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这封信是于1918年夏天写给另一位反传统的大将钱玄同的。当时冯友兰还没有离开北大。尽管冯友兰当时不可能看到这封信，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及其他的反传统文化的激烈言辞，冯友兰当有所接触。但在冯友兰当时或以后的文章及言谈中，均未从中西文化论争的角度对上述激烈的言辞有所评论。他所关心的，似乎还是他在中国公学时便产生浓厚兴趣的逻辑与哲学。
如果说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抨击传统文化时，更注重东西文化在政治层面上的差异，从而把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当时黑暗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阻碍新文化传播的复古守旧思潮上面，那么冯友兰则更注重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理念”或“观念”上的差异，这也许是哲学家与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对同一事物的所见不同。由于这一点，便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研究结果。这一点甚至影响到各自的性格、个性的不同。从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所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中，从他们反对旧传统旧文化的言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怀和孤傲自遣、独立前行的个人品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又是沉郁隽永的“酣畅淋漓实则不失含蓄蕴藉的文风”。在这一点上，尤以鲁迅最为典型。他是一个“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人”，因此在他大量的杂文、小说及学术研究中，都体现了“任情”、“率性”的特点。与这些大师相比，冯友兰是晚辈后学，而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始终体现“任理”的特点。因此，他既反对“荡检逾闲，风流自赏”的“名士派”，又不赞成脱离实际的空谈，更不赞成把古书扔进茅厕或焚之以火的主张。作为一位哲学家，他的心境始终是平和的。
以这样的心境看待中西文化，就正如他自己所言：两个天地的矛盾，“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东西文化不同，因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们的根本思想，就是它们的‘哲学’”[22]。
“因为矛盾是客观存在，是一般人都感受到的，所不同者是对这个矛盾的认识和解释。当时百家争鸣，多是矛盾的体现，对于矛盾的广泛解释和评论，还是比较少的。”[23]这是冯友兰晚年对“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争的基本看法，即认为从哲学和理论思维的角度去研究中西文化问题，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够深入的。他也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企图在哲学上寻找答案：“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能适应。”[24]
于是，冯友兰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激流中，怀着寻求真理的渴望，踏上了去西方求学的道路。
2.3 负笈西游——入哥大研究院
冯友兰在开封第一工业学校只工作了一年多，便通过了河南省的考试和教育部的复试，取得了官费留学资格。当时的中国，虽然处于混乱和骚动之中，但对于选拔青年出国深造、培养和储备优秀人才还是尽了不少力。仅就河南一省而言，从民国元年至“五四”运动前后，就送出几十名学生出国。当时，冯玉祥任河南省督军，很重视教育。他指定把全省的契税作为教育专款，不准随便挪用，甚至不经过省财政厅而单独由教育部门经理。冯友兰考取的官费留学，其经费就出自这笔“教育专款”。
1919年深秋，冯友兰告别了久居的故土和慈爱的母亲、妻子，乘上了“南京号”客轮驶离上海。面对茫茫无际、充满活力的大海，这位未来的哲学家不知想了些什么。然而，不论他想到什么，站在甲板上观海的时候，那大海的波涛定会引起他的沉思，就像站在巨大的历史的瞬间上，这是一个由此岸到彼岸、由一种理想变迁到另一种理想的历史瞬间。
12月，冯友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次年1月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当时在美国，上研究院是很容易的，上本科倒是很难，要经过各种考试。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北京大学是他们承认的大学，只要拿出北京大学的文凭一看，就报上了名，入了学了。”[25]这一点，冯友兰总比他在中国公学时的学长胡适幸运得多。胡适是于1910年从中国公学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公学是大学预科，学历相当于高中。因此胡适上美国大学的本科，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仅为准备考试，“闭户读了两个月的书”，而且在第二场考试中，包括高等数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都考得很糟。幸亏在头场考试中的中文和英文考得好，方得考取前55名而被录取。冯友兰与胡适在求学历程上，走的几乎是相同的路。胡适在结束了康奈尔大学本科学习后，于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这样，两人同在中国公学读过书，胡适比冯友兰早6年；两人又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胡适又比冯友兰早4年。当然，胡适比冯友兰大4岁，即都是在24岁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
冯友兰一到美国，便强烈地感到美国与中国大不相同。他带着一种实际考察的眼光和好奇的心态，观察着他周围的事物。如同任何一个头一次跨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对于美国，冯友兰“觉得样样新奇，跟中国不同”。差别和不同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外国人头一次来到中国，也会感到新奇。因此，问题不在于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在于这些不同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26]正因为有对中国自身的了解和体验，再加上“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冯友兰对美国的观察不仅有参照物，而且具有文化比较的意义。
在观察和比较中，冯友兰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带官气的。”[27]“那些在政界混的人，上自大总统，下至班长衙役（现在改叫什么司法巡警——作者原注），本来就都是前清老人物，现在名字虽说改了，然而是换汤不换药。”[28]就是商界，“一个铺子，要略微大一点，不说他那老板，就是伙计的架子，可也就不小，你要进去买一点东西，他连正眼也不瞧你一瞧。同他说话，他半天答应一句；带理不理的拿出一样东西扔给你，爱要不要。你要叫他换一换，他就露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所以中国的各色人等，只有穷下力人是不带官气的”[29]。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比如商鞅有“贵长而尊官”、韩非有“以吏为师”等名言。这些封建传统的遗存，使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都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权威性，从而造成了与现代民主精神的严重冲突。“官本位”所散发出来的“气”，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官”，无论名字如何改，但“气”总是有的，甚至“走起路来，都要断绝交通，实行那‘肃静’‘回避’四个大字”[30]。
“我们在中国闻惯官气的人，一到美国，鼻子里就觉得换了一种气。什么气呢？也不是炭气，也不是氧气，是一种商气。”[31]冯友兰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敏感，以一个青年留学生的身份，对美国的观察和体验是非常细微的。他觉得，和中国相比，“美国无论什么事，都是带点商业性质。他总生法叫对手的人觉得非常便利而且舒服”[32]。商界、教育界且不说，就是国家大事，也往往用商业广告的方式宣布出来。如招兵，海军打出的广告是“加入海军，周游世界”；陆军则明言“入陆军既学本事又能赚钱”。“他们以利益相号召，并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实这种分别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33]
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期间，冯友兰经历了一次美国总统大选。这是他到美国后初步接触美国的社会政治，所以给他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类选举，在中国是看不到的。美国的大选，先是经历了“间接选举”的方式。所谓“间接选举”，是说选民所直接选举的并不是总统，而是总统选举人；各州的选举人都选出来以后，他们再集中到一起，选举总统。后来，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但并未改变选举的形式。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仍是间接选举，“但是在各党所提名的选举人的旁边加上几个字：‘为某人’，这个‘某人’就是这个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这就是说，这些选举人都是要投那个‘某人’的票的。这样，这个间接选举在实质上就变为直接选举了。可以说是形式上没改，而内容上改了”[34]。美国选举制度的变迁，使冯友兰联想到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仍是一种传统的延续，即官僚主义的办事方法和徒重外表的形式主义。这两点相结合，构成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弊害。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办事靠官僚，而官僚主义在办事时，常常是“瞒上不瞒下”或“欺上瞒下”。因为掌管人事升迁大权的人是更大的官僚，下面的官僚只需在形式上有一点布置，瞒住上面官僚的眼就可以了。至于人民有什么意见，他是不管的。“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是官僚们做官的一个妙诀。”[35]由此，冯友兰得出结论：“中国有句话说：‘换汤不换药’，说的是只改形式，不改内容。美国的这种办法，可以叫作‘换药不换汤’。他们讲究的是实际不是形式，而中国这一方面倒是只讲形式不讲实际。我想这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一种不同吧。”[36]
在纽约，冯友兰的生活并不宽裕。按着当时官费留学的生活标准，每月只有90美元。如果再扣除学费，所剩也就不多了。再加上由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动荡所引起的各方面危机，经济也近于崩溃，因此经费不能如期寄达，造成靠官费留学的学生们生活困难。冯友兰原计划在1922年夏天结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再转往欧洲游学。但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他游学欧洲的计划遂成泡影。1922年初，冯友兰在给梁漱溟的信中曾简略提到当时的困境：“在此一切如恒，惟官费近来受政局影响，时时欠发，生活、学业尚能支持，而亦作难不少矣。原拟今夏在此校作一收束，即赴欧洲，今则无钱，一事不能办，故仍留此。”[37]
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冯友兰也像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在附近找些小事，得一点报酬”。所幸冯友兰不仅找到了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而且找到一份相当于中文补习性质的差事——为英文生字注中文，每天可收入半个美元。后来，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中国报纸，工资每月可得八个美元。“当时我有这三个财源，每月收入三十多元，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维持生活也就够了。”[38]回顾近代以来游学异国的莘莘学子，无不饱尝生活困顿带给他们的忧患，然而，他们也正是在这种忧患中励精图治，增长才能，积蓄着在未来事业中腾飞的力量。冯友兰也是如此。此亦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39]冯友兰三年半的异国求学，为他开拓了知识、才学、方法、阅历、经验等诸多方面的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哲学及哲学史大家奠定了基础。
2.4 崭露哲学家头角
冯友兰早年酷爱哲学和逻辑，立志学习西方哲学，因此他一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便如鱼得水，一头钻进西洋哲学的大海中。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康德，冯友兰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对冯友兰的影响，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在反对封建主义世界观过程中所建立的近代理论体系和哲学方法，这些都在冯友兰以后创立自己的新理学体系中有所反映。
对于初次接触西方哲学的冯友兰来说，普遍地阅读西方重要哲学家的著作，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历史进入20世纪，特别是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哲学理论方面，人们多把注意力投入到西方现代哲学上。冯友兰也是如此。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哲学系读书期间，指导他学位论文的导师正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而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又恰好集中了美国现代哲学流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他先是任教于密西根大学，并深受英国新黑格尔主义影响。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任哲学系主任长达10年之久，并由此时转向实用主义。1905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哥大执教24年，直至1929年退休。杜威一生出版了30余部著作，发表论文近千篇，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