用，笔势粗豪，写出深蕴的“平生不平事”。在瓢泉“独坐停云”作的《贺新郎》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也是其平生得意之作。词里用了经籍史传和陶、杜、李诗句意，采用了古文表现手段，但情感丰富，气韵生动，读之并无冗散枯燥之感，更突出作者豪迈的个性。因此，它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成功范例。像这样的作品，虽然采用散文的表现方法，却使它服从于词体内在的艺术结构，并未破坏词体，仍具词的艺术特征。它给人以异于传统词的美的感受，宜其为词之别调。至于在词中偶尔插入个别古文语句的情形，稼轩词里是极其常见的。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晚年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登会稽蓬莱阁怀古作的《汉宫春》在艺术上已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蓬莱阁为五代时吴越钱镠所建，附近的秦望山是秦始皇登高以望东海处，相邻的若耶溪是古代吴越故事中的西子浣纱处。作者登临凭吊，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
秦皇刻石纪功，登山观海，已成历史往事。词人在蓬莱阁上似乎为历史上宏伟事业所感动，出现“人间万窍号呼”的幻觉；于是激起对功成身退而泛舟五湖的范蠡的神往歆羡。这一切的幻象又都被兴衰更替的历史洪流所淹没了。词里隐藏着作者伟大事业成空的叹喟，词情悲壮苍凉，词意含蕴空灵，是辛词杰作。上下阕都出现了散文的句式，但全词却无散文化之嫌，几个散文句子使词笔显得老健奇崛。辛弃疾晚年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散文语句结尾，也使全词显得豪迈而耐人寻味。清代词家谭献甚至发现辛公摧刚为柔的《汉宫春·立春日》乃是“以古文长篇法行之”（《复堂词话》），无散文痕迹而却运用了散文的结构方法，词意特别绵密。像这样成功地适当使用散文手段，确实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能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当然，辛弃疾使用散文手段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句读不葺，枯燥乏味，破坏了词的音节和结构。例如《哨遍·秋水观》的“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渺沧溟、望洋东视，逡巡向若惊叹，谓我非逢子，大方达观之家未免，长见悠然笑耳”；《六州歌头》的“删去竹，吾乍可。食无鱼；爱扶疏，又欲为山计，千百虑，累吾躯。凡病此，吾过矣，子奚如”；《水调歌头·题吴子似县尉瑱山经德堂》的“此是瑱山境，还是象山无？耕也馁，学也禄，孔之徒”。这些词多属逞才使气的纯粹笔墨游戏，不足为法的。任何作家采用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法时，很可能在某一些作品中出现内容与形式不协调之处而成为败笔的。
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临终病笃时作的《洞仙歌·丁卯八月病中作》结尾云：“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北宋理学家邵雍隐居洛阳，“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宋史》卷四二七）邵雍称酒曰泰和汤。他的诗歌有《安乐窝中吟》和《泰和汤吟》以抒写闲适生活。辛弃疾的这首绝笔之作仍是以文为词的，词中所表述的哲理也深受邵雍诗歌的影响。从其“赋稼轩集经句”开始，又以学习邵雍闲适自况为终，这都为我们留下辛弃疾以文为词与南宋中期社会文化思潮之间的联系的线索。
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潮，总是通过各种社会联系而影响作家的，并在其作品中间接或曲折地反映出来。如果我们纵观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一生的社会交游和诗、文、词全部创作便可发现他与南宋中期文化主潮的理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有助于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来进一步认识稼轩词的艺术特征。
我国理学兴于北宋中期，因理学家着重研究和注释儒家经典，他们以为孔子儒家之道至“孟子没而不传”，便以继孔孟之道为己任，故又称道学。理学在南宋中期是一个发展的高峰，出现了一群著名的理学家并形成许多派别，理学的研究与争论出现兴盛的局面，加以张栻、吕祖谦、杨万里、赵汝愚等名公的大力提倡，理学思潮遂成为南宋中期的文化主潮。周密追述当时的盛况说：
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惟广汉张氏敬夫（栻）、东莱吕氏伯恭（祖谦）、新安朱氏元晦（熹）而已。朱公尤渊洽精诣，盖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下之妙，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诸公而始无余蕴。（《齐东野语》卷十一）
辛弃疾正生活在宋代理学发展高峰时期，他较为明显地受到时代文化主潮的影响。宋季学者谢枋得称赞辛弃疾说：“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所学皆圣贤之事。朱文公所敬爱，每以‘股肱王室，经纶天下’奇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在他看来，辛弃疾俨似儒者效法的榜样，还特别强调了理学大师朱熹的敬爱。辛弃疾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里颇为自觉地通过各种渠道与理学家交游，取得与南宋理学思潮的联系。朱熹曾惋惜辛公尚未真正加入理学家的队伍，以为他如果有较为纯正的理学修养，其事业必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成就。朱熹说：“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向使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则其事业俊伟光明，岂但如今所就而已耶！”（《答杜叔高书》，《朱文公集》卷六十）辛弃疾一生的交游中结识了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黄榦等人，友人陈亮也属理学别派的人物。辛弃疾与理学家们的交谊，反映了其思想和政治倾向的一个方面，其爱国而急于事功的积极人生态度与理学家提倡儒家的兼济思想有相通之处。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辛弃疾三十一岁，在都城临安任司农寺主簿职，张栻时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兼侍讲，吕祖谦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通过张栻的引见，他得与吕祖谦相识；此后又因张、吕的关系而与朱熹结识。辛弃疾在其《祭吕东莱先生文》中谈到当时理学发展情形说：“厥今上承伊洛（二程之学），远泝洙泗（孔子之道），佥曰朱（熹）、张（栻）、东莱（吕祖谦），屹鼎立于世。学者有宗，圣传不坠。”作为“北方归正人”而入仕于南宋朝廷，辛弃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的歧视。他通过种种社交关系而结识“有中原文献之传”的吕祖谦和中兴贵胄之后的张栻，并与深孚儒者之望的朱熹结为知交。这样可以改变其政治处境的孤立状况和提高个人在政界与文坛的声望，因此其政治命运与理学在南宋中期的两起两落都潜伏着一定联系。辛弃疾与理学家们的密切交往并显著地受到理学思潮的影响是淳熙八年（1181）落职闲居上饶带湖之后。
上饶为信州之治所，江西信州在南宋时为衣冠人物汇聚之地。因为“国家行在武林（浙江杭州），广信（信州）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寓焉。”（洪迈《稼轩记》）信州境内的铅山鹅湖寺，自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企图调和朱陆之争，约陆九渊兄弟与朱熹在此论辩以来，便成为理学的中心。辛弃疾闲居上饶时，陆九渊在附近的贵溪象山精舍讲学，朱熹在闽西武夷精舍讲学，陈亮居住于浙东永康县。元初戴表元说：“广信为江闽二浙之交，异时中原贤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济南辛侯幼安居址关地最胜，洪内翰所为记稼轩者也。当其时，广信衣冠文献之聚，既名闻四方，而徽国朱文公诸贤实来，稼轩相从游甚厚。于时鹅湖东兴，象麓西起，学者隐然视是邦为洙泗阙里矣。”（《稼轩书院兴造记》，《剡源集》卷一）阙里为孔子在曲阜开始讲学之地，洙泗为孔子在曲阜聚弟子弦歌之处。南宋以后学者们竟将辛弃疾居住之地视为理学家们汇集之所，宛如儒学发源圣地洙泗阙里了。这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元初在此营建了稼轩书院确是事实。辛弃疾闲居上饶直到晚年，与朱熹的交游唱和对其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今存辛诗有两首《寿朱晦翁》，其中一首有云：“先生坐使鬼神伏，一笑能回宇宙春。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以为自古以来的两三圣贤，便是朱熹和孔孟了。朱熹则称颂辛弃疾“卓荦奇材，疏通远识。经纶事业，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戏文章，亦脍炙士林之口。轺车每出，必能著名；制阃一临，便收显绩。”（《答辛幼安启》，《朱文公集》卷八十五）以为辛公有济世之才。绍熙四年（1193）辛弃疾以集英殿修撰起知福州，时朱熹筑室于福建建阳考亭。辛公往访，二公同游武夷山。朱熹原作有《武夷棹歌十首》，吟咏山水，寄寓哲理。辛弃疾继而和作《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有云：“人间正觅擎天柱，无奈风吹雨打何”；“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以擎天柱和帝王师美誉朱熹，并以其有似姜尚不遇周文王而叹惋。这次相会，辛弃疾与之“极谈佳政”，朱熹则以儒家教义“克己复礼”相勉。在理学大师看来，辛弃疾的私欲尚盛，未能净尽，故以孔子之言勉之。辛弃疾第二次罢职，正值韩侂胄等执政者攻击理学之时，史称“庆元党禁”，列入伪学党人有赵汝愚、朱熹等理学家及其追随者五十余人。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去世。辛弃疾得知噩耗时正读《庄子》，感慨之余，作了《感皇恩》词：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能自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词的上阕用《庄子·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忘言者为真正得道之士，朱熹的去世，使他失去了可与之言的友人。词的下阕将朱熹比作继《周易》而草《太玄经》的汉代儒者扬雄。结尾用杜诗《戏为六绝句》中肯定初唐四杰价值的诗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预言朱熹的成就将万世长存。“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卷四〇一）在禁伪学的政治环境里，对朱熹能作这样崇高的评价确是难能可贵的。
辛弃疾在渡江之初“致身须到古伊（尹）周（公）”的信念，在理学思潮影响下得到加强。其进退出处、立朝大节都较符合儒家伦理规范而受到理学家的钦佩。从他所生活的南宋中期和江西上饶的文化环境及其社会交游来看，正处在大发展的理学思潮对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在其诗歌创作中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