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第二年，即1917年，因文学革命的倡导而声名大噪的胡适，也应蔡元培的邀请，踏进北京大学任教授。他为哲学系开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等课程。胡适本是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时期的高年级学长，现在却地地道道成了冯友兰的老师。但在冯友兰的回忆中，似乎没有谈到他在北大哲学系听过胡适的课。冯友兰回忆说：“到了1917年，胡适到北大来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三年级了。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的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是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37]冯友兰的这段回忆，道出了当时北大学术界的保守倾向。给他上课的那位教授是以不屑一顾的眼光看胡适的。也正是这位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38]。说明在胡适以前，中国哲学史仍是古代经学的讲法。尽管如此，活跃在当时学术界的今古文经学大师仍堪称地道的学问大家，在北京大学的国学讲坛上，“古文大师刘师培与章太炎门下高弟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诸人坐拥皋比，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见称，蔚为斯时北大的学统正宗”[39]。
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对以求学为第一要务的冯友兰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在没有进北京大学之前，冯友兰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国学基础，用当时的标准看，无疑还是一团未经梳理的乱麻或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只有在博采众家的治学方法之后，方能有比较研究的可能。顾颉刚在后来回忆哲学门的情况时也谈到了这一点：“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白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教材，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40]这位陈白弢先生即是前面提到的嘲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不通的那位教授。他在学术观点上主张不分今、古、汉、宋，一切都加以容纳。即使像陈汉章这样的守旧学者，尚能“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足见当时北大对冯友兰进学的意义。
当时北大还有一位旧学保垒中的硕儒——严守今文家专门之学的国学大师崔适。据顾颉刚回忆，崔适为哲学系学生讲《春秋公羊》学，“崔先生发给我们的讲义是他用了毕生精力做成的一部《春秋复始》，他以《公羊传》为主，辅之以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何休《公羊解诂》等书，把一部《公羊传》分类解释，要使人们从这里看出孔子的《春秋》大义。他说《谷梁传》和《左氏传》都是古文学，就都是伪经，绝对不是孔子的意思。他年已七十，身体衰弱得要扶了墙壁才能走路，但态度却是这般地严肃而又勤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钦敬他”[41]。对崔适，冯友兰回忆说：“蔡元培把他请来，给我们这一班开课，他不能有系统地讲今文经学，也不能有系统地讲公羊春秋……他上课，就抱着他的书，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们当时的水平，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他就是那么诚诚恳恳地念，我们也恭恭敬敬地听。”[42]所有这些，都给如饥似渴求学的学子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冯友兰置身于北京大学这块人才荟萃的学术园地里，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许多与冯友兰同时代的学者在回忆北京大学这段历史时，都有一个基本倾向，即强调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大大多于受旧学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顾颉刚，比冯友兰大两岁，在北大哲学门读书时却比冯友兰低一届。他们在哲学系听同样的课，有些感受是相同的，如上述对陈汉章和胡适的看法即如此。但也有不同的，比如对宋代理学的看法，顾颉刚回忆说：“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惝怳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竟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43]正是对宋代理学的憎恶，才使顾颉刚走上了疑古的道路，使他的治学路径偏重于训诂考据而倾向汉学的传统。这当然也与他和当时具有“汉学遗传性”的胡适及古文大师黄侃高足傅斯年等人从往过密有一定关系。北大当时虽然在学术上由推崇汉学的古文大师“坐拥皋比”，但对冯友兰影响似不大。在北大期间，冯友兰听过刘师培的课，但仅一次而已。冯友兰后来的学术发展道路、他的“宋学”的治学方法也许就受到在北大读书时“宋代理学空气极浓”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高出一筹的原因之一。
冯友兰在北大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为他日后成为哲学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但与他的学长胡适的早慧相比，此时的冯友兰可谓是“大器晚成”。
1918年6月，冯友兰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带着青年人的理想走向了社会。
1.6 结婚
结婚成家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尽管在中国各式各样的人物传记中，很少谈到个人的家事，甚至人物越大，家事谈的越少，以致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一个普遍的印象，即伟大人物在家事上往往是一片空白，因为谈多了会影响伟大人物的形象。冯友兰早年的一位朋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卜德（Derk Bodde）先生感慨地说：“中国有由来以久的文章不表露个人感情的传统。当代中国以前的许多作品都有不带个人色彩的共同特点。这同西方所十分强调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肯定地说，无论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无论是带个人色彩还是超然的不带个人色彩的东西，对于了解像冯友兰这样的人的思想和生活，都同样重要。”[44]鉴于这种看法，我们还是写了这一节。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因为按照中国当时的一般传统，婚姻大事总离不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冯友兰的婚姻则似乎打破了这种封建传统。还是在1914年，冯友兰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经同学介绍，与他的同乡任载坤订婚。任载坤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据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在家。”[45]任芝铭先生没有儿子，只有6个女儿，任载坤是他的第三个女儿。由于任芝铭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思想激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因此他最先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叫自己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去外边上学。这样，任芝铭老先生的大女儿任馥坤、二女儿任纬坤、三女儿任载坤便都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进了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
冯友兰与任载坤订婚时，正是任载坤在女子师范读书的时候。于是两家相约：在载坤毕业后方能结婚。据冯友兰自己的回忆，当初他与任载坤订婚时，先征得了任芝铭老先生的同意，然后才写信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很快回了信，也同意这门亲事。“这一点也可以见母亲的开明。”[46]因为在此之前，任载坤的二姐纬坤，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创举，自然也招来许多物议甚至诽谤。这些对任家的诽谤之词，也传到了冯友兰母亲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仍同意冯友兰与任家订婚，足见这位母亲的胸怀是何等开阔。因为在这位母亲的心目中“向来主张女子要读书”，而且“愿意有一个读书的儿媳妇”[47]。
1918年夏天，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恰好任载坤也读完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二人双双拿到了两所高等学府的毕业文凭，并一同回到开封结婚。此时冯友兰23岁，任载坤24岁。他们结婚以后，就一同回到唐河老家，去看望仍然生活在故土的母亲，这也是任载坤结婚以后第一次得以拜见婆婆的机会。“当时有人担心，怕回到唐河以后，母亲就不让载坤再出来了，也许要留她在家里帮助照料。我知道不会的。果然到家以后，住了几天，开学的日期快到了，母亲就催着我们走。”[48]这位慈祥的母亲还一再表示：“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作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49]于是冯友兰夫妇又回到开封。从此，这两位喜结连理的青年夫妻共同迈向了曲折而坎坷的人生大道，共同经历着风云变幻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酸甜苦辣，共同分享着喜悦、荣誉、幸福和忧伤。
冯友兰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头脑中经常思考的是社会、人生和哲学。这种职业使他逐渐远离了家庭生活的日常操持，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出身世家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任载坤身上。因此冯友兰的成就与这位贤妻良母式的知识女性实在不能分割。正因有这样一位贤妻良母，才使冯友兰“不相累以庶务”，专心从事创作。冯友兰在《祭母文》中[50]孜孜不忘妻子的恩惠，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顶起了家庭的半边天：
维抗战之七载，媳备著于辛劳，日斤斤于盐米，夜频频于尺刀，胼双手于瀚浣，疲一身于厨庖，致爱护于夫子，尽养育于儿曹，幸痼疾之已去，勉支持于作操。[51]
在“文革”期间，冯友兰屡遭抄家，备受欺凌，又多亏任载坤的多方护佑方使得冯友兰在精神上有一隅之安。也正是在“四人帮”倒台，冯友兰又遭批判之际，任载坤因患肺癌医治无效而溘然长逝，她带着千般无奈和万般凄凉离开了人世。从1918年夏至1977年秋，这对真正可以称得上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妻共同走过了五十九年的漫长道路，为此，冯友兰自拟挽联云：
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愿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52]
五十九年前，冯友兰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如此结局的。因为对于这位哲学家来说，爱情、婚姻、家庭和任何事物一样，虽然都有一个过程，但其本质是稳定的。正如他在20年代初的一首诗中所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这算什么呢？
他虽是圆了会缺，却究也缺了会圆。
况“自其不变者观之”，那阴晴圆缺，与月的本体，有什么相干？
那悲欢离合，与爱的本体，有什么相干？[53]
在冯友兰这位哲学家的心目中，“爱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早已与他生命的本体融在一处而成为一种永恒，那还会有什么牵挂呢！
注释：
[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三松堂目序》，第26页。
[3]《三松堂目序》，第4页。
[4]《三松堂自序》，第13页。
[5]《三松堂自序》，第13—14页。
[6]《三松堂自序》，第15页。
[7]“自序”即《三松堂自序》，是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
[8]《三松堂自序》，第2—3页。
[9]《三松堂自序》，第3页。
[10]《三松堂自序》，第3页。
[11]《三松堂自序》，第6页。
[12]《三松堂自序》，第6页。
[13]《三松堂自序》，第6页。
[14]《三松堂自序》，第19页。
[15]高上秦：《一个中国古典知识大众化的构想》，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16]《三松堂自序》，第7页。
[17]《三松堂自序》，第7页。
[18]《三松堂自序》，第19页。
[19]《三松堂自序》，第28页。
[20]《三松堂自序》，第30页。
[21]《三松堂自序》，第35页。
[22]《三松堂自序》，第36页。
[23]《三松堂自序》，第197页。
[24]《三松堂自序》，第197页。
[25]《三松堂自序》，第198页。
[26]《三松堂自序》，第198页。
[27]《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28]《中国哲学简史》，第378—379页，亦可参见《三松堂自序》，第217页。
[29]《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
[30]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一集，第54页。
[31]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一集，第57页。
[32]《黑格尔思想发展史资料》，载《黑格尔文集》，美国法兰克福祖尔坎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一卷，第236页。
[33]《三松堂自序》，第198页。
[34]《三松堂自序》，第199页。
[35]《三松堂自序》，第201页。
[36]《三松堂自序》，第201页。
[37]《三松堂自序》，第200页。
[38]《三松堂自序》，第200页。
[39]肖超然等著：《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40]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6页。
[41]《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载《古史辨》第30册。
[42]《三松堂自序》，第326—327页。
[43]《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34—35页。
[44]见《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45]《三松堂自序》，第50页。
[46]《三松堂自序》，第50页。
[47]《三松堂自序》，第50页。
[48]《三松堂自序》，第51页。
[49]《三松堂自序》，第51页。
[50]一再表示：“我不要媳妇在家帮助照料，也不要媳妇在我面前伺候，我不要媳妇这样，我只希望你们在外面好好地作事，有了小孩我替你们照管。”
[51]《三松堂自序》，第119页。
[52]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表》，载《冯友兰先生纪念文集》，第493页。
[53]冯友兰：《中秋别内子将往美洲（三）》，原载《心声》二卷一期，1920年1月。现收在《三松堂全集》第十四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