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谈论饥饿就不该脱离遭受饥饿的人们。真正的主题不该是饥饿，而是那些挨饿的人。
也许如果一个人，我是说一个具体的、有名字、有故事、有面孔的人被饿死的话，这事儿会变成一个丑闻。有个人被活活饿死的新闻会出现在所有的报纸、电视、社交网络上。所有人都会谈论这件事，都会发自肺腑地为这个不幸的人感到悲伤。政治家们会跳出来说这一切是多么多么让人难以忍受，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然后提出一堆应急方案来。教皇会走上他的阳台画十字，也可能画其他的图形，例如画一道闪电，不过也只是在夏日午后站到阳台上画的无用的闪电，不是那些雷雨天应景的闪电。
技术术语要避免带有感情色彩。记录的人可能是出于职业素养，要使用更精确的字眼。也可能是出于政治敏感，要避免冒犯到谁。还有可能他们只不过是应付差事，为了完成工作。总之事情的结果就是：上亿人面临的问题被转变成了一篇只有很少人能看懂的文章，而更多的人压根搞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官僚主义成了竖在大众认知面前的一道障碍。
通常来说，大官僚们更倾向于不提、也不要写“饥饿”这个词。为了不提到饥饿，那么就不能提缺乏营养，不能提营养不良，诸如此类。而为了应付那些他们不想开口却不得不开口的情况，他们发明了“粮食不安全”这个词，用英文说就是food insecurity。
事实上他们发明的是一个相反的概念：“粮食安全”。1996年在罗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是这样定义它的：“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理、社会或经济层面上获得足够的、无害的、含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能提供他们日常所需的能量，能使人们过上主动而健康的生活。”
这又是个官僚式的奇怪措辞：如果不提到它的反义词，那么这个词就毫无价值。符合这个定义的人们压根不会去想粮食安全这档子事，只有不满足这个定义的人才会去想。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粮食安全”，而是它的反义词。“粮食不安全”是我们这个充斥着可悲的委婉措辞的时代中最可悲的一个委婉措辞。
（这在当时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在一个把安全作为最高价值的世界中，创建这样一个评判机制，并且可以用它来终止各种争论，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把食物归入安全标准中确实是一种值得赞扬的努力。
我们所有人都被各种不安全威胁着，穷人们则还要再多加一个粮食不安全问题。在1948年，或者尤其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会说吃饱饭是基本人权，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吃饱饭是一个安全状况，在当权者口中，安全状况变成了基本人权。
再然后，人们慢慢把人权替换成了安全二字：还真是会审时度势啊，恰好万恶的恐怖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官方手册里，粮食不安全的最高程度是“一个人的营养不良到了危急的程度”，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就简单地用“饥荒”二字代替吧。很多时候我们提到饥饿就会想到饥荒，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是因为每当地震、洪水、干旱、蝗灾、战争发生后，媒体就会报道说上百万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因为人们纷纷逃离故土，又或是因为粮食供应链断了。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人们无法耕作，更无法收获，道路陷入瘫痪，国家运转不灵。饥饿的人们在其他人的眼中变成了难民、流浪汉、乞丐。他们逃到田野里，逃到救济站旁，等着发放救济品。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毫无自主权，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他人。如果其他人不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就会在几天内死去。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饥荒在每年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近5000万人口。听着是很多人，确实是很多人。他们所遭受的完全不能仅仅用“结构性营养不良”来形容。
“结构性营养不良”是一个很具有时代性的冷漠字眼。它被用来描述一些不会引起人们太大注意的情况。它不会让人想起什么悲惨的场面或是什么灾难，它欺骗性地把这些东西转变成了一种普通的现象，它把人们吃不到足够的食物变成了最常态化的事情。
在现在这样的娱乐化社会中，营养不良这种事情是上不了台面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会是一堆数字，但是数字带给人的冲击远不及一张五个瘦骨嶙峋的孩子的照片。
饥荒通常很难控制：大自然的震怒、暴君残忍的命令、战争带来的灾难都会引起饥荒。但相反，营养不良往往是官僚主义或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的，但偏偏营养不良是更常见的事情。
“结构性营养不良”是长期存在的。它不是单独的某个事件，而是许多事件的结合体、常态化。人们看不到它，但却一直存在着，从妈妈传给子女，在那些极度贫穷的国家代代相传。粗略统计的话，它影响着近20亿人口：几乎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20亿人正遭受着官僚们口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的折磨，有时他们能填饱肚子，但问题是他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在哪里。对于这么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问题是一样的：能不能吃上饭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引起生活的巨变：丢掉工作、一次冲突、气候变化，所有这些都会使一个人或者上百万人第二天是否有食物变成未知数。
这20亿人正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其中最穷的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吃上富含足够营养的食物：肉、蛋、鱼、奶、豆类、水果或者蔬菜，他们也因此不得不承受营养缺乏带来的恶果。人们用营养不良这个词来表示身体缺乏维持其生长活动的足够能量的情况。一个人可能摄入了足够的卡路里，但是摄入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却是不足的，这也会造成身体发育不良，这也就是让·齐格勒[7]所谓的“看不见的饥饿”现象。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缺铁引起的贫血。在没有摄入足量铁元素的人群中，一半人都会患上贫血，人数达到近18亿。尤其是母亲们，在这些人中，每五个死去的母亲里就有一个是死于贫血。
另外一个例子是维生素A的缺乏。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近50万的孩童因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这些孩子之后会更容易得上疟疾或是风疹，因此而死亡的五岁以下的孩童每年大约有60万。
每年由于母亲身体缺碘会造成2000万的孩子天生脑发育不良，存在智力缺陷。
缺锌会使人更易遭受细菌感染，腹泻在缺锌人身上会来得更猛烈。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因此而丧命的孩童人数约为80万。
这还不是全部。
对于营养不良的人来说更糟糕的事情是如果他们同时也缺乏蛋白质和卡路里的摄入的话，身体就无法产生能支撑自身活动的能量，营养不良将转化成营养匮乏。
饥饿问题达到了顶峰，这个词的背后至少是8亿或者9亿的人口。
但是在这些忍受饥饿的人中也是有差异性存在的：饥饿对儿童的影响是最大的。每五个挨饿的人中就有一个儿童。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饥饿的状态下，儿童所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儿童的饥饿和成人的饥饿不能一概而论：营养不良的成人可以在遭受巨大损伤前修复机体，他们可以去寻找食物，但是一个不满五岁的儿童要是吃不到足够食物的话就将永远失去健康成长的机会，他们的神经细胞会发育不良，他们将永远都长不成他们本应长成的样子。
幼儿的饥饿问题大多是因为受到了母亲营养不良的影响。全世界受饥饿问题困扰的人群中有60%是妇女。在世界上的很多不同文化中，男人们分配到的食物总是要多于女人：这是一种性别型饥饿。全世界平均每天会有300个妇女死于饥饿，另外会有1000名产妇死于营养不良。
因此，每年会降生2000万在母亲体内就发育不良的儿童，他们出生时的体重远低于正常标准，而营养不良的母亲提供不出足够的乳汁，这又会加剧孩子们的病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营养不良的母亲们哺育着发育不良的孩子们。孩子们出生时、乃至于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所忍受的饥饿使他们再也无法正常发育。他们的大脑发育缓慢，身体异常虚弱，任何疾病都很容易侵害他们。饥饿在一个孩子生命最初1000天中所造成的影响永远都不会消失。
不过还是有另一种可能性会使这些影响消失。每年都会有三百多万儿童死于饥饿或由饥饿造成的疾病：咳嗽、腹泻、风疹、疟疾等，而这些病对于一个正常儿童而言可能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
每年死去300万儿童也就意味着每天会死8000个儿童，每小时300个，每分钟多于5个。
4
马达拉的五条土路一下雨就会积水，这会波及周围的人、牲畜和市场。马达拉在不久前还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平静村庄，但是现在，我们这些白人已经不敢单独出门了。马里战争的影响波及了这里，现在村子里满是来自北方或尼日利亚或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圣战分子，最近几个月这里发生了多起暴动、绑架和各类冲突。其实在之前这里没发生太多类似的事情才是更让人感到惊讶的事情。不过有一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饥饿。
“要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法师，你可以向他要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会要什么？”
“我不相信什么法师，先生。我只相信真主，真主安拉是唯一的神，穆罕穆德是先知。”
马拉达的医院外墙是绿色的，坐落在村口一片宽阔的土地上，医院里面用涂成蓝色的赭石墙隔出了几个单间。医院门口总是沙土漫天，鸟盘旋在猴面包树上空，不停地叫着。玛利亚玛此刻就静静坐在树下，等待着某些事情发生。事情终究会发生的：她的孙子阿卜杜拉奇兹一个小时前死了，而她却没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的爸爸妈妈。她的儿子，也就是孩子的爸爸，昨天是和她一起把孩子送过来的，然后就走了：他必须赶回村子，后天去市集上把家里唯一的羊卖掉，这样当他周五再来医院的时候他们就有吃的东西了。那个孩子非常瘦，他吃得很少，发烧已经持续两个星期了。孩子的妈妈留在了村子里：她想来，但是她还有其他的孩子要照顾。现在孩子的奶奶玛利亚玛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没钱吃饭，也没有办法告诉家人孩子已经死了。孩子的尸体躺在一辆小推车上，被一块黄布盖着，好像在静静地等待着别人来做些什么。
“这是真主给我们安排的命运，真主这样安排一定有他的原因。为了让一些人过得幸福，那就一定要有一些人过得不幸。这就是人生。”
尼日尔每年为每位国民在医疗上的花销平均为5美元；美国，8600美元；法国，4950美元；阿根廷，890美元；哥伦比亚，432美元。2009年在全尼日尔一共有538名医生，平均每28000人才有一名医生。在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例如厄瓜多尔、菲律宾或是南非，每1000人中就有一名医生。尼日尔的一份官方文件表示，到了来年，也就是2010年，全国就只剩下349名医生了，也就是说平均每43000人中才有一名医生。知道、想要而且能够逃离悲惨命运的人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移民浪潮，然而这使得本来就不健康的他们更加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又陷入新的悲惨命运之中。有些富有的国家只会接纳难民中的精英，然后在边境上架上机枪，来阻止绝望的难民的涌入。
马达拉的医院也需要更多的医生。得益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资金支持，马达拉医院现有八名医生，总共需要照顾400名住院儿童，他们每天倒三次班，每个班次有两三名医生。
阿卜杜拉奇兹一直是和奶奶玛利亚玛一起睡的。玛利亚玛说他很喜欢和其他小孩一起玩，但是他总是最先感到疲惫。他吃得很少，哪怕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他吃得也很少。阿卜杜拉奇兹是她的第二个孙子，第一个刚生下来就很瘦弱，没几天就死了。“那年我们过得很艰难，一整年都没什么东西吃，他大概是觉察到了。”玛利亚玛这样说道。在那之后，大概是四年前，阿卜杜拉奇兹出生了，两年前她又添了一个孙女，几个月前又是一个孙女，不过好像生下来就带着病。
“所以我儿媳没来，她要在家照顾小女儿。”
玛利亚玛自己有十一个孩子，她掰着指头一个一个地算，一个一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描绘着他们的长相：“现在就剩四个还活着，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其他三个女儿和四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有三个死时只有一岁半，有两个刚断奶就死了，还有一个活的时间长一些，最后死于风疹。只有一个年纪大一点，死的时候已经结婚了，玛利亚玛这样说道。
“我很难过，但这都是真主的安排，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她说着，紧张地笑了笑。
我突然之间有了一个让人感到很不舒服的想法：这里的每一个人，那些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从饥饿状态下走出来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每一个从医院旁经过的路人，每一个卖电话卡的人，每一个卖油煎饼的人，每个护士，每个病人，所有人都是幸存者，他们都在苟延残喘地活着。在这里，一个孩子能正常地成长都变成了奢求，还谈什么人的权利呢？这里的每个人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都是消极的负债者，都是行尸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