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容，英国绅士道还讲究容忍异己，并且凡事倾向于以渐进、调和的方式来解决。如英国立国之初的宗教宽容精神，使“清教转化为公理会、浸礼会、教友会等派别，它们不再谋求取代国教，而只希望和平相处，从而维护了国民的生存权和信仰的独特性”。正是这样的宽容精神使英国的“非国教徒”得以为英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7世纪以来，英国的宪政发展史表明，西方现代性在英国的成功发展主要得益于“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对社会的改造”。此外，富于进取心是英国绅士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基于对“变”、“易”是一种永恒现象的经验把握及对人性本恶的悲观认识，英国绅士道讲究凡事要抓住问题的本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并留有余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重视结果胜于过程的实用主义哲学。
(二)法国“骑士道”和“教士道”。在法兰西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地域和血缘都不是主要的因素。关键的因素：一是古日耳曼人的血性和“公民社团”文化传统；二是法国第三等级的兴起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这两个因素造成了法国人的求生之道有两个表面上看相互矛盾的“骑士道”和“教士道”。法国的“骑士道”来自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属于日耳曼种族的法兰克人入侵高卢后，法兰西民族在充满血与火的战争中所经历的历史经验。保罗-米歇尔·福柯在考察法国起源的“统治权话语”和“种族战争话语”时指出，“法国诞生的第一步是法兰克人入侵高卢”。而野蛮的、没有文化的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之前，是以战士为核心组建社会的，农奴和仆人都依附于战士，即军事贵族。如法国历史学家弗雷莱言：法兰克一词的词源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自由”的意思，而指的是“野蛮残暴”(ferox)。而如果要说法兰克一词指的是自由的话，那也仅是“自私、贪婪、好战、喜好征服和劫掠的自由”。福柯认为，法兰克人给法国带来的这种“自由精神”，不仅在本质上等同于“不平等”，而且使法国历代权贵和知识精英“赋予战争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在法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尼采式的权力，即力量的冲突或战争观”被历代法国君主、文人政客们演绎得淋漓尽致。结果是，“在法国，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基于“潜意识里久久埋藏”的崇尚暴力的原始价值取向和“古代英雄征服”式的思维方式，法国人历来视战争和武力为民族生存的自然法则。这种骑士道不仅是18世纪中后期路易十四和19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成就其文治武功的基础，也将是法国现在和未来参与欧洲和世界权力角逐的重要精神支柱。
除了“骑士道”，法国人还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生存之道，即“教士道”。中世纪以来，作为罗马天主教皇权力的捍卫者和代言人，法国人以其特有的“教士道”，在世界范围内把基督教世界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一，法国大革命“给法兰西这个民族烙上了深深的‘平等情结’”，不仅使法国人成为西方现代个人自由主义哲学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养成了热衷于革命和好高骛远的政治精神，而且还使“法国的防卫政策”不再“仅仅寻求狭小的本国利益和捍卫自身，它同时还为了追求、捍卫更大的善和其他人民的权利”。其二，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滋生了法国人的一种富于激情与幻想的完美主义情结。这一情结不仅使法国人把“团结”与“统一”看得高于一切，注重所谓“公共秩序”和“集体观念”，还使得法国人以其汲汲于“全新的”创造与超越，不能容忍任何妥协和新体制的任何瑕疵。他们孜孜以求于形形色色的权力斗争，“把梦想当成现实的目标来追求”。其三，法国大革命使得第三等级的话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话语尽管利用种族战争话语中的一些语素，但那种激烈的二元性的战争和冲突已经渐渐地、不知不觉地被“教化”了。法国大革命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兰维里耶关于民族的力量在于战争中体现的野蛮，在于肉体和军事力量，在于它所控制的国家力量；民族的历史功能和角色是侵略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历史话语，被代表法国第三等级的历史学家希埃斯加以“市民化”，民族的功能和角色变为“自我管理和国家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法国过去那种“使人死”的权力，相应地转为一种新的“使人活”的“生命权力”。这种新权力以普世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干涉人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怎样’生活”。19世纪以来，法国就是利用这种“生命权力”(教士道)，对外进行殖民扩张，与其他列强争夺世界霸权。
除此之外，法国文化性格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不能学习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如一位法国文化观察家言：“在法国文化中，人们对笛卡尔主义敬若神明，其原因就在于笛卡尔的观点暗暗契合法国人的三个特点：‘不能从实践中学习、不能宽容矛盾、拒绝改变自己的意见以接受别人的正确观点’。”这决定了，尽管“法国已经失去了在世界上，甚至在欧盟内部的政治与文化核心地位，法语在世界上也将进一步被边缘化”，其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但未来法国仍将继续把自己视为西方普世主义人权外交的卫道士。因为，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在归纳英美法知识分子不同的价值取向时指出：“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那些常常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化为技术问题；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将那些与手段而不是目的有关的争端转化为道德冲突；而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出于一种为全人类而设想的狂妄愿望，总是忽视并常常恶化本民族的实际问题。”
(三)德国“骑士道”和“酋长道”。德国“骑士道”形成于欧洲中古十字军东征时期。由欧洲中古十字军东征催生出来的德意志宗教骑士团及它建立的“骑士团国家”，是德国骑士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德意志宗教骑士团以《圣经》中“我不是来送和平的，而是来送剑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它热衷于“用铁手消灭信仰之敌”，并以“协同主义”、“苦行主义”、“服从主义”作为道德准则。因而，“在一个骑士团总是显得光荣、崇高，个人则渺小可怜的世界里”，骑士们渐渐地养成了“无私的献身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使得骑士团的势力在德意志东部地区迅速扩张。在这一进程中，骑士团的性质渐渐发生了变化，即，由本来的罗马教皇用军事手段反对异教徒的工具，慢慢地变为骑士团首领们对外进行领土扩张或赚取佣金的摇钱树。15、16世纪德意志宗教骑士团的逐渐衰落和霍亨索伦家族统治的勃兰登堡领地的崛起，最终导致前者于1618年被后者所吞并，共同组成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而这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成立之后的全部活动都紧紧围绕着扩军—备战—侵略的轴心来运转。普鲁士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培育、“强化了德国人对武力的崇拜，使原本流行于普鲁士的****精神迅速渗入整个德意志国家的肌体之中，军队在德国被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统治时期，“军人般的纪律成了国家荣誉和生存的基础；培养国民忍耐、勤勉、纪律和忠君爱国的军人精神成为思想教育和社会公德的主要任务；公民把服兵役和成为军官作为最高尚的职业”。这种普鲁士精神不仅成为德意志精神的精髓，而且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曾指出：“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由它托着的。”而归根溯源，这个倒立着的普鲁士士兵的头盔是建立在自古以来日耳曼人特有的求生之道——“酋长道”之上。德国“酋长道”以忠于部落酋长，讲究荣誉、诚信、勇敢以及相互尊重等道德习俗为基础。它最初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在欧洲北部和西北部干旱贫瘠地区四处游荡的古日耳曼人原始部落。贫瘠的土地和寒冷的气候造就了古日耳曼人英勇善战的特性。在古日耳曼部落里，全体成员都是战士，战场是他们的天堂，战斗英雄是他们的天神，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因而产生了一种原始道德观，即部落勇士视首领为英雄善战的斗士或最机智勇敢的猎手，因而他们誓死效忠首领，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从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漫长岁月里，“酋长道”这个德国文化之“根”，成功地把德意志民族从勃兰登堡一个小公国塑造为欧洲大陆中央地带的核心国家，成为与西欧英国和法国及东欧俄罗斯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二战后，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溃败把德意志民族抛入了屈辱的被占领境地。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痛定思痛和深刻的反思，以阿登纳为代表的德国新“酋长”决定，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并找到一条新的“求生之道”。主要是：一方面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对战争和暴力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向那些饱受**德国暴政之苦的民族和国家作了真诚的忏悔；另一方面，联邦德国选择了寻求和平与发展经济的民族复兴之路。在对外关系上，德国长期反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提出了“穿军装的平民”的军事哲学，并在军队内实行所谓“内在领导”，即军人将根据自己内心的民主和道德标准来判断是否应该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现在德国人的格言是：“战争永远不会再在德国的土地上燃起了”。一位前欧洲委员会主席说：“德国已经变成欧洲最不好战的国家了。德国人讨厌核武器——德国最引以为自豪的国际机构已由联邦军队变为联邦银行了。”目前德国的军事预算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其国内支持增加军事拨款的政治意愿在欧盟国家中也属于最低的一类。而德国支持建立欧洲军团很大程度上是由关于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观念所驱使。无论是德国精英还是公众，都反对使用军队来促进西方自由和民主的扩张。2003年，德国带头反对美国小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今年，与法国积极倡导通过北约，以武力支持利比亚反对派与卡扎菲政府作战不同，德国政府一直选择置身事外，不参与北约部队对利比亚政府的军事打击行动。2011年5月18日，德国国防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宣布，将德国武装部队从22万人削减至17.5万人左右。从这个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新“酋长”决心走自己的路，即，以自身不断增强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来巩固和扩大德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地位与影响。总之，如果说日耳曼人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就是从远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一直不愿远离自己的文化之“根”。这使得德意志人从来没有把自己与强大的西方文化融为一体，反西方的传统一直很强。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言：“德意志人的质量就是他们从来不同意把自己的命运与西方世界的命运和原则融合在一起。这种质量是自他们在历史的地平线出现以来就有的——在这整整2000年中，他们一直在对后者进行反抗。”因此，在意志和秉性上，德国人在西方民族中属于某种“异类”。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曾对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作过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德国人是北方人，他不像南方人，不像拉丁民族那样，把外在的客观世界想象成光明的太阳的世界。德国人的生活重心转移到了意志和思想的内在张力之中。因而无审美感。对德国人而言，生存的最初感觉，首先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的最初感觉。日耳曼人是唯意志论者和唯心论者，也是天生的玄学家。真正的、深刻的日耳曼人总是期望着被世界拒绝的东西。”另外，“在日耳曼神秘主义和哲学中，非理性的、无意识的和混沌的，由日耳曼固有的原初感觉的相反方面变成一种要求，希望一切有组织、有纪律、有形式和有理性。在日耳曼意识面前矗立着一条绝对律令，一切应进入秩序。因此，德国意识总是规范化的。德国人并不关注生活的秘密，他给自己提出的是任务，是必然性。与此同时，“德国人从来不把其他民族看成是上帝面前平等的兄弟民族，不接受他们的灵魂。他总是认为，它们是无序、混乱、黑暗，唯有德国人自身才是这些不幸的民族之秩序、组织、光明和文化的源泉。”别尔嘉耶夫还认为，“日耳曼主义的悲剧，首先是意志过剩的、过分规范化的、过分紧张的、不承认外在之一切的、过分阳刚的悲剧，日耳曼精神内在的无限性之悲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了，别尔嘉耶夫这一预言不幸被言中。
三、俄罗斯意志与文化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