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们这些白人会觉得对于他们而言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已经习惯了，死亡带给他们的痛苦不像带给我们的那么大。但这不过是我们在自我安慰，好舒缓一下我们的自责情绪。那天早晨，当我看到那个外婆、姑姑和妈妈带走死去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曾有过类似的自我安慰的想法：我想这里面是存在文化差异的，我想在一两个世纪前的欧洲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想这些父母在生那么多孩子之前就没想着要多干活、搞到更多吃的东西吗。人们很自然地就会生出这些想法来。
如今，当我面对玛利亚玛的时候，这些想法又一次出现了，然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去问她。最后我找了一种比较温和的表达方式：“当你开始生孩子时，你就已经知道他们可能会死，是吗？”
“没有，我压根没那么想过，”她疑惑地看着我道，“没有谁生孩子是为了让他们死的，这是对真主的亵渎。”
在尼日尔，平均每个女人会生七个孩子，这个数量排在全球首位。在尼日尔，每七个儿童里就有一个死时还不满5岁。这样算来，平均每个尼日尔妇女都要遭受一次丧子之痛。事实并非如此：在城市里，儿童死亡率没有在村子里这么高。
在尼日尔，每七个儿童里就有一个死时还不满5岁。在发达国家里，每一百五十个儿童里才有这样一个。
胡赛娜说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再生孩子。
“我有过很多孩子。但随着年纪增大，生孩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了……”
胡赛娜来到马达拉医院是因为她的双胞胎女儿生病了：她们发烧、呕吐，都不会哭了。马拉布给了她一些草药，但是并不管用。她们被送到医院时呼吸很缓慢，而且非常瘦。双胞胎中的一个昨天早晨死了，现在胡赛娜祈祷着另一个，此刻正躺在她怀里的那个，不要出事。小女孩还是不哭，她眨着眼，紧闭着双唇，好像想做出什么她无力做出的动作似的。营养不良的孩子们的脸有时看上去像是悲伤的小老头：就像是死神要强行把孩子们未曾经历过的时光的印记刻到他们脸上似的。
处处透着悲伤和消沉。
这对双胞胎，胡萨娜和胡希娜，十个月前才出生。她们是胡赛娜的第十二和第十三个孩子。胡赛娜今年45岁了，她说她从没想过她的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们小时候会玩泥巴，我们也会给她们吃的，我们总是给她们吃的。我们一直想给她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我们提供不了，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优越条件？”
“有吃的，有衣服穿，再有点钱买点其他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没能给她们这些呢？”
“我也想不通。我男人一直拼命劳动，但我们始终没达到那个标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也问过自己很多次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答案。”
人们总是会提到干旱。当人们说起尼日尔或者整个萨赫勒地带的饥饿问题时，人们总是会提到干旱。气候确实会对饥饿问题产生影响：例如上一年的大旱，再比如全球气候变化之类的事情。
上千年来，人类从开始在田里耕作起，就靠天吃饭，农民对于气候有一种恐惧感。为了使自己相信自己能控制天气，或者至少是减轻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人类想象出了很多神祇，神负责给人类以福祉、生命和命运。一个多世纪前人类开始预测天气，甚至预测很久之后的天气，但人们还是无法阻止气候灾害的发生：飓风、干旱、冰冻和其他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的恶劣天气。
在这样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人类已经无法再假想出更多的神了，我们只能求助于理智：所有的气候现象——气温升高、气温降低、北极冰盖的减少、南极冰盖的增长、极热极寒、陆地龙卷、海啸——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罪魁祸首：我们自己，我们才是自己想象中那些可怜的神。
针对气候变化，我们引入了一套秩序法则，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至少我们认为我们搞清楚了）什么是气候变化，以前我们一直对此迷惑不解。希腊人认为闪电是宙斯扔出来的，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闪电只是个气候现象，可能这还远非完整的答案，但至少人类都松了口气。
人类文明就是在和天气对抗的过程中发展的：为了避雨，人们建造了房顶；为了避暑，人类发明了空调；为了保证收获，人类设计了灌溉系统……但这些也并非永远管用。今年在美国发生的旱灾会使很多农场主没钱更换设备、没钱买新车，甚至没钱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尽管如此，这些农场主们还是能靠政府补贴过活。而同样的干旱，甚至使阿根廷的富人们更加富有了。不过马拉达去年的干旱却要了孩子们的命：希度、阿卜杜拉奇兹、胡萨娜，还有其他无数的孩子。杀人的不是气候，杀人的是资源的缺乏和分配不公，再没什么比这更常见的事了。
“到底是谁的错？”
“是我和我丈夫的错，我们本应搞到更多的食物的。”
“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是你们该做而没做的吗？”
“唉，要是我们出去卖点东西的话，可能就有钱了。”
“那么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因为我们没有初始资金。”
“为什么呢？”
胡赛娜静静地看着我，那种压抑的气氛迫使我停止了追问。
在非洲盛行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有思想上的疾病。事实上很多疾病在全世界都存在，但有很多在非洲属于思想上的疾病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美国患者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得做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并做好应对这样的长期慢性病的准备；然而在非洲，一个艾滋病患者想的却是他不可能支付得起医药费，然后他会在几年内死去。疟疾每年会造成100万非洲人死亡，而要杀死一个人，疟疾首先要侵入这人营养不良且无法接受治疗的身体中。几年前我得过疟疾，我在医院里住了两天，压根没觉得会有多严重，对我而言，疟疾和伤风感冒、拉肚子、肺结核的严重程度差不多。
疾病的危险程度通常都是和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相挂钩的，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但从未如此愈演愈烈。随着制药业和医疗业的发展，有没有钱成了一个人的病有没有希望被治愈的重要标准。
胡赛娜也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她俩六七岁时开始到当地学校上学，马拉布教她们背诵《古兰经》。后来马拉布说姐妹俩很不错，于是她们的爸爸决定送两人中的一个去公立学校上学，他求马拉布从姐妹中挑选出一个来，但是马拉布拒绝了，他让胡赛娜的爸爸自己来选。姐妹俩的爸爸也选不出来，他努力想把两人都送去公立学校。最后，胡赛娜读完了小学，当她想继续读中学时，爸爸拒绝了。
“他对我说我不能继续上学了，还让我原谅他，那是他唯一一次对我说这话，他是那么难过。”
胡赛娜很晚才结婚，准确地说是17岁。她和丈夫是在一个堂姐的婚礼上认识的：他一下午都在盯着她看，最后终于走过来对她说他想娶她。她让他去问她爸爸，他就去问了。胡赛娜说她觉得结婚就应该像这样按照双方的意愿进行，不应该像其他女孩那样早早地被嫁出去。不管怎样，她对于自己的婚姻很满意。
胡赛娜已经生过十三个孩子了。最早的三个都是男孩，长得很好。后来的五个都死了。他们生下来就很虚弱，她说，都很小，所以没活很久。当第三个孩子死去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对她说这是因为她太急着怀孕了，说她生了孩子不到两三个月又怀下一个孩子，上一个孩子吃不到母乳，只能吃别的东西，所以体弱多病，然后就死了。他们还说这样子胡赛娜自己的身子也吃不消，所以生的孩子越来越瘦小虚弱。胡赛娜很清楚这些，但她还是不停地怀孕。
“你的孩子一个又一个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我问自己为什么真主不希望我的孩子活下来，我开始试着不再怀孕。我去找了马拉布，他给了我格里戈里来让我不再怀孕。”
格里戈里是一种人们系在腰上的绳子，上面通常会挂一小块动物皮毛或者石头或黏土制的护身符。它的作用是治病和驱邪。
“它真的阻止你怀孕了吗？”
“是的。”
“为什么它能让你不怀孕？”
“它就是能。这是我们的传统。”
说到这儿，她笑了。胡赛娜不时会投来一个甜美的微笑，人们通常会用这种表情来对待那些不理解很浅显事物的人。
在之后的十二年里胡赛娜又生了六个孩子，都活下来了，直到昨天双胞胎女孩的死。这是胡赛娜失去的第六个孩子。
“生她们俩的时候可真难啊。”她说道。
我问她是现在生孩子难还是一开始更难。
“一开始简单多了，那会儿我更强壮。现在我年纪大了，生孩子就更难了……现在一旦怀孕我都干不了什么活了。”
她说以前怀孕时她都是在家分娩，但是两年前当她怀上双胞胎姐妹的时候，家里没什么吃的东西，她很虚弱。分娩时她昏了过去，人们用摩托车把她送去了马拉达医院，她边说着边给我看腿肚子上的灼伤疤痕，“这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被摩托车出气口烧伤的，常有的事。”
她说医生们当时不是说她吃得少，而是说她吃得过少了，过少，所以双胞胎女孩一生下来就很虚弱，医生说她得让她们吃好点。她说“当然了，当然了”。离开医院那天她问医生怎么样就算让她们吃得好，医生说她得先自己吃好，然后奶水才好，才能用母乳喂养她们。
“你想想吧。”她说。
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她的疑惑、她的困境：很多时候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没有东西吃，她吃得很少。但是现在医生说为了让双胞胎不生病她得多吃饭。她该怎么办？
“我不吃东西就没有奶。我吃东西，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也就是说我如果吃了东西，然后有奶水来喂这两最小的孩子，就意味着我要放弃其他的孩子。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她俩长大后遭受同样的命运？”
“你最后是怎么做的？”
“最后我吃几顿，再不吃几顿，想着这样可能会管用……”她说着，眼睛一直盯着地面。胡希娜在她的怀里哭，哭声很微弱。“有时候我真恨自己生了孩子。”
听她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不过她自己开了口：“我恨自己生了孩子，因为我怕他们会恨我，恨我给了他们这样一种生活。”
人类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在这片土地上很容易就会让人想要迁居，想到摆脱此地的好处。人们说生在这里就是出生在干旱中：在几百万年前，这一时间概念并不是很确切，情况几乎一样。猴子们因为干旱造成的食物减少不得不从树上下来。它们被迫尝试用双腿来站立、行走、跑跳，这样才能在半干旱的陆地上求生。能做到这一点的动物们最终生存了下来。几百万年来，保持直立行走的灵活性扩大了它们的脑容量，它们也更多地开始用脑。之后它们发明了石器工具，学会了耕种，还发明了我们称之为文字的东西。我们从干旱中来，却不知道要走向何处。
“你们信教吗？”
“对，我们是穆斯林。”
“你们觉得为什么真主要创造一个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食物的世界？”
“我不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这事。但每次我没有吃的东西的时候我都会祈求真主安拉赐给我食物。”
“那么真主为什么没听到你的祈求呢？”
“不，安拉听到了。有时候他会赐给我食物，有时候则没有。”
“真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没有吃饭问题的世界吗？”
“真主是这样创造世界的：有富人，有穷人。穷人要想有东西吃就得向他祈祷。”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穷人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向他祈祷了……”
“我不清楚，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事。”
“也许真主创造穷人是为了有人需要他更多一些。”
“也许吧。”
她回答完后又笑了。我觉得她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但是我的这个想法让她觉得很有趣。我的错误是继续问了下去：“你不觉得他这样做很自私吗？”
“安拉不自私。有时候我想到他，他是会赐给我食物的，还有些时候他不赐给我食物，但他一定有他的理由。”
她很确定地说道。
尼日尔的农民家庭的运转模式大同小异：男人们每天都下田耕种自家的一小块土地；女人们通常不下地干活，她们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准备饭菜；不过有时候女人们也可能会到一块小的沙化土地里去种点可食用植物，例如可以做酱的秋葵。有时候也会有些附加工作：当自家的田地产量不好时，男人们可能去给别人种地，有时是固定地去一段时间；女人们则可能做些“小生意”[8]，如果她们能搞到原料的话，她们可能会把和好的面煎成饼来卖。
每个家庭都要生足够的孩子来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女孩们会被嫁走以换取嫁妆，然后她们就变成别人家的了；男孩们则在父母无力劳动时承担起赡养他们的义务，而母亲的角色也会换成奶奶，继续照料家庭和孙辈们，父亲则变成了爷爷，依然保持着象征性的权力。
还有另外一项难缠的经济法则：在这样一个儿童死亡率排名全球前三的国家，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足够的男孩，那么父母老去之后，家里可能就没有男人能赡养他们了；而如果一个家庭里的男孩过多的话，父母又可能养活不了他们。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平衡问题：你要生下数量刚刚好的男孩，多了或者少了都会有问题。
在一个富裕国家，国家或者其他机构会对这些事情负责，生孩子是私人的事情，是传宗接代的一种象征性行为。而在一个贫穷国家，生孩子依然是谋生存的首选做法。
我说的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概要。但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一个对现代西方家庭运转方式迷惑不解的贫穷家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