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须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决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决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呵！
第19节 秋山真之（1）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罢。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军界里，算是唯一的奇杰，而同时是一个唯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们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园公寺望、桂太郎这一类的人，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们面貌身躯，是很多特质的。而这秋山真之，却不容易在形象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说，他是海军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的智识丰富，知识学问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他，种种学问知识，在他的心灵上，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战的时候，他作海军参谋官，黄海的战胜，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作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战，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东来的时候，他只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的心灵作用，明明白白地，晓得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伟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厉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确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这一种很坚确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决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为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运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副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第20节 秋山真之（2）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了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地，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回，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