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我把功课都做好了，还有更难的跟在后面。这就是可怕的算术。这种算术，是专为我想出来的，题目由枚得孙先生亲自口述，开头是：“我到一个干酪铺子里买了五千块双料格勒斯特干酪[6]，一块干酪四便士零半便士，一共多少钱。”这个题目一出，我就看到枚得孙小姐暗中叫好儿。我趴在桌子上，死气白赖地算这些干酪的价钱，一直算到吃正餐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结果，一点也没有启发。那时候，石笔面儿都钻到我的毛孔里去了，把我弄成了一个黑人混血儿了。他们只给我一片儿面包吃着再算干酪的账，同时，那天一整晚上，我都成了一个人所不齿的小家伙了。
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我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那种折磨人的功课，好像都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没有枚得孙姐弟二人，我本来可以学得很好，但是这两个枚得孙对于我的影响，就像两条蛇的魔力对于一个可怜的小鸟儿一样。即便我一上午的功课都做得还算不错，那我除了得到一顿饭吃而外，别的也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枚得孙小姐一看到我没有功课，心里就难受；我只要一不小心，露出一丁点暂时无事可做的样子来，她就用以下的话引起她兄弟的注意：“珂莱萝，我的亲爱的，没有比工作再好的了——给你的孩子点功课做做。”这样，我马上就又得在那儿钉住了，动不得了。至于和跟我一样大的孩子一块玩儿，那是我很少有的。因为枚得孙姐弟二人那种阴郁的神学理论，把小孩看作是一群毒蛇（虽然耶稣曾领过一个小孩，叫他站在门徒中间[7]），他们认为，小孩互相传播毒素。
我现在认为，这种继续了六个多月的情况，把我弄得呆笨、阴郁、愣傻、倔强，那本是这种办法自然的结果。我感觉到，我一天一天地和我母亲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生分，这种感觉，并没使我的阴郁、呆笨、愣傻、倔强减少。如果不是因为有另一种情况，那我很可能变成了呆若木鸡的傻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父亲在楼上一个小屋子里，留下了数量不多的一批藏书。那个屋子，我可以自由出入（因为它就在我的寝室隔壁），但是家里却从来没有别人到那儿打扰的。从那个给我带来幸福的小屋子里，拉得立克·蓝登、派里格伦·皮克尔、赫姆夫里·克林克、汤姆·琼斯、维克斐的牧师、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鲁滨孙·克鲁叟[8]这一支光辉的队伍，出来和我作伴。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没变得心如槁木死灰，我才还抱有超越现时现地的一丁点儿希望——这些书，还有《天方夜谭》和《神仙故事》[9]——对我毫无害处。如果这些书里有一些有什么害处的话，我却并没受到。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害处。我当时有那么多更繁重的作业，得整天价抱着书本死啃瞎撞，居然还能挤出时间来看那些书（像我当时那样），这让我现在想起来，觉得不胜惊异。我当时在我那些小小的苦难中（那在我实在就是大大的苦难），居然能把自己想象作书里我喜欢的角色（像我当时那样），而把枚得孙姐弟派作书里的坏人（也像我当时那样），来安慰自己，这让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不胜稀奇。我曾有一个星期之久，一直地老是汤姆·琼斯（一个小孩子的汤姆·琼斯，一个老实、无害的人物）。我记得一点不错，我有的时候，有一个月之久，一直不断地充当自己心目中那个拉得立克·蓝登。我对于架子上那几本水陆游记（我记不得是什么名字了），老像饥不择食似地读得津津有味。我记得，我有的时候，一连好几天，都用旧鞋楦头正中间那一块[10]作武器，在我们家这所房子里我自己的领域上到处游荡，完全像皇家海军的某某舰长又活活出现了，正要遇到叫野蛮人包围起来的危险，决心要够本才能死。舰长从来没有因为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过耳光而失去尊严。叫人用拉丁文法书打耳光而失去尊严的只是我。但是舰长却总归是舰长，并且还是英勇的舰长——不管有什么文法书，即便是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文法书，不论是死的语言，还是活的语言。
这是我唯一无二的安慰，我经常不变的安慰。现在我只要一想，当时的情况就总是如在目前；时间是夏天晚上，别的孩子都在教堂墓地里玩儿，我就坐在床上，拼命地看书。附近一带每一个仓房，教堂墙上每一块石头，教堂墓地里每一英寸地方，在我的脑子里，都各自有它和这些书的联系，都代表过书里某些有名的地点。我曾看见托姆·派浦斯[11]往教堂的尖阁上爬；我曾瞅见司特莱浦[12]，背上背着包裹，靠在小栅栏门上休息；我确实知道舰队司令特伦尼恩[13]在我们村那个酒店的谈话室里和皮克尔先生聚会。
读者读了这几段以后，可以知道，和我一样地知道，我现在重新回忆起来的那段童年，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早晨，我拿着书进了起坐间，我看见我母亲脸上是焦灼的样子，枚得孙小姐脸上是坚定的样子，枚得孙先生呢，就在那儿往一根细手杖——一根柔软的细手杖的梢儿上绑什么东西。我进了屋子，他就不绑了，把手杖理了又理，抽了又抽。
“我跟你说吧，珂莱萝，”枚得孙先生说，“我自己从前就常叫鞭子抽过。”
“那还用说！那是当然的，”枚得孙小姐说。
“你说的是，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低声下气、结结巴巴地说。“不过——不过你想，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好处吗？”
“你认为那对于爱德华有过坏处吗，珂莱萝？”枚得孙先生阴沉地说。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他姐姐说。
对于这句话，我母亲只说，“一点也不错，我的亲爱的捷恩，”说完了就不再言语了。
我当时就觉得不妙，就知道这番话是于我有关系的，所以我就往枚得孙先生那儿瞧，只见他的眼光也正和我的眼光对上了。
“现在，大卫，”他说——说的时候，我又看到他那种对眼儿的情况——“今天可不比往常，你可要给我特别小心。”他又把手杖理了一下，抽了一下；一切都弄停当了，他把手杖放在身边，脸上带着郑重其事的样子，拿起书来。
那天一开始，就遇到这种情况，那对于我可真得说是一服使我的镇定更新的灵丹。我觉得我的功课里面的字，全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也不是一行一行溜走了，而是整个一页一页溜走了；我倒是想要抓住了它们，叫它们不要溜走；但是（如果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它们却都好像是穿上了冰鞋那样，一下就溜走了，那么呲溜呲溜地，要拦也拦不住。
我们从一开头就糟起，越往后越糟。我原先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本来以为预备得很好，还想露一手儿；谁知道那却是大错而特错呢。一本一本的书，越摞越厚，都摞到背不出的那一部分里去了。枚得孙小姐自始至终，都目不转睛地一直瞅着我们母子两个。最后，到了算那五千干酪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出的题目是五千个手杖），我母亲一下哭了起来。
“珂莱萝！”枚得孙小姐用她那警告的声音说。
“我觉得，身上有点不舒服，我的亲爱的捷恩，”我母亲说。
我看见枚得孙先生一面横眉立目地对他姐姐使了个眼色，一面把手杖拿在手里，站起来说：
“我说，捷恩，叫珂莱萝用完全坚定的态度，来应付今天大卫给她的这些麻烦和苦恼，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非真正有克己的功夫不可。珂莱萝大大地坚强啦，大大地进步啦，不过我们可不能期望她完全坚定。大卫，咱们两个到楼上去好啦。”
他把我拖出门外的时候，我母亲朝着我们跑过来。枚得孙小姐就一面说，“珂莱萝，难道你真成了糊涂虫了吗？”一面拦着她。我于是看见我母亲把耳朵捂起来，听见她放声哭起来。
枚得孙先生把我慢慢地、严肃地押到楼上我的屋子里——我敢肯定说，他对于司刑执法，能那样严肃地表演一番，很感到快乐——我们到了那儿，他突然把我的头一扭，夹在他的膈肢窝里。
“枚得孙先生，先生！”我对他喊：“别价！饶了我吧！别打我！我真想要乖乖儿地学来着，先生，不过你和枚得孙小姐在一旁的时候，我就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
“你学不进去，实在学不进去，是吗，大卫？”他说。“那咱们试试看吧。”
他把我的头使劲夹住了，好像夹在老虎钳子里一样。但是我还是不知怎么缠在他身上，叫他停了一会儿工夫，同时哀告他，叫他不要打我。不过我只叫他停了一会儿的工夫；因为跟着他就使劲用手杖作鞭子抽起我来，同时我就把他把着我的那只手抓住了，放在嘴上，使劲一咬，把它咬破了。我现在想起来，我的牙根还痒痒呢。
他跟着就下毒手死命地打起我来，那股子狠劲，好像他不把我打死就不肯罢休。在我们这样的闹腾中，我听见有人往楼上跑，我听见有人哭喊——我听见我母亲哭喊——还有坡勾提也哭喊。跟着枚得孙先生走了；我屋子的门就从外面锁上了。我就躺在那儿，浑身又烧又热；受伤的地方都破了，一碰就非常地疼；同时，像小鳅生大浪一样，在地上大闹脾气。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慢慢地安静下来以后，只听全家各处，一片沉静，真使人起奇异之感。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鞭伤不像以前那么疼了，我就开始觉得，我这个孩子真太坏了。
我坐在那儿，听了老半天，但是却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从地上爬起来，蹭到镜子前面。只见我的脸肿得那样，红得那样，丑得那样，连我自己看着都几乎怕起来。那时候，我身上的鞭伤，仍旧一动就疼，一碰就疼；所以我往镜子前面去这一下，身上又疼起来，一疼我就又哭起来。但是鞭伤之疼和我的罪恶之感一比，就算不了什么了。我敢说，我这种罪恶之感，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即便我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感觉都不会有那样强烈。
这时候天慢慢地黑了，我把窗关上了（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头枕着窗台躺着的，哭一会儿，迷瞪一会儿，再无精打采地往外瞧一会儿），于是门开开了，枚得孙小姐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些面包、肉和牛奶。她一言未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同时带着堪称模范的坚定态度，恶狠狠地瞅了我一眼，跟着回身走出去，随手又把门锁上了。
天黑了好久，我还是坐在那儿，心里纳闷儿，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别人来。我一想，那天晚上，大概不会再有别人来了，我就把衣服脱了，上床躺下了；我在床上直纳闷儿，直害怕，不知道他们要怎样处治我。我这是不是构成了刑事的罪名呢？我这是不是得交给警察看管起来，得送到狱里监禁起来呢？我这是不是有受绞刑的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