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北伐前夕，辛弃疾六十六岁再起知镇江府时。词中较多历史事典的运用造成在理解词意时的一些困难，但思想的内涵异常丰富，包含了历史上北伐的经验和教训。在上阕，作者怀念三国时吴帝孙权能阻挡曹魏大军南侵而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但更赞美南朝的宋武帝刘裕北伐的功绩：驰骋中原，气吞骄虏。然而这两位历史上的英雄已成为往事了，如今只留下风吹雨打的台榭巷陌。虽然辛弃疾此时在镇江任上招募兵士、侦察敌情、作些抗战的准备工作，但又感到自己的衰老，而对韩侂胄等的北伐也不存更大的希望，现世已无孙权和刘裕那样的英雄了。词的下阕包含三层意义：一、指出好大喜功的宋文帝刘义隆草草北伐而遭到惨败的历史教训，似乎寓了韩侂胄北伐将重蹈刘义隆任王玄谟而惨败之故辙；二、金主亮大举南侵，洗劫扬州，已过去四十三年，金人统治区内仍然繁闹喧嚣，神鸦社鼓，中原未复；三、作者虽以古代名将廉颇自比，而隐伏着时机已失，力不从心的衰迟之感和终身遗恨。词以登临怀古的线索，借古讽今，使词意连贯而完整，体现出构思的谨严。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剖析和对现实局势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而更具理想的光辉。其复杂内涵的爱国主义主题在词中是以晦涩曲折的方式并带着深沉的情感表达出来的，艺术结构极其完美，是南宋众多爱国词章中的优秀之作。
辛弃疾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是以上述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词表现的。这类作品若与苏轼等人的豪放词比较，它已具悲壮激烈的情调和沉郁苍凉的色彩了。在辛弃疾创作的后期，由于长期的闲居生活，产生了较多的吟咏山水园亭和农村风物的作品。这类作品基本上是属于艺术风格旷达的，旷达之中又具有狂放或沉郁的特点，间接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执着追求和难以排解的愤懑。如南宋末年词人刘辰翁所说：因其“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辛稼轩词序》）淳熙八年（1181）在江西安抚使任时，带湖营建的新居将成，辛弃疾便感到政治风险，准备急流勇退：“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当其“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沁园春》）之际，便受到弹劾而落职了。从北方金人统治区起义而渡江归宋的人，当时称为“北方归正人”，在政治上暗中受到种种歧视。辛弃疾属于“北方归正人”，南宋统治集团对他采取了不能不用、又不能大用的态度，因而在南归后很长一段时期用他来镇压地方起义军，在其被委以一方重任之时则为人所嫉，必然受到谗害而落职罢祠。辛弃疾闲居时表面上是盟鸥耕稼，赏花游山，饮酒听歌，但实际上对此种生活是极端不满的。他深深感到“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举》）；他不习惯于闲废生活，“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他在闲居时也受到谗言的干扰而不安，“此心无有新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词人以为命运如此乖蹇，联想到也许是自己的姓氏注定的。他嘲讽说：“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戏赋辛字》）这类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当推《贺新郎·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向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是辛弃疾的得意之作。据岳珂说：“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桯史》卷三）词人独坐园亭中，神思飞动，抒写一时豪兴，力图以放达的态度对待现实，寻求陶渊明田园隐逸的闲适趣味。作者常将南宋比作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批判东晋诸公沉酣江左，徒求虚名，嘲笑他们没有陶渊明之清高超脱。这流露出对国事的忧虑，而在无能为力的情形下只得以酒解愁的苦闷心情。但其爱国的理想、英雄的气概和激动不平的情绪却在“回首叫、云飞风起”一语里含蓄地表现出来，希望不久便能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确实仅有二三知己所能理解。全词情感丰富，形象生动，气韵流走，用了经籍、史传和陶、杜、李诗句意，词风恣肆粗犷，宜为词之别调。
除了豪放旷达之作而外，稼轩词中还存在一少部分婉曲之作。后来的词人刘克庄早就注意到“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几道）秦郎（观）之下”（《辛稼轩集序》）。当辛弃疾在情绪最低沉、心中最苦闷之时，偶尔以诗人比兴寄托之体写婉曲悲凉之词。如淳熙六年（1179）自湖北漕移湖南作的传世名篇《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肠断处。
这首词纯用比兴手法，有一定政治寓意。上阕大致惋惜好景不长，作者当是指某种政治形势而言；或可能是惋惜宋孝宗即位之初有中兴之意，但很快便烟消云散了。下阕以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冷居长门宫之事，用《离骚》“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句意，表现忧谗畏讥之感；并以赵飞燕与杨玉环之善歌舞而皆为尘土，与友人共勉“处夫材与不材之间”庶几可以免乎累。“词意殊怨”，其政治寓意是较为明显的，所以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鹤林玉露》卷四）。此词继承和发展了屈原以香草美人为寄托的传统表现方法，形象优美，词意绵密曲折，“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白雨斋词话》卷一）。这对南宋词之重寄托是很有影响的。如果说《摸鱼儿》以感叹春归而寄托作者艰难的政治处境，《汉宫春》则以描述迎春而寓意对北方故土的思念。词云：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词人似乎自己并未感到春天到来，仅仅是从美人头上戴着迎春的饰物而知道的。因此未准备好迎春的节物，而且风雨春寒更给人以不愉快的感受。春的到来本是带着旺盛的生机，词人为此反而感到极度的不安。虽然自此万象更新，却又意味着朱颜暗换，岁月逝去。这一切造成难解的清愁。词的结句将主题进一步予以深化：怕想起北方，年年花开，北雁南飞，而北方故土依然未收复。这隐伏了作者南渡后岁月蹉跎、壮志成空的感叹，流露出对故乡思念的爱国情怀。
辛弃疾也同其他一些豪放词人一样，习惯以传统的婉约词的表现方式抒写儿女之情。他以表现“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为基本主题，因此这类离情别绪的词也写得清新激越、缠绵悱恻，比传统的婉约词更有深刻的意义。如其《满江红》：
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芳草不迷行路客，垂杨只碍离人目。最苦是、立尽月黄昏，栏干曲。
这是拟托妇女的语气对离人的痛苦思念。作者青年时代在吴江与青楼女子有过一段难忘的情事，在后来许多词里都叙述了分别之苦。他在同调的几首词里也表示：“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今古恨，沉荒垒，悲欢事，随流水”；“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辛弃疾的《念奴娇·书东流村壁》又是以自我抒情的方式，表现故地重游的念旧之情：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夜银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从作者的叙述中留下了其情事的线索。东流村在何处，难以确考，但词人青年时代曾经在此地结识一位歌妓，“清明时节”，“一夜银屏寒怯”的印象特别深刻。就在江边垂柳之处，当年曾轻易离别了，而今重经故地已人去楼空。探寻后知道人们曾在绮陌东头某家见到过她。“纤纤月”指瘦窄的金莲，借以代人。因此猜想：即使尊前重见，她也如镜中之花了。事隔多年，还引起作者无穷无尽的旧恨新愁，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辛弃疾这些婉曲悲凉的词，与传统艳科之作比较已是净化过了的，对情感的发掘很深，而且格调很高，表现细致，是继苏轼婉约词之后达到了新的思想深度的。
稼轩词有豪放的、旷达的和婉曲的作品，使其艺术风格呈现丰富性。其不同风格的作品，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其中豪放与旷达的作品，就宋词大的风格类型而言是属豪放风格的；就其艺术个性而言，它又具恣肆豪迈、悲壮沉郁的特点并形成其独创的艺术风格。
四
使事用典、议论纵横和散文化自来被认为是稼轩词的特点。宋人潘牥说：“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怀古录》卷中引）以为苏轼用作诗的方法作词，辛弃疾则在词中发表议论，是他们的艺术创新。苏轼以诗为词确实促进了词体的改革，但以议论为词的情形在范仲淹、苏轼、贺铸、朱敦儒、李纲等人的作品中皆已出现，与辛弃疾同时的陈亮以词略陈“经济之怀”，讥时议政；可见为词论并非始自稼轩。关于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在清真词中已常见，放翁词也时时“掉书袋”。稼轩词的议论和用典只是在程度上大大甚于前人而已，“以文为词”才是其独创。并由此使其议论与用典服从于散文表现手段的需要。刘辰翁对于这点理解得最确切。他在《辛稼轩词序》里比较苏、辛的成就说：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这指出了辛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经用史”。它与作为遣兴娱宾工具的小词甚不协调，而在辛词中却变得“横竖烂熳”、“头头皆是”，以此表达了被压抑的爱国思想情感。的确，用经用史的古文表现手段在词中发表议论，在辛弃疾之前必定令人绝倒，而他却出奇制胜，取得了成功。辛弃疾以特殊的艺术手段形成以文为词的倾向是在创作的中期开始的。他闲居上饶带湖之初，约于淳熙九年（1182）写作了第一首以文为词的作品《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进退存仁，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此词集了儒家经典《周易》《论语》《诗经》《孟子》《礼记》中的经句，表现了作者取法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与退的处世态度。它是辛弃疾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标志其以文为词的开始。从整个稼轩词来看，散文化很明显的作品只有数十首，但却是词史上的创举。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
词表现了作者罢职闲居的苦闷和豪放的气概。词中不仅大量使用了古文辞语和句式，还采用杂文小品的笔墨游戏的构思方法，夹叙夹议，穿插对话，冷嘲热讽。所以宋人陈模以为此词“如《宾戏》（班固）、《解嘲》（扬雄）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怀古录》卷中）。辛弃疾送别门人范开而作的《醉翁操》仿《离骚》体，是宋词中奇特的散文化作品。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