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五四”的回响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此后，冯友兰便在开封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教国文和修身。
在冯友兰离开北京大学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酝酿着革命的风暴。在冯友兰于北大读书的三年中（1915—1918），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发生了影响至深的几件大事。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同年12月12日便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模仿封建帝王颁布年号的做法，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此次复辟活动，引起普遍不满，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纷纷举起反袁大旗，宣布独立，终于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宣布撤销帝制，并于该年6月忧愤而死。袁世凯死后，中国封建复辟逆流并未停止。1917年7月，行伍出身的张勋，拥兵入京，拥溥仪“重登大宝”。但张勋复辟的丑剧好景不长，前后不到半个月便树倒猢狲散。接着上台执政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扩充实力，对内变本加厉地实行军阀独裁统治，对外则听从日本的唆使，出卖中国主权。1917年8月对德宣战，并充当日本进行反苏俄战争的附庸军。
从1915年至1918年，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最后终于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在布满干柴的中国大地上，点起了熊熊燃烧的烈火，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旷日持久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则为中国向现代的转变提供了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组织、从舆论到人才等各方面的准备。
冯友兰没有赶上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但他一再强调“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1]。因为冯友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正处在“五四”风暴的前夜。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执政、革命派的约法等等，对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因此，无论保守派还是革新派，对当时中国的现实都怀有极大的不满情绪。
冯友兰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谈到他对袁世凯的看法。他说：“袁世凯果然不满足于中华民国总统的地位，想当皇帝，行帝制，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玩弄一些制造舆论、强奸民意的办法，看起来好像王莽篡汉的时候所行的那一套。”[2]这尽管是冯友兰在其晚年说的话，但这件事情发生在冯友兰在北大读书的时间里，因此可以多少反映年轻的冯友兰对当时时局的一些看法。正因为如此，像“五四”时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冯友兰也不能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于是他与在开封的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3]。冯友兰被推举为编辑，并为该杂志的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表示了《心声》的宗旨乃在于：“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4]
这里所谓“老套”，多指过时的旧传统，“夫老套本先王已陈之刍狗，适于古或不适于今……传统既久，真意全失，精神既亡，惟余流弊。是故法老套者，必不能得老套之利而反受其弊，所谓‘不学李白作诗，只学李白吃酒’者也”[5]。冯友兰深深感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被“老套”束缚而日趋退化，而世间事物不进则退。“进者，变动不居，日新又新之谓也。不进者，一成不变，因袭老套之谓也。”[6]在冯友兰看来，中国的落后即在于因袭传统太多，因而失去了民族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从而泯灭了民族的创新能力。此时冯友兰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把中国社会比作有机体，认为：“凡天下之有机体，未有不感觉外界之趋势，而曲以适应之者也。植物且然，而况动物，而况动物中之最高等者耶？”[7]从这一立场出发，冯友兰深感地处中原的河南比之外省要落后得多，更何遽比于外国？就河南而言，“无论欧美之进步，绝尘而驰，为我万万不敢望；即滨海各省之思潮，我亦瞠目无见，充耳无闻。处铁路四达之区，犹且杜门自守，若世外桃源，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若果能常处于世外，则不知魏晋，诚亦自有其清福；但恐渔夫闯进，未必容我长此逍遥耳”[8]。其实，当时中国早已无世外桃源，何止“渔夫”闯进，更有盗贼横行。就此，他向社会大声疾呼：
动物之眠者闻大声则醒，其蛰者闻春雷则惊。同人等，于社会既有深爱，而不忍视其长此终古，则安能不大声疾呼，以招其魂，醒其梦，惊其蛰耶！[9]
在冯友兰呼唤“春雷”惊蛰的时候，也正是“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酝酿的时候。因此，冯友兰虽然没有在北京赶上5月4日那一天，但就其思想来说，他早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搏一起跳动了。在北大读书时，冯友兰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但一旦走向社会，北京大学所给予他的影响便顿时迸发出来。上述文字是冯友兰离开北大后不到三个月写出来的，离“五四”运动的爆发还有七八个月，足见北大新思潮对学生的影响是何等深巨。
《心声》发刊词是冯友兰迈向社会后的第一篇文章。虽然其内容与文字尚显稚嫩，甚至远不如比他出道稍早的胡适更具文采和鼓动性，但它毕竟反映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新思潮的影响，使他在不同程度上与旧传统实行了决裂。这一点使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受益无穷。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与胡适的慷慨陈词相比，冯友兰则显得平心静气，这可能与他早期所受到的逻辑训练有关。在《心声》创刊号上，我们还可以从冯友兰另一篇文章中窥见上述特点。他认为形式上的改革不可谓新，只有“深察宇宙之现象，熟究社会之情形，一草一木，一颦一笑，皆当视如考试之问题，作文之材料，而不轻放过焉”[10]。冯友兰强调读书是手段，切合实用是目的。因此新、旧学生的区别乃在于：“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11]注重实际与注重空谈不仅仅是新旧学生的区别，同时也是新旧学术、新旧思想的区别。由于注重空谈，不求实际，所以造成“崇拜老套，达于极点”的坏学风，从而导致：“觉古圣之言论，先王之宪章，皆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视纸片以外，遂若无所谓学问者。此所以数千年来，永为纸片所束缚，沉沉无一毫生气也。国之不振，民之无援，皆由于此。”[12]
“纸片”、“老套”是书本上的学问，要打破“老套”，超越书本，就必须“不求壮纸上之观瞻，但求切现在之实际”，这样才能“顺其潮流”，走入新的世界。但这也并不是“一切书籍，尽可烧毁”，或扔到茅厕，“吾亦非谓古书尽不可观也”，“不过谓吾人为学之际，须知书籍之外，正有吾人莫大之事业”等待我们去开发。这个“莫大之事业”，在冯友兰看来即整个社会和人生。因此，他反对“名士派”的作风，认为：
人类之在世间，非合群不足以自存，此理之至易明者也。而旧学生之习惯，则以隐遁山林为高，以不治生产为雅，以矜奇立异，荡检逾闲，为风流自赏。其归多为“名士派”，而所谓名士派，最不适合于群众生活者也。[13]
这种平谈的论述，入世的情怀，既区别了对传统的妥协、迁就，也不同于对传统的勇猛鞭挞和剑拔弩张。冯友兰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这一风格在他初出茅庐时便表现得很充分。
2.2 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
冯友兰既主张在教育及文化上打破“老套”，又主张“非谓古书尽不可观”、“非谓一切书籍尽可以烧毁”。这种态度，在当时东西文化之争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同时也蕴藏着以后冯友兰在文化观上所走的特殊道路。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三年中，冯友兰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社会上的文化论战，也未参与北京大学校内的新旧两派之争。他在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只强调了在北大三年的收获，乃在于“在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冯友兰虽然没确指这个“更新的天地”是什么，但从当时的情形看，无疑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五四”前后，人们所关心的也正是这个近代化和现代化问题。因此，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在当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从文化角度看，“五四”运动的爆发，也正是这种争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它预示着中西文化矛盾的加剧。
冯友兰在北京大学目睹了新旧两派在文化上的争论，而且争论的双方有的就是冯友兰的老师或朋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陈独秀1916年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此时他已经是中西文化论战中的一名健将。在北大期间，他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近代西洋教育》、《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旧文化。他认为西洋民族“好战健斗”，遂养成“力抗艰难之气骨”，所以他们能“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14]反观中国，崇尚“安息雍容文雅”，“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15]中国人不仅在性格上如此，就是在体质、仪表上也不如西洋人。陈独秀引谭嗣同的话说：“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委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16]这是什么缘故呢？陈独秀认为：“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般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吚吚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17]从教育自然联想到孔子。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旧教育的结果完全归到孔子身上。于是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吴虞的《吃人与礼教》等反孔文章接连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
易白沙、吴虞的反孔言论，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大力响应。陈独秀在给吴虞的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18]此时胡适也到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致钱玄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贞操问题》等重要文章，矛头也都是指向旧传统的。
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书中借“狂人”之口，道出了中国的历史乃“吃人”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明，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筵席而已。鲁迅的这一大胆揭示，无疑为当时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大潮增添了无穷的助力，使当时的一些顽固守旧人士目瞪口呆。为了与《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相抗衡，当时的守旧派人士在新文化思潮的刺激下，也不甘寂寞。如杜亚泉以《东方杂志》为据点，发表了一系列反击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后又有刘师培、林琴南等人筹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以保存国粹为名，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点，可以从鲁迅当时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19]在鲁迅眼里，“国粹=放屁”；“一群坏种——想吃人”。针对这种情况，鲁迅毫不畏惧地道出：“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20]鲁迅毫不妥协地与封建复古思潮作斗争，其动力乃是来自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腐败黑暗所作的亲身体察。他亲身经历了袁世凯统治时期为复辟帝制而搞的尊孔祭孔活动。曾几何时，袁世凯便身败名裂。由此可知，复古、国粹的逆流便也不会长久。但也应该看到，这股复古、国粹逆流，包藏祸心，故“不可不防”，因为：“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