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贾似道的关系。南宋末年由于贾似道的专权误国而大大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贾似道为制置使贾涉之子，因其姊入宫有宠于宋理宗，自淳祐以来逐渐掌握朝政大权。开庆元年（1259）冬，忽必烈率蒙古大军围攻鄂州（湖北武昌），时贾似道军屯汉阳，拜右丞相奉命援鄂。十二月贾似道再派宋京往蒙古军称臣，议和纳币，忽必烈因蒙古皇族继位之事遂许和撤兵。贾似道隐匿议和纳币之事，于景定元年（1260）三月上表言：“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史纪事本末》卷一〇二）理宗皇帝认为贾似道有再造之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特命百官于郊外迎接慰劳。刘克庄早年曾与贾涉相识，贾似道对他表示亲近。因此关系，这年六月由贾似道援引，起刘克庄于乡里，十一月入对，除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刘克庄年事已高，在朝近两年便请求归里，景定三年（1262）八月离朝时，贾似道特赋诗赠行，饮别于道山堂。刘克庄甚为感激，其《谢贾丞相饯行诗》有云：“某有何行，能蒙此褒异。盖师相先生，不但与之以美官，又与之以美名；不但擢其身，又擢其所荐之士。某虽去而未尝去，虽身无补报，而后来者犹可备朝家任使。”（《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三）刘克庄有一些谀颂贾似道的文章如《与贾丞相书》《贺贾丞相》《贺贾丞相拜太师》，都盛赞其援鄂的功绩。此外还有数首寿词，如《贺新郎·傅相生日壬戌》《满江红·傅相生日癸亥》《满江红·傅相生日甲子》《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等篇。与贾似道的这种关系成为刘克庄晚节的污点。宋末方回说：“晚年为贾似道牢笼，至从官，既归老有三生不忘容堂之句，岂欲以谀免祸耶，抑为孙儿地也？”（《跋刘后村晚年诗》，《桐江集》卷四）清初王士禛说：其“论扬雄作《剧秦美新》及蔡邕代作群臣上表，皆词严义正，然其《贺贾相启》《贺贾太师复相启》《再贺平章启》，蹈雄、邕之辙而不自觉”（《刘后村集跋》，《蚕尾集》）。纵观刘克庄一生的活动及其全部著作，他晚年对贾似道的谀颂是违背其个性和政治思想的，确实令人感到遗憾。但如果将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分析，也是易于理解的。在理宗末年，贾似道援鄂的真相尚未败露，俨似解除国家危难的重臣，刘克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示对其称颂的。从私交方面来看，刘克庄与贾氏父子本是旧交，他多年在朝受到排斥和打击，贾似道执政时方得以入朝仕至显位；贾似道以他为前辈文宗而甚为钦敬，因而官场斗争中他们是相互倚重的关系。刘克庄景定在朝已是七十余岁的高龄，在朝仅近两年；此期内他并未为贾似道做过有害国家之事，而且还利用关系引荐了一些正直的官吏。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不宜将他与贾似道的关系看得过于严重，也不应按照现代政治斗争观念去以人划线而影响到对刘克庄文学成就的评价。
三
在两宋词人中刘克庄对词体的认识是很特殊的。南宋后期经过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争得了理学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地位。理学家们是重视儒家义理而轻视文学的，仅将它利用来有益于“世教民彝”而否定其文艺特性。刘克庄自称是“西山（真德秀）弟子，鹤山（魏了翁）宾客。上帝照临忠义胆，老师付授文章脉。问此君、仿佛是何人、徂徕石”（《满江红·和实之》）。他表明深受真德秀与魏了翁两位理学家的影响，而且认为自己的人品与文品都有似耿直迂阔的北宋古文家石介。但刘克庄毕竟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理学家，因而对词体的见解又与理学家们有所不同。他对南宋后期理学思潮在词坛——特别是在上层社会文人中的影响表示极端不满。他以为自北宋以来理学家程颐等卫道者的文学观很不利于词体的发展。据说伊川先生程颐，“一日偶见秦少游，问‘天若有情和天也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骍然”（《二程语录》卷十七）。这种论词风气在南宋后期更盛了，所以刘克庄在《汤埜孙长短句题跋》中叹息说：“今诸公贵人怜才者少，卫道者多。”（《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他在《黄孝迈长短句题跋》里较为完备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为洛学者（正宗的理学家）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换李贺语尔，而伊川有亵渎上穹之诮。岂惟伊川哉！秀上人罪鲁直（黄庭坚）劝淫，冯当世愿小晏（几道）“损才补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为。……余曰，议论至圣人而止，文字至经而止。“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时伤物乎？“鸡栖”、“日夕”、“黍离”、“麦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熠（耀）宵行”、“首如飞蓬”，非闺情别思乎？……今士非簧策子（经义策论之文）不暇观、不敢习，未有能极古今文章变态节奏而得其遗意如君（词人黄孝迈）者。昔孔子欲其子为《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墙，它日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盖君所作，原于“二南”，其善者虽夫子复出，必和之矣，乌得以小词而废之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
刘克庄反对理学家论词的迂腐之见，只得以古代“风雅”的传统为理论根据，认为小词也是符合孔子所倡导的诗教之旨的。他是从正统文学的观念去理解孔子诗教与词体关系的，因而未能真正理解《国风》的精神和词体的娱乐性的特点。这反映在其创作实践中便显得非常矛盾，怕被理学家们指摘：“新腔好，任伊川看见，非亵穹苍”（《沁园春·四和林卿韵》）。
当时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约束只在统治阶级上层社会里有效，而一般下层文人、江湖游士及广大民间的词作仍是浮艳轻靡的。刘克庄对这种创作倾向也不赞成。他说：“白雪调高尤协律，落霞语好终伤绮。”（《满江红·和叔永吴尚书》）表示提倡高雅的格调，反对绮靡之音。这点在其《鹧鸪天·戏题周登乐府》里表述得更为明白。词有云：“诗变齐梁体已浇，香奁新制出唐朝；纷纷竞奏桑间曲，寂寂谁知爨下焦？”唐初陈子昂曾说：“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香奁集》为五代时和凝作，或云韩偓作，以“侧艳”著称。“桑间曲”即指郑卫淫靡之音。“爨下焦”用《后汉书》卷六〇《蔡邕传》：“吴人有烧桐为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焚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刘克庄是反对齐梁以来文学的浮艳轻靡之风的，自然包括当时的词风在内，深为高雅之词不为人们所重视而感到遗憾。
刘克庄既反对理学家的论词之见，又反对创作中浮艳轻靡的倾向，他提倡的正统的“《国风》之变，《离骚》之裔”（《水龙吟·自和前二首》）。其“席上闻歌有感”而作的《贺新郎》词云：
妾出于微贱。少年时、朱弦弹绝，玉笙吹遍。初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谁向西邻公子说，要珠鞍、迎入梨花院。身未动，意先懒。主家十二楼连苑。那人人、靓妆按曲，绣帘初卷。道是华堂箫管唱，笑杀鸡坊拍袞。回首望、侯门天远。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聊一奏，更三叹。
词里寓写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同时也表现了其词体的观念。如清人刘熙载说：“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必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意殆自寓其词品耶？”（《艺概》卷四）词中的“总不涉，闺情春怨”和“哀而不愠微而婉”正是刘克庄论词的主旨，它体现了自觉地继承古代的“风骚”传统。“风骚”在其最初都是异于儒家思想的，经汉代儒生的曲解和误解，遂纳入了儒家社会伦理思想规范，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成为正统文学的传统（参见谢桃坊《论中国文学传统的变异与继承》，《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1期。）。小词本是宋人遣兴娱宾的娱乐工具，它是不受儒家社会伦理规范和封建礼教束缚的。虽然南宋以来有人力图将小词的创作与“风人之旨”相联结，只是为遣兴娱宾寻找一些理由而已，与刘克庄的词体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刘克庄的观念是属于封建社会正统文学的，带有保守的倾向和某些迂腐的成分，这在两宋著名词人中是显得较为特殊的。他的理论也体现在其词的创作实践里，因而其词虽以学辛词为主却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词在宋词发展过程里是较为特殊的一种现象。
四
南宋后期的国势日趋危殆，不仅中原难复，蒙古族又兴起于北方，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和突出。刘克庄去世后十年，南宋王朝终于为元蒙所灭。刘克庄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关怀国家命运和收复中原的愿望一直是其词作中主要的主题。早年他在李珏沿江制置司军幕的短暂生活，曾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其“军书檄笔，一时传诵”（《后村先生墓志铭》）。多年以后，他还时时因之兴动立功报国的希望。其名篇《满江红·夜雨凉甚忽动从戎之兴》云：
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猿臂故将军，无功级。平戎策，从军什；零落尽，慵收拾。把茶经香传，时时温习。生怕客谈榆塞事，教儿且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
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昏庸软弱和矛盾重重，以致主张抗战的爱国将士和朝臣都无法施展才能，报国无路，落得比汉代名将李广的下场还更悲哀。作者是以愤激之情表达其爱国思想的，既动从戎之兴，然而感念生平遭际又徒增慨叹，只有“欲托朱弦写悲壮”而已。这正是刘克庄爱国词篇的一种独特的情调，反映出苦难忧郁的时代精神。怀念北方故土的深切情感在后村词里经常流露，而且每当念此又是最痛苦的：“赖有越台堪眺望，那中原、莫已平安否？风色恶，海天暮”（《贺新郎·跋唐伯玉奏稿》）；“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贺新郎·九日》）；“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玉楼春·戏林推》）。一次有客人赠送牡丹，词人由牡丹联想到其著名产地洛阳，洛阳为中原名城——北宋的西京，由此又联想到北宋的繁盛和而今在金人统治下的荒凉情景。其《六州歌头·客赠牡丹》下阕云：
忆承平日，繁华事，修成谱，写成图。奇绝甚，欧公记，蔡公书，古来无。一自京华隔，问姚魏，竟何如？多应是，彩云散，劫灰余。野鹿衔将花去，休回首河洛丘墟。漫伤春吊古，梦绕汉唐都。歌罢欷歔！
北宋时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书法家蔡襄曾书《牡丹记》。这都反映了承平时代士大夫们的闲情逸致。洛阳牡丹以千叶黄花的姚黄和千叶肉红花的魏紫最为名贵，而今洛阳名花的命运正象征了中原的命运，名花成为劫灰，河洛变为废墟了。词人见到牡丹便梦想我国汉唐的盛时而哭泣了。这种情感是极其自然而真诚的。
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刘克庄四十一岁。这年四月陈移任真州（江苏仪征）知州。真州在南宋属淮南东路所辖，已接近抗金前线。当时蒙古军正南下攻金，宋亦乘金困危之际欲由两淮进攻，北方的人民起义军纷纷响应。宝庆二年九月，蒙古军在青州围攻起义军主力李全。宝庆三年五月，李全降于蒙古，宋统治集团中的主降派杀害了部分义军首领。陈赴真州任时正值李全降蒙古之前，宋军楚州军乱之后，前线局势十分复杂。《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作于此时，词中表达了作者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成为后村词里最光辉的篇章。词云：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这首词内容丰富，词意连贯，情绪热烈，充满豪气，很具后村词的特色。陈在抗金战斗中曾显露过才能，他对北方义军的态度也是较好的。作者在词的上阕里，将争取义军收复黄河南岸地区的希望寄托于陈。请他学习宗泽招降义军抗击金兵的策略，不要像统治集团里的主降派视义军为危险的祸害，抓住有利时机，收复山东等地。词的下阕是对南宋统治阶级的批评，指出自东晋祖逖北伐收复黄河以南为晋地之后，南宋一百余年来竟没有这样的英雄，以致使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长期沦陷。南宋的士大夫们又像当年南迁的晋人一样新亭痛哭，但过后又偃安江左而忘了中原之地。作者也以自己为书生怯弱无能而惭愧。世事如此，总有杰出的人物来改变局势。在他的想象里陈是有事业心的人物，但谁知局势逆转，不久李全叛降，“定齐鲁”的希望又破灭了。这首词里从对义军的态度和对统治阶级主降路线的批判，表现了作者正确的政治见解和对国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