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果通检上述诸调作品，它们基本上是与清代万树等学者编订的词谱所总结的声韵格律是一致的。自创调词人之后，其余众作大致是参照始辞的字数、句式、句数、分段、字声平仄、用韵而填写的，实际上已不再是“倚声”之作，但却又有“倚声”之效。这种情况在唐代敦煌《云谣集》和五代《花间集》里已经出现，至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愈甚。显然还不能得出结论：词与音乐的关系在唐宋时已经淡化或分离。我们可以设想，例如《念奴娇》和《满江红》经过许多词人的填写，歌妓们反复地唱着旧调新词，缺乏新的音乐美感，必然让群众感到厌倦；所以总是不断有词人为新的乐曲倚声制词的，而某些旧调渐被淘汰。词体文学的发展过程，亦总是在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作用下矛盾地运动的，而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由于词人的倚声制词或按谱填词可以形成一种长短句体式的格律，而格律又能体现音乐的某些美感因素，于是词体文学在其初期即具有与音乐分离的倾向而向纯文学的道路前进。无论《云谣集》《花间集》和《草堂诗馀》，它们都是文学作品集，但它们在当时的文化环境里，因作品有词调名，歌妓对始辞的音乐是熟悉的，遂可选择佳作以歌唱。当某些词调的音谱失传之后，该调作品不能歌唱了，某词与音乐的关系才真正脱离。南宋时，唐五代和北宋的许多词已无法歌唱，而宋亡以后，词乐遗音，坠绪茫茫，难以考寻了。现在我们回顾宋词，它的音乐文学性质已经模糊，它的音乐价值已经消失，然而它的文学价值仍然存在，被誉为时代文学，成为中国珍贵的文学遗产。词作为中国古典格律诗体之一，其体式的多样丰富，声韵的和谐优美，音节的灵活变化，格律的严密精整，都充分体现了中国韵文形式的精致和汉语语音美妙的特点。这是因其曾为古典的音乐文学而将某些音乐性转化为文学语言因素所致的。
宋词是以辞从乐的，但作为音乐文学的宋词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背离以辞从乐而退回到以乐从辞的故辙。这种情况出现于北宋后期，例如：
政和癸巳（1113）大晟乐成。嘉瑞既至，蔡元长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会禁中嘉莲生，分苞合趺，敻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晁端礼作的《并蒂芙蓉》是此调始辞。他当时“属词以进”，随意长短其句，乐曲是稍后配上的。同时“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辞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中语赐名《鱼游春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这是先有辞，再谱曲的。自此开始，以乐从辞的创作风尚终于在南宋中期演变为自度曲。作者既是词人又是音乐家，自己创作歌词，配以乐曲。自度曲的创始者是姜夔，其词集《白石道人歌曲》里今存旁缀音谱的自度曲十七首。他在《长亭怨慢·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作者在为长短句时，实际上借用了格律诗体的经验，既有率意之处，又有精整之处。兹以《暗香》为例，起句、过变、结句的字数与句式相异，但中间上下片对应的句子：
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翠尊易注，红萼无言耿相忆。
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它们的字声平仄是有规律的是律化的句子。词人为之配曲时，以词的音节、声韵、情绪为准度，使音乐从就文学。姜夔自度曲的音谱经现代音乐家译出后已经可以歌唱。（杨荫浏、阴法鲁合译《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年。）它们的风格相同，柔婉优雅，某些旋律有雷同现象，而且词意晦涩。这样，它们不为广大民众欣赏，只能在狭小的文化圈里流行。南宋后期词人吴文英的自度曲《霜花腴》《玉京谣》和《西子妆慢》等也如姜夔那样以乐从辞，因过于雅致，难于流传，仅数十年间其音谱便散佚了。宋词发展到自度曲，表明它与音乐固有的关系改变，也失去了固有的音乐文学意义了。
中国盛唐以来兴起的长短句的格律化的新体燕乐歌辞，被称为曲子词或词。它所结合的燕乐是受中亚和西域的印度系的音乐影响下形成的俗乐。词体文学发展至宋代而臻于繁盛。宋词虽属于燕乐歌辞，但其胡乐的成分基本上丧失，它所结合的音乐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表现为燕乐已经完成华化。宋词同唐五代词一样是以辞从乐的，但宋人倚声制词建立了规范，由此创造了真正的律词，从而使中国音乐文学进入古典时代。宋词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断采用新声以丰富自己的音乐性，但又不断出现模仿典范作品的声韵格律而创作的倾向，致使倚声制词转变为依词调格律填词。自度曲的出现更使词体退回到以乐从辞的古法，偏离了音乐的准度。这样，宋词由音乐文学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形式。由于宋词毕竟同燕乐有过亲缘的关系，所以当其词乐消失之后，由倚声制词所积累的经验而具有词调丰富、格律严密、句式复杂、声韵和谐、形式精巧、表情细致的艺术特色而成为中国古典格律诗体之一。宋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的典型而具有时代文学和民族文学形式的意义，其历史经验尚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词与宋代文化生活
宋词是在怎样的文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在宋代繁荣兴盛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令词学家们颇感困惑的问题。胡云翼深有体会地说：
本来一种文体的原因和结果是最复杂的，不是简单几条可以解释明白的。并且文体的发生和发达，有的经过有意义的提倡，有的也是无意的发展；有的是有原因可以指明，有的是无法解释的。况且离掉宋代很远的我们，更感觉历史材料作证明的缺乏，要想完全发掘宋词的何以发达作系统的解释，真是满身困难。（胡云翼《宋词研究》第29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
近代王国维试图从文体演进论的观点来解释词体盛衰的原因。他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语》）按照文体演进论的观点，中晚唐之诗与南宋之词都被否定了。王国维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不可否认一种文体使用的时间愈久，意象、结构及表现方法经过多次的重复因袭，必将影响艺术的创新而出现许多平庸敷衍的作品。这仅是文学发展过程中极其表面的一种现象，不能说明文学史上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所谓“古诗敝而有律绝”，而事实上却是唐代律绝兴盛的同时，古诗经过改进也取得了空前的艺术成就。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的许多名篇正是古体诗。所谓“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而事实上在数百年之后的清代又出现了词体复兴。即以南宋词而论，南宋初年的中兴词人、中期的辛弃疾等词人及宋季词人的爱国主义的光辉作品便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南宋婉约词的题材有所扩大并不断艺术创新，南宋词人与作品数目也大大超过五代与北宋，可谓词的兴盛时期。因此，具有极端抽象的文体演进论是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胡云翼虽然感到探讨宋词发达原因的困难，但他还是找出了五个原因：诗体之敝，五代词的成功，宋代君主的提倡，宋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两宋要求享乐的时代背景造成艳词的发达。（胡云翼《宋词研究》第26-29页，巴蜀书社，1989年重印。）这已包括了宋词发展的某些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大致可以说明宋词繁荣兴盛的原因了。现代词学家詹安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宋词发展的社会基础作了较详的论述。他以为：“宋朝的政治，是比以前各个封建朝代更为彻底的中央集权制；宋朝的商业经济比前更繁荣，市民阶层比前更扩大；宋朝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随着各个时期不断深化和恶化，特别是民族矛盾更居于首要的地位。”（引自《詹安泰词学论稿》第3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他还研究了词体与宋代社会相适应的情况，以为宋词在内容上反映了宋代社会的现实。这些论述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宋词的发展过程，然而似乎尚有一种直接的或确切的文化原因。
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表示了这样一种深刻的见解：“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是以为文学的变化受世态人情的影响，文学的兴废如四时的运行次序。清代词学家论词发挥了刘勰的见解，如张祥龄说：“文章风气，如四序迁移，莫知为而为，故谓之运。”（《词论》）陈廷焯说：“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白雨斋词话》卷四）况周颐说：“自昔诗、词、曲之递变，大都随风会转移。”（《蕙风词话》卷三）这时代风会可理解为文化条件或精神气候。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也有相似的见解。他说：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看到某种艺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
为什么某种精神气候会促使某种文学艺术发展呢？丹纳解释说：
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时代的倾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法〕丹纳《艺术哲学》第7页，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词在宋代的繁荣兴盛，显然是与宋代的时代趋向、风俗情况、群众思想、社会风尚等所形成的精神气候有最密切的关系，它选择着作家，鼓励作家在此种文学样式里施展才华，驱使作家攀登艺术高峰。所以，我们很需要了解：宋人为什么喜爱词这种音乐文学样式，它为什么能适应并满足宋人的审美需要和文化娱乐的需要？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它关涉到宋代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一
词，唐人称它为“曲子词”，意即配合乐曲的歌词。宋人称它为“歌词”、“乐章”、“乐府”或“倚声”，都表明它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在宋代虽然各种技艺如说唱、杂剧、说书、影戏等都得到迅速的发展，但词的演唱却有自己特殊的生命力而为宋人所私自喜爱。在花间尊前写作或欣赏新词艳曲，以佐清欢，遣兴娱宾，这种娱乐方式已成为宋人文化生活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较能满足统治阶级对于世俗享乐的需要。词的演唱在瓦市里也为广大民众欢迎。小唱艺人为市民们演唱通俗的新词，使听众得到快乐、兴奋和慰藉，满足他们审美的文化需要，其中也包含着感官的刺激。词既是音乐文学，只有当其入乐以歌唱时，它的艺术效应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尽管在北宋中期苏轼词体革新之后，文人词出现了一种脱离音乐的倾向，而且由于某些词调音谱散佚以致有的词在南宋时已不能歌唱，但是南宋末年词的歌唱仍未绝响。词的演唱既然在两宋是人们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其演出场所是极为广泛的。朝廷的重大节日和宴会均有教坊乐人演出歌舞百戏。皇宫内妃嫔及宫人，多习歌舞以供皇帝声色之娱。中央和地方官署建立有乐营，每遇官署宴会必合乐表演歌舞。士大夫及贵族之家亦有小乐队及家妓，遇家宴时则让家妓歌唱侑觞。在瓦市勾栏、茶肆、酒楼、歌馆以及街头都有专业的或业余的歌妓从事小唱活动。宋词通过歌者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演唱而得以广泛传播。
词的演唱自入宋以来随着社会审美观念的变化，出现特重“女音”的现象。王灼说：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唐时男有陈不谦、谦子意奴、高玲珑、长孙元忠、侯贵昌、韦青、李龟年、朱嘉荣、李袞、何戡、田顺郎、何满、郝三宝、黎可及、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张红红、张好好、金谷里叶、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谢阿蛮、胡二姉、宠妲、盛小丛、樊素、唐有态、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云。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碧鸡漫志》卷一）
早在北宋中期，李便有一首嘲笑善讴老翁的词《品令》：
歌唱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