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是交谈的开始，是社会成员得以沟通的必由途径。领导者倾听下属的反映、汇报、要求，可以了解下情，及时发现问题，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又可集思广益。即使下属所言有不当之处，也不能打断而阻塞言路，因噎废食。不接受下属的信息反馈和信息提供，工作往往失去针对性。美国实业界巨子雅科卡在他的自传中说：“调动别人积极性的惟一方法是与他们交流。”“我但愿能找到一个学院教人如何听别人讲话。毕竟，一个好的经理人员花在听的时间起码要与花在讲的时间一样多。许多人不理解，真正的交流是有来有往的。”倾听不仅可以了解形势发现问题，还可解决问题。在倾听中激发部属的智能来帮助领导者决策。在接受领导者的指示并执行时，部属的心中往往也有一套或许行之有效的看法，领导者不妨先问问他们的经验措施：“你认为应该怎么办？”作为具体的办事人员，他们对其所在工作的具体领域比较熟悉，会摆出很多客观情况，各种应对计划。在这些办法中，必然有一种是上乘之为，所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何况他们不是愚人。就这样，在倾听中制造出群策群力的气氛以及共同为工作出谋划策的向心力。
认真倾听，需给予对方聚精会神的注意，排除其他事务的干扰，使对方感到对他存在的重视，表现出尊重对方的诚意。认真倾听，不轻易打断对方，让对方有充裕的时间机会倾诉心声，铺陈他对工作的种种设想，由此领导者得以充分了解对方。领导者有时需要仅仅当一个听众，倾听他们的诉说，使之在精神上获得一种发泄后的平衡，这也是领导者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
认真倾听，如果在倾听中夹以适当的问句，可以引导对方的表达逐步深入而有条理。如同一位大夫，望闻问切，如果没有听取患者病状介绍就立即诊断开药，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对症下药也就成为空谈。而在患者的介绍过程中，大夫的适当提问，有条理地帮助患者诉说病情，又能获得许多相关的病状信息。
召开对话会、汇报会时，领导者通过下属的反映来了解情况，这是有意注意中的倾听。领导者如果再善于利用无意注意，则会在倾听中捕捉到许多有价值的额外信息。人的有意注意是有预定的目的，需要做一定努力的注意，不仅指向个人乐意要做的事情，而且指向他应当要做的事情。倾听下属意见，是领导者应当要做的事情。人的无意注意是事先没有预定目的，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微服下访，听听市井琐语，就是在无意注意中捕捉所需信息。引起无意注意的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刺激物本身的特点，一方面是人的内部状态。能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和兴趣的事物，容易成为无意注意的对象。同时人的知识经验对保持记忆也有巨大意义，新异刺激物引起无意注意，还必然有一定的理解作为内因。因此，领导者要以强烈的工作需要为内在动力，以丰富的知识经验为向导，于无意注意中获取重要信息。
要善于在倾听中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言为心声，一般说来，一个人一贯的个性心理和情绪状态与语言表达的特点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人的情绪愿望会在语言中表露出来，即使是谈与己无关的事，也会附带强烈的心境色彩。善于掩饰的人有时也难以完全克制，爽直的人则更是充分地表露出自己的心理。对语言的洞察有助于了解说话人的性格和心情。对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陈毅同志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力。一次出国访问，陈毅外长抽空去看望驻该国的我大使馆。他随便地与一位工作人员交谈，问道：“多大啦？”“三十五罗！”工作人员答。从这一个“罗”字，陈毅听出了点什么，于是他笑着上去拍拍他的肩说：“三十五就三十五，还‘罗’什么？三十五，正当年嘛，不要想那么多，将来要靠你们接我们的班哟！”陈毅同志从对方的语气中听出了对方的失意情绪。一番热情的话语，有指正，更有热切的期望和信任。这位工作人员到四十五岁、五十五岁，仍然记得这件“芝麻点儿大”的小事，还把它说给年轻的同志们听。陈毅同志这种关切理解之情，给了工作人员多么大的帮助！
（2）倾听原则与表达
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在倾听中所要洞察的。言语形式，不仅有其语言本身所固有的语义，还有附着在语言之上，由一定的社会生活、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的作用而产生的语义，这就是语言的社会文化意义。如“防止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类口号，在1966年秋和1976年春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语言自身意义没变，含义却曾经大不相同。1966年秋，正是十年浩劫的开始，跳梁小丑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妄图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死地，打出这些标语，其矛头是对准党和国家的那些有功之臣。1976年春，人民逐步认识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所犯下的滔天之罪，又以同样的口号表达了对他们的痛恨。这就是社会文化背景所赋予语言形式的特殊含义。作为领导者，对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洞察语言形式的特定社会文化意义，在言语交际中恰当使用，可以传达出其他言辞难以替代的更为丰富的含义。如“同志”一词，大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人民之间的称谓词，其社会文化意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内容。最初，指“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的“同志”即此意。革命战争时期，“同志”一词表达了共产党人之间的信任和亲密及共同的追求，给党的无数忠诚战士带去了党的温暖。社会主义时期，“同志”成了我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称呼语，反映了成员之间平等的亲如手足的合作关系。而在八十年代，除了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同志”体现出一种认真和严肃外，在较为亲密的朋友之间偶尔使用，还会传达出一种风趣的意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同志”又体现了社会对人的政治地位的肯定。众所周知，王震将军与知识分子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厚情谊，他曾经恰当地利用“同志”一词的社会文化意义表达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赖。
1958年，一批“文化人”离开北京去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动且不说，比劳动还要沉重万倍的政治帽子更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大家的心情是惶惑而又消沉。有一次，王震将军去和他们见面，出乎意料的，他第一句话就热情地称呼道：“同志们！……”那些受到“左倾”政策打击的人们几个月来已被打入“另册”，无人再称“同志”。对于革命队伍中这样一个平常的称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臭老九”是非常敏感的。“同志”能出自将军之口，当时他们中有人眼里露出惊诧，有人眼圈湿润，有人不禁落下眼泪。“一声同志唤，双泪落君前”，在一刹那的沉寂之后，人丛中爆发出一片掌声。大家满心的委屈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他们感到了社会对他们的政治认可。这里，如果将军不是那么熟悉“同志”一词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很难仅以一词就收到如此好的表达效果的。除了倾听过程中对语言社会文化意义的把握，言语识别过程中的整体性原则也是倾听中所要遵循的。日常交谈中，人们往往听到片言只语就能知悉下文及全部意思，即在听到局部提示后，大脑已经能够自动地呈现出全貌。比如听到“横眉冷对千夫指”，人们自然会想到下文“俯首甘为孺子牛”；听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熟知此句的人肯定会续出下文：“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就是语言理解过程中的取整现象，领导者需要培养这种敏锐的语言洞察力，即使听了对方的一半言辞，或者吞吞吐吐的话语，也可以推知大概。
倾听理解中，既要掌握语言组合中由语言自身产生的意义，还要掌握言语形式的“言外之意”。有时，事物的特殊性复杂性难以用言词穷尽表述，需要听者凭着对事物认识的经验、理解语言时的语感和体会等去补充了解；有时，表达者有意婉转，以有限的言辞寄寓无尽的意思；有时又言此而意彼。种种现象，说明人们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形式，其含义并不是完全由言语形式直露显现，言语形式实际的根本的作用是暗示和触发，借以唤起听者的联想记亿，达到以有限言辞表达无限内容的目的，这些内容常常附加、隐含在言语形式中。
这里举例谈谈语句的附加义。语句的附加义使语句传达更多的信息内容。有的附加具体的形象感，作用于人的五官，这也是汉语的感觉暗示性特点的一个方面。如象声词反映的都是作用于听觉的具体形象，使人感受到事物的生动性和内在的旋律，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喻格中喻体的形象性很突出，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说：“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八股文的干瘪无味，本来是无形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比喻，让人实实在在地感知了那种干瘪的形象。
有的附加具体情感。词汇、语句有褒义贬义之分，如“团结各级人士”，“勾结狐朋狗党”，肯定赞许和否定贬斥的区别非常明显。人们在叙述事物的时候，带上表述者的主观色彩是常见的现象。
有的附加一定的理性意义。鲁迅先生在《故乡》中描写了“我”与少年好友闰土阔别后见面的情景：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呵！闰土哥——你来了？……”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做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两人的称呼都附加了深刻的理性意义。一声“呵！闰土哥”，表现了“我”与穷苦旧友的亲密关系以及“我”的重人情、不以地位取人的品格。而“老爷”则表现了闰土作为下层农民的自卑心理和几十年生活对他的精神摧残，以及两位好友之间所隔的“一层可悲的厚障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