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国文化要义
文化的内核是一种精神特质及在这种精神熏陶下产生的灵魂、秉性、思想和智慧，其第一要义是精神和灵魂，即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与“有”。一般而言，人的精神始于“无”，基于“信”，定于“一”。即精神生于“无”，灵魂出于“有”，精神与灵魂合在一起归于“一”。也可以说，精神是建立在人的观念世界(“无”)之上的“存有”，而灵魂则是在现象世界(“有”)之上而形成的“无”或“无”中之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无”，是人在思考一切与人的终极关怀相关问题时所确立的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其根本意涵，指的是人的精神、理念中，指向未来和彼处之“存有”、“存之有”或“有之无”。“无”的观念显示了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之“实然”，而是要超越当下和眼前的所见所闻，追求“未然之物”和“应然”的生活。而“无”与“信”是分不开的。如果说凡“信”即“无”，或者说“无”即“信”，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信”者“无”也，或“信”者“有”也。因为，一切思想观念，都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即所谓“无信不立”。而归根结底，“信”又是建立在“一”这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
在人类文化精神发展进程中，印度、中国和古希腊等代表的世界主要民族文化精神都建立在将世界抽象为“一”(世界图式)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但这个“一”在不同文化中的规定性是不相同的，各有其自己的特定内涵。如，中国文化中的“一”，指的是一个从“无”到“有”，又从“有”复归于“无”的大化流行的过程，是一个包含着世界上一切个别存在的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着的整体一元存在。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一”也可以理解为“无中之有”或“无中‘自’有”，即，“有”归于“无”的“自有”的整体存在。中国古代先哲用“无极”、“太极”、“太和”、“一元气”、“天”、“道”等词语来表述这个“自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然之有”。中国文化自古崇尚“惟精惟一”和“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强调“万物归一”。
在西方，古希腊人早期信奉的“一”(天人合一)逐渐地发展成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即是说，古希腊思想家在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辩证法将它们辩证地统一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独有的“一”。西方文化精神中的“一”不像中国和印度文化精神中的“天”、“道”、“大梵天”、“梵我合一”或俄罗斯和日本文化精神中的“神我”、“我神”等“整体一元”的观念存在。这个“一”实际上指的是“有”与“二”，即，有一个终极物质存在和一个精神性存在；现实世界既是人的世界也是神的世界；人既是“物”又是“精神”存在。这样，围绕世界是同一、统一于精神还是物质，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精神产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为克服西方文化精神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古希腊思想家提出了辩证的“逻各斯”的同一思想，即，“物”与“我”(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二元的各自发展，通过“逻各斯”这个中介达到和实现“同一”。因而，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概括地说，就是“逻各斯”的“求一”、“求同”精神，西方哲学也称之为“同一哲学”。换句话说，西方人精神上所追求的“一”，就是能够将物质与精神结为一体的“逻各斯”的同一。而对俄罗斯和日本神本主义者来说，这个“一”就是整个世界万物都源于斯、归于斯、统一于斯的神、上帝等诸如此类的精神存在。此外，在俄罗斯与日本，“一”还具有以下意涵：其一，它指的是“神力”，即，代表自然力的神秘的诸神祇。自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神本之思是俄罗斯、日本文化精神最根本的底色。其二，它指的是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神的无”和“神我”，或日本现代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和“我神”。其三，在俄罗斯，它还意味着对基督教世界主义，即，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普遍承认，以及将俄罗斯民族视为上帝唯一选民，具有拯救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意识的价值肯定。而在日本，“一”还意味着与俄罗斯人普遍信奉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相反的“日本特殊主义”。其表现，主要是强调与“尊皇”观念和“皇国”至上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万叶精神”及由此精神衍生的复古神道、日本精神、日本主义、国家主义、国家神道等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
建立在全民之“信”基础上的任何民族、国家文化精神都具有特殊性、内生的普遍性冲动与片面性这三个根本的属性。而文化精神所内生的普遍性冲动及其片面性，又是造成人类历史上无数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根本动因之一。就“信”而言，我们认为，毛泽东诗云“人间正道是沧桑”，或中国俗话说的“沧海桑田”，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中一个最根本的“信”。中国人文精神肇始于《易》。南怀瑾在总结他毕生所学时指出，他一辈子学到的东西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即“易”，即是说，这个世界上最为根本的“存在”就是“易”，或世界就是“易”，除了“变”、“易”、“化”什么都没有。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的精髓也是如此。它主张人要参与到社会、世界的变化过程之中，以改变现成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的理论。除了“易”，对“和”与“合”之“信”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第二特质。如《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基于“变易”与“和合”精神，中国人自古讲究知行合一、顺乎时变和因革损益，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追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以达致“天下治”。同时，在宗教信仰方面，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无神论与泛灵论共存，并行而不悖。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上层统治阶层和士大夫实际上信奉一种无神的泛神论；另一方面，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自古至今一直广泛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泛灵崇拜。即是说，中国人的宗教心与精神向度具有“泛神的无神论”和“有神的泛灵论”这样的二重性。
与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信仰不同，西方人在精神上有三个根本之“信”，即他们“信理”(抽象的逻辑思辨，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信神”(上帝)和“信法”(罗马法、自然法)，因而，“理性精神”、“上帝意识”和法治精神这三个核心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在西方文化中形成了三元共存、共享、共分天下的基本格局。具体而言：(一)执著于对客观事物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是西方人文精神最根本的特质之一。西方文化建立在理性精神基础之上，尤其是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是西方人自古以来，尤其是在近现代社会生活实践中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产物，代表了人类认识世界能力上的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但在西方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理性主义批判哲学早已指出，作为主体性基础的人类理性，本身不是绝对的，它不仅受到种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和支配，更有其不可超越的历史性。因而，人的理性(科学理性)既无法从整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也不能为人类提供有终极目的的知识，即是说，人仅凭科学理性“不能够理解生命”。(二)“西方人身上的高尚性、超越性，总是与某种神的观念相联系的，而这种神的观念”又“被对象化为人之外的绝对权威”，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成为人精神上的桎梏”。在西方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斐洛通过强调神人之间的绝对间隔和“神”的完全的统一性，把希伯来圣经的智能置于更根本的位置，使“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在希伯来的超验的神的观念下得到规定和书写”。在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化之后，西方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被引向了未来，他们追求建立普遍主义之应然王国，并在中世纪把生活世界的重心落在寻求天国中永生。这种意识导致西方国家中“不管是圣公会徒还是清教徒，都具有强烈的命运感、上帝选民感和特殊使命感”。(三)建立在犹太人契约意识之上的罗马法是西方人文精神的第三个支柱。与中国儒教是用“天命不可违”这种人的内化观念作为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之间及被统治者之间权利与利益关系平衡不同，西方人在骨子里视“法”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力量、法则、规则或外部强制力。它源于人对未知力量，尤其是人对死亡的恐惧。他们还在精神上将“法”等同于上帝的意旨，认为它代表了人在理性价值上对人性=兽性、个人至上和私欲的肯定。总之，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通过理性的“神”化和“法”化、“法”的“神”化和理性化及主体人之自由意志的“神”化和“法”化，在形而上学领域完成了理性与神及法三个思想向度逐渐地融为一体的价值建构，从而使“理性”不断伸展、“法制”不断完善、宗教组织不断深入到西方国家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出于一种动物的本能，好生恶死，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意志”之一。人不仅在“求生”方面具有共通性，而且，在寻求“生生”和“永生”方面，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求生”意志的表现形态及其选择的“求生”方式方法等却大相径庭。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对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对自我和其他人生命的态度等，都不一样。如，中国古代先哲对生命的解读是，“生”乃“天”之“德”或“天之大德曰生”，即，生命现象是“天”、“道”、大自然，自为、自在的存在方式，是宇宙法则自我运动变化的结果。基于对生命本质的这种认识，中国人自古之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求仁”，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生民合其命”、“与鬼神合其吉凶”。即，追求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去享受生命、热爱生命，并为家、宗族、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丁兴旺作出最大的贡献。从“求仁”出发，中国文化视生命为最高原则，自古崇尚厚生与积德，因而，中国人的内心不仅有强烈的民胞物与意识，而且对大千世界万物生生不息，有一种挥之不去、难舍的于穆不已之情。
除了“求仁”，中国传统文化另一个主要诉求，是“求道”。而“道”这个中国字，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其含义非常丰富。在学术思想上，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之“道”的内涵和规定性各不相同，即是说，各有其道，各走其道，而且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总体而言，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最大和最深的，是“儒、法、道三家之道”，其中，又以“儒家之道”最能代表“中国人之道”。这个“道”也可以称之为“君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道”是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也是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信奉的“求生”之道。而“君子道”的主要思想内核，除了“求仁”之外，就是“求自己”、“求中”或“求和”。
而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国家，“求大”是中国文化性格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千百年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人“求大”思想的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政治上，倾向于“大一统”，追求“大同世界”等理想主义思想已经渗透到无数普通民众的血脉之中。精神、灵魂与性格上，不甘人后，争当老大、第一；争强好胜，不愿屈居人下；宁当鸡头，不做凤尾，崇拜大英雄。审美情趣上，以大为美。价值取向上，讲究大仁大智大勇、大爱无疆、大隐隐于市、“大医”“医”于无，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大智慧。同时，中国人凡事诉诸情感，讲究是其所是和实事求是。中国人深信，“只有炽热的情感，才能让人做出伟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