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家庭里，一个人和他配偶与前夫或前妻生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和他配偶与前夫或前妻生的孩子们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对同性伴侣和他们的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些复杂的新型关系甚至有的都没有名字。和它们比起来，贫穷国家的家庭结构确实算是很单纯的。
穷人们认为现在仍然和自己的高祖父母们过着相似的生活、进行着相似的生产活动、有着相似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想法很危险。
农业生活正是人类社会中没有发生过巨大变化的一个方面。
对于所有人来说，吃饭永远都是首要任务。一万年前，所有人都要通过劳动获得食物。现在情况已经变了，在富裕国家，只有2%～3%的人口还在为生产粮食而劳作。在非洲的很多国家，这一数字占到人口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农业人口的比重很残忍地象征着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
每十个尼日尔人中就有八个靠种地过活。我们很难想象在现今时代，仍然会有一个社会如此依赖农业。这不是一个人们拥有土地、拥有机器、生产大量粮食来出售给其他人的社会。在这里，人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他们种出粮食来只是能够看看自己什么时候会把它们吃完。
“要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法师，你可以向他要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要什么？”
“吃的。我会向他要永远都吃不完的食物。”
胡赛娜用一块黑色的头巾包着头，右耳朵上戴着一只金耳环，她的目光灵动，族徽印在她的脸颊上，脖子上挂着种子编成的项链，体型瘦削，她的手很瘦，拇指根部有块白色的凸起，那正是她握磨盘的地方：她用磨盘干活已经四十年了，每天两小时，日复一日。她用了三万个小时来碾米，来制作他们唯一的食物。
“你年轻时家里吃的东西是比现在要多吗？”
我的问题其实很泛泛，我只是想知道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但是她的回答却很具体：“对，要比现在多，因为以前家里没这么多孩子。其实以前家里孩子也不少，但都死掉了。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孩子，吃的东西就少了。”
我们把农业当作一个古老的事业。在欧洲许多富裕国家，干农活就像做手工艺品一样，是有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只能靠国家提供津贴来维持，目的是不要丢失掉本国的传统和文化。在一些新兴的富裕或较富裕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农业是少数人从事的贸易活动。在美国，农业虽说还是很重要的活动，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
通常来说，在仔细思考之前，农业给我们的感觉是缺乏重要性的，是一个古老的领域，缺乏活力，不够现代化。不过我们忘了一个细节：我们仍然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生产食物的方式。
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了几十年的努力，我们想了无数个点子，申请了无数个专利，发明了无数种染色剂、提味剂、芳香剂、甜味剂，还有其他许多添加剂，但我们改变不了的是我们的食物依然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蔬果，或是靠吃这些蔬果维持生计的动物们。
农业依然包含着五个基本过程：选择作物，利用水源，修整土地，保护作物，收获作物。作物的种类其实并不多，现存大约共有25万种蔬菜，其中约5万种是可食用的，但我们通常只吃其中的250种：谷物、根部、块茎、果子、青菜、叶类、坚果、香料。
现如今，平均来说（因为比例因地区而不同），被谷物喂养的动物的肉和奶提供了人体所需四分之一数量的蛋白质，这还不算鱼肉所提供的另外5%，剩下的基本由蔬菜提供，而蔬菜是农业的直接产物。人体90%的卡路里来自15种农作物：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以下三种谷物：水稻、玉米、小麦。
食品贸易，也就是农业及食品制造业，只占世界经济总值的6%，服务行业是它的十倍，食品贸易看上去无足轻重。然而恰恰是它决定着其他所有的一切，没有食物，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复存在了。全世界有14亿人是农业人口，占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的43%。经济重要性、民主和实际需求之间有着巨大的距离。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靠锄头和铁锨开展的农业活动是纯粹的体力活，因此男人们会有天生的优势。女人们也会做出努力，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但是男人们注定才是家庭的支柱，这种关系也决定了家庭生活的结构。女人们的付出很快就会得到补偿，就像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一样，男人会给她们食物。在发达社会很容易，而且理所应当打破这种关系结构，但是在一个贫穷国家事情就很复杂了。当一个男人并非那么容易，他必须得保证能源源不断地带吃的回来。
萨鲁，胡赛娜的丈夫，并不属于最穷的那群人：他有两块地，每块半公顷，他们在地里种黍子。要是没有极度的干旱，没有蝗灾，每块地能生产大约60堆黍米。年份好的时候，一堆黍米能产15公斤谷粒，而在灾年，可能只有一两公斤。
“竟然能差这么多？”
“对。我们永远不知道来年我们会有多少粮食。”
胡赛娜和我开始计算：一个很好的年份每块地可以产900公斤米，总共1800公斤。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大家庭每天需要消耗五公斤米：五公斤未去壳的米。一年的话就是1825公斤。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很好的年份，他们也不能保证天天有饭吃。这还不算其他的花销：盐、糖、茶、一点点西红柿、衣服、鞋子、出行交通、点灯的煤油、工具、药……
“我的工作就是分配食物。我的男人种黍子，他负责照顾和收获谷物，然后把它们交给我。我得在家里把它们保存好。有时候我们会吵架，因为他让我多给他点吃的。但是他从来不打我，好吧，几乎没打过我。我对他说：‘你想在后面种地的时候有饭吃吗？那么咱们现在就得少吃点。这样食物才能维持到那时候。’最后我把他说动了。但有时我也怕自己出错，我怕我算错了食物的数量，到了某一天突然发现食物不够了。你要知道，这事儿曾经发生过。”
“有没有那一次你算错了，最后发现食物多了。”
胡赛娜笑了，用一种像是怜悯似的奇怪表情看着我。
在每一个不算好的年份里，食物都会在六七个月里被吃光，更别提像上一年的那种年份了，几堆黍米都产不出1公斤谷物。为了弥补食物的不足，很多人试着在十二月开始种洋葱，但也不是每次都能靠种洋葱过活，因为他们需要钱来买种子和肥料，而且水源也时常会枯竭。不能种洋葱时，萨鲁会找些小活干，有时候能找到，有时候找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吃上饭，有时候不能。有时候我们的邻居会给我们送点米来，我就给孩子们做点吃的。有时候我们能从树上摘些叶子下来吃，有时候我们连树叶也找不到。”
胡赛娜看到我惊讶的表情，竟然笑了。她一定在想她眼前的这位先生压根不懂什么是生活。
“你们除了黍米还吃过什么别的东西吗？”
“有时候周六市场开市的时候我们会去买点别的东西。”
“都买些什么呢？”
“买点土豆、木薯来吃。”
“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我喜欢吃大米。但是我们买不起。市场上买五斤大米要花1500西非法郎，黍米也得800西非法郎。现实太残酷了。”
5斤黍米要花800西非法郎，每公斤值300多西非法郎。几个月前收获季的时候，黍米还只卖每公斤70西非法郎。商人们总是在背后操纵着市场：他们从负债的农民那里买来米，囤着，等着，时候一到就大发一笔。然后，饥饿就会不定期地降临到穷人们头上。
“但是今年我吃到了牛肉！”
“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她对我说，“一个很有钱的亲戚的婚礼，在婚礼上我吃过1小块牛肉。”1块牛肉，她强调着，1块牛肉。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关于尼日尔的这章总是带着“饥饿的结构”这样的标题：我试图探究一些饥饿根源上的问题，类似于本体学所关注的问题。在尼日尔这个国家，饥饿看上去是恶劣的气候及地理环境的产物：这个地区太干旱了，能够种出的作物品种极为有限，无法养活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类。这是尼日尔的问题，也是整个萨赫勒地区饥饿问题的缩影。我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不认可这个理论的。饥饿一定有更为复杂的结构，它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当人们说到“结构性”这个词，其实指的是一个事情糟糕透顶、无法挽救。
又是类似的官僚主义辞藻。
“当你过得好的时候，你开心吗？”
“当我能吃上饭、还能让我的孩子吃上饭的时候我最开心，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5
首先是抓捕奴隶，然后进行贸易。从15世纪开始，一部分非洲贩子和一部分欧洲贩子带走了大量黑非洲居民，许多历史学家说这一数字几乎达到当时黑非洲人口数的一半。之后，欧洲人在19世纪末对非洲进行的侵略彻底摧毁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当地工业不复存在，贸易被切断，土地被占据，当地种植的农作物被其他对宗主国有经济利益的作物取代。
在非洲各国纷纷独立之际，欧洲人带走了所有他们能带走的东西。大部分非洲国家面临的形势都很严峻：底层贫困人口过多、缺乏技术人员和资金，另外还有社会和政治冲突。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被提出后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债相威胁，迫使非洲多国政府减少对其国内众多领域的干预，这众多领域之一就是农业，因为农业仍是非洲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它维持着非洲人民的生计。
“市场会针对不同情况进行自我调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重复这个论调。因此，国家应该停止对农民发放补贴，停止承诺由国家定额收购他们的产品，停止由国家干预维持商品价格的稳定。它们提议非洲国家要“加入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中来”。
在许多国家，政府没有抵抗太久就全盘接受了这些建议，农民们对此无能为力。农业是一项古老的活动，不值得费力对其进行保护。众多西方专家这样说道：“农业保护是造成非洲人民贫穷的重要原因。”
在那之后，又是世界银行跳出来说对农业的补助要比其他抑制饥饿的方法有效四倍。但是在1980年到2010年间，国际社会针对非洲农业提供的援助所占比重从17%下降到了3%。而美国和欧洲对农业人口的资助则为每年3000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也在不断施压，让非洲的农业家庭停止种植供自身消耗的粮食，而是将土地用来耕种面向国际市场的商品：咖啡、茶、棉花、大豆和花生，通过这些商品的出口，非洲国家就能够偿还外债。非洲国家就这样被强大的国家和组织拉进了国际市场。
那些年，很多国家开放了市场，从其他国家进口更便宜的粮食，那些国家还会再额外提供一些补助，他们用进口的粮食替代了本国生产的粮食。这正是国际市场最残酷的一点：由于没有销路，许多贫穷国家的上百万农民赔掉了老本。他们的国家放弃了所有在国内生产粮食的想法，而进口的粮食实际上受到国际市场的控制，价格波动很大。
进口粮食的分配也是有地区差异的：绝大部分在大城市里，尤其是沿海城市，因为国家的财富通常集中在这些地方。在世界最贫穷的五十个国家中，有四十六个从发达国家进口比其本国出口更多的粮食。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非洲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但从1990年开始，非洲粮食的出口额开始低于进口额。
里根政府的农业主管约翰·布洛克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应该自己生产粮食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要保证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他们应该选择相信美国的农产品，他们可以以一个低廉的价格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白：美国和欧洲生产的粮食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因此非洲人和其他贫穷国家的人们没必要自己种地，他们可以去干别的活，然后直接购买进口食品就可以了。他们并没有指明人们应该在哪儿干活，有时候这些大国会在当地建一些工厂雇用廉价劳动力，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因此，在大城市里，失业者随处可见，而在农村则到处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
三个非洲人里就有两个是农民，这些人仍然依靠自己种的粮食生活。他们永远吃不饱，因为他们的工具太落后，他们的土地产量太低，所以他们永远没有多余的钱来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
1970年，在非洲有9000万营养不良的人，而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4亿。
“这不可能。”
今天，在医院里，在十几位母亲中间有一位父亲，他在哭。这是一个年纪不小的父亲，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在一个平均寿命也仅仅是五十多岁的国家里，他的岁数确实不算小了。他已经死了好几个孩子了，他倒数第二个孩子阿西鲁如今也因为营养不良住院了。阿西鲁只有三岁，他的三个哥哥也是在差不多这个年龄死掉的。
这位父亲叫优素福，他在哭，但是他想保持男人的尊严，所以他没有捶胸顿足地哭，他只是把脸埋在双手中，也不用手擦眼泪，任由眼泪从脸颊滑落。优素福对我说他的第一个女人一直没怀上孕，第二个女人倒是能生孩子，但是生下来的孩子都活不久。他觉得可能是他的错。他并没说出来，但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我没勇气问他。
“我本来想着能把他送去学校读书，然后让他找个好工作，让他替我实现我的梦想。我没什么成就，但他有可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