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车的号角在院子里响起来了，恰当其时把我的话岔开了，我跟着就站起身来，因为有个钱包儿，一方面觉得得意，一方面又怪不好意思，结结巴巴地问（我从口袋儿里把钱包掏了出来），“有没有什么得给钱的。”
“有，你用了一张信纸，”他说。“你从前买过信纸没有？”
我不记得我买过。
“信纸很贵，”他说，“因为要纳税。三便士。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就是这样捐税重重。再没有别的了，就剩了堂倌儿了。墨水你就不用管啦。我给贴上好啦。”
“请问你，你要——我得——我应该——我必须——给堂倌儿多少钱？”我脸上一红，结结巴巴地说。
“要不是因为我有一大家孩子，而那些孩子又生牛痘，那我连六便士都不要。要不是因为我得养活一个老娘，和一个招人疼的妹妹”——堂倌说到这儿，非常地激动——“那我连一个法丁都不要。要是我有个好地方，要是我在这儿待遇好，那我不但不要别人给我钱，我还要对别人表示点小意思哪。但是我吃的可是剩饭，睡的可是煤堆”——堂倌说到这儿，一下哭了起来。
我听他说得这样可怜，极为感动，觉得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就是残忍、心狠了。因此我就把我那三个亮晶晶的先令给了他一个。他接这个先令的时候，非常地谦卑恭敬。他把钱接到手，跟着就用大拇指把钱捻得一转，试钱的真假。
他们帮着我，把我弄上驿车的后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都认为，那些东西，并没有人帮着，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吃了的；这种发现，叫我心里有些慌乱起来。我所以发现这一点，因为我听见凸形窗户里那个妇人对车上的守卫说，“乔治，这个孩子你可要好好地看着点儿，要不，他的肚子恐怕要爆，”同时又看到客店里里外外的女仆，都跑过来，一面看我，一面龇着牙笑，说我是个小怪物儿。我那位身世不幸的朋友——堂倌，现在精神饱满，一点也没有原先那种伤心的样子了，好像对于这种情况，不但不觉得难为情，反倒一点都不在乎地和别人一块儿说我、笑我。我当时如果对他生出疑心的话，那我这种疑心，就有一半是他这种情况引起来的。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些相信，尽管那个堂倌，有些引起了我的疑心，而我对于他，总的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不太信任的地方；因为一个小孩，总是心地单纯地轻信别人，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比他年长的人可靠（我看到小孩过早地就把这些品质消失了，而学会了一套世故人情，老觉得难过）。
车夫和车上的守卫，也把我当作笑谈，说这辆车，因为我坐在后面，后重前轻；又说，我要是坐篷车[3]，倒是更好的办法。我得承认，这种情况，未免叫我觉得不受用，因为他们这样拿我当笑谈，在我实在是无妄之灾。我的饭量大这个笑话，在驿车外面的客人中间，也风声传扬，他们也同样都拿我开心；他们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一个人顶哥儿俩或者哥儿仨交饭费；是不是要特别订合同，还是只按照常规办理；还问了我一些同样好笑的话。但是还有更坏的呢：原来我先就想到了，再吃饭的时候，我决不好意思吃什么东西的，而吃正餐的时候，我吃的并不多，我的点心又因为匆忙，撂在旅馆里了，这样，我就非饿一整夜不可。我担心的事儿，果然出现了。我们的车站住了，大家吃起晚饭来，那时候，我怎么也鼓不起勇气来吃任何东西，虽然我很想吃；我只坐在炉旁，说我什么都不要吃。但是我虽然这样忍饥挨饿，却仍旧并没能免于受人讥笑。因为有一位哑嗓子的绅士，脸上皮糙肉厚，虽然自己一路之上，除了拿瓶子就嘴儿喝酒而外，再就几乎不断地从饭盒里拿三明治吃；但是他却偏拿我开玩笑，说我和蟒蛇一样，吃一顿，饱半年；他说完了，跟着就又吃了好些煮牛肉，弄得打嘴现世，起了一身鬼风疙瘩[4]。
我们是下午三点钟从亚摩斯开的车，要在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左右到伦敦。那时正是仲夏，晚上非常凉爽。我们从一个村庄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象村庄的人家里都是什么样子，人们都在那儿做什么；有时有的小孩子跟着车跑，攀到车后面，在车上打一会儿秋千；那时候我就纳闷儿，不知道他们的父亲还是死了，还是活着，他们在家里，还是快乐，还是苦恼。这样，我的脑子里，老有的是事儿琢磨。除此而外，我还时时琢磨我就要去的那个地方——那叫人想起来，当然是悚然可怕的了。有的时候，我记得，我不想别的，一个劲地琢磨家里和坡勾提；再不就茫无头绪、胡思乱想，琢磨我咬枚得孙先生以前是怎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孩子，但是老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咬他那一口好像是远古前代的事儿了。
到了深夜，不像刚黑的时候那样可心了，因为冷起来了；他们怕我从车上栽下去，就把我夹在两个绅士中间（夹在那个脸上皮糙肉厚的绅士和另一个绅士中间）。现在这两个绅士都睡着了，把我完全夹住了，挤得我简直都喘不上气儿来。有时他们挤得太厉害了，我就不由得要喊，“哦，劳驾，别挤啦！”那时候，他们就非常地讨厌我，因为我一喊就把他们喊醒了。跟我对面坐的是一位快要上了年纪的妇人，披着件皮斗篷，在暗中看来，不像一个女人，却像一个草垛，因为她蒙头盖脑地身上围了那么些衣服。这个妇人，带了一个篮子，有好久的工夫，不知道往哪儿放才好。后来她看到我的腿短，就把篮子塞到我的腿底下了。这样一来，篮子把我的腿又挤得伸不开，又硌得非常地疼，把我弄得苦极了。但是只要我稍微一动，把她那个篮子里盛的一个玻璃杯往别的东西上碰得嘎啦一响（杯碰到别的东西上，当然非响不可），她就用她的脚往死里踹我，同时嘴里还说，“你这个小东西子，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待着好多着哪。你这把子骨头还嫩着哪。不怕疼你就动！”
后来太阳到底出来了，同车的客人也都睡得不像先前那样糊里糊涂地了。他们夜里，都几乎是活不下去的样子，又捯气，又打呼噜，那样可怕，真叫人难以想象。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的觉也睡得越比较安稳：这样他们就慢慢地一个一个醒来。我记得，那个时候，人人都推托说，他们根本就没睡，有人说他们睡了，他们就非常地愤怒，说是诬赖他们，死不承认。这种情况，我当时听了，觉得十分诧异。我一直到现在，对于这种情况，还是惶惑不解，因为我曾一贯地注意到，在人类所有的弱点里，人们最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在车里睡着了这件事（我想不出来为什么）。
我从远处望着伦敦，觉得它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地方；我相信，我喜欢的那些主角，全都一遍又一遍在那儿表演他们的奇遇；我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城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奇观，都没有像伦敦那样多的坏事：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必在这儿费工夫一一叙说。我们慢慢地走近了这个城市，在相当的时间内，到了白圣堂区[5]的客店，我们原先就是朝着那儿奔的。我不记得这个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不过我却记得叫蓝什么东西，那个东西的图样，还画在车的后背上。
车上的守卫，在下车的时候，看了我一眼，然后站在账房的门口喊道：
“这儿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6]来的，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
没人回答。
“你再用考坡菲的名字问一问看，”我从车上不知所措地往下看着说。
“有一个小孩儿，登记的名字是枚得孙，从素弗克的布露得屯来的；他也叫考坡菲，原说是先撂在店里，等人来领。有人来领没有？”守卫说。“我说，到底有人来领没有？”
没有。没有人来领。我很焦灼地往四外看去；只见守卫问的这句话，没引起任何人丝毫的注意；只有一个扎着套腿、还瞎了一只眼的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他们顶好给我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脖圈儿，把我拴在马棚里。
他们把梯子放在车门那儿，我跟在那个妇人后面，就是那个像草垛的妇人后面，下了车；我是一直等到她把篮子拿开了的时候，才敢动弹的。这时候，车上的客人都下来了，车上的行李也很快地都搬下来了；拉车的马，在搬行李以前，早就卸下来，拉走了；现在有几个马夫，把那辆空车，横拖竖拉，前推后拽，弄到不碍事的地方去了。但是即便那时候，这个满身尘土、从色弗克的布伦得屯来的小家伙，也仍旧没有人来认领。
我当时在比鲁滨孙·克鲁叟还要孤单（因为他虽然也孤单，却没有人看着他，没有人看到他的孤单）的情况下，进了账房，值班的账房先生招呼了我一下，我就转到柜台里面，在他们给行李过磅的磅秤上坐下，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包裹和一本一本的账簿，闻着马棚的气味（从那时以后，我一想到那天早晨，就仿佛又闻到马棚的气味），于是焦灼忧虑蜂拥而至：假设始终没有人来领我，那店里的人可以让我在那儿待多久呢？他们是不是肯叫我一直待到我把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呢？还是我可以晚上躺在那些木头槽子的一个里面，杂在行李中间睡觉，早晨在院子里的水龙头那儿洗脸呢？还是他们夜里得把我赶出去，第二天账房开开门，再叫我回来，等人来认领呢？假设现在这件事，并不是什么人弄错了，而是枚得孙先生存心想出来的坏招儿，好把我出脱了，那我怎么办呢？他们即便让我待在他们那儿，等到我那七个先令都花完了的时候，但是一旦我挨起饿来，那我就不能再希望他们还收容我啦吧？因为那对于他们的顾客，一定是很不方便，很不愉快的。这还不算：如果我饿死了，那个蓝什么的店家还得受我的连累，负担丧葬费呢。如果我马上就起身往家里走，那我怎么能找到路，怎么能走那么远呢？即便我到得了家，那除了坡勾提，我怎么敢保别人一定能收容我呢？如果我能找到离那儿最近的监管当局[7]，投军去当大兵或者水兵，那我那样小，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要我的。这种种想法，还有无数其他一类的想法，使我又担心，又惊恐，弄得我火烧火燎、头晕眼花。我正在这样发着高烧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走了进来，在账房先生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跟着账房先生就把磅秤一掀，把我从那上面掀下来，推到那个人前面，好像我是一件货，已经买妥了，称完了，付过钱，交出去了一样。
那个人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出账房的时候，我偷偷地瞧了他一眼。只见他是一个面黄肌瘦的高个儿青年，两颊下陷，下颏上的胡子碴儿几乎和枚得孙先生的一样地黑乎乎的，不过他们相似的地方，就到这儿为止，因为他没留连鬓胡子，他的头发也不是光滑润泽的，而是锈卜几、干巴查的。他穿着一套黑衣服，看着也有些锈卜几、干巴查的；袖子和裤腿，还都未免不够长的。他系着一条白领巾，也不太干净。我当时并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这条领巾，是他的服装中惟一的麻制品[8]；但是他露在外面的麻制品，或者说，让人能想得到的麻制品，却就是那一条领巾。
“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先生，”我说。
我当时只是想当然，其实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
“我是撒伦学舍的教师，”他说。
我听了这个话，不禁肃然起敬，对他鞠了一躬。我觉得，像我的箱子那样平常的东西，不能在撒伦学舍的学者和教师面前提起，因此我们出了客店的院子，走了一会儿，我才敢斗胆说我还有个箱子。我并没敢照直地说我这个箱子怎么样，只带着很谦虚的样子，拐弯抹角地透露了一点，说那个箱子，以后对我，也许有用处；因此我们就又回到了账房。到了那儿的时候，撒伦学舍的教师对账房先生说，那个箱子，先撂在那儿，他告诉脚行午间来取。
“请问老师，”我说，这时我们又走到原先走到了的那个地方了，“学校远不远？”
“在布莱克奚斯[9]那儿，”他说。
“到那儿远吗？”我低声下气地问。
“不近，”他说，“有六英里哪。咱们得坐驿车去。”
我那时候累极了，心里直发慌，所以一想到还得咬着牙再钉六英里地的路，实在觉得受不了。我斗着胆子告诉他说，我一整夜连一口东西都没沾牙，他要是能允许我买点什么吃，那我可就太感激他了。他一听我这个话，好像吃了一惊——我现在还好像看见他站住了来瞧我的样子——跟着想了一想，对我说，他要去看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住得离我们现在到的那个地方不远。我顶好买一块面包，或者不管什么有益健康而我又顶喜欢吃的东西，拿到那个老太太家里，在她家里吃。在那儿还可以弄到一些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