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自古以来，除了“求神”，求“直”、“诚”，日本人文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求人”与“求美”。从“求人”看，相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立足于“求己”而言，日本文化可谓是一种“求人”的文化。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人的精神根底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无我的游魂”感。对日本人来说，“人”有许多内涵，但却不包含我们一般意义上常说的“自己”或“人自体”，即作为人类一般存在的个体——我。如果说，中国文化中的人，是一个大写的“我”的话，那么，日本文化中的人可以说，是小写的“无我”、“非我”或“小我”。同时，不仅一个日本人或一个日本的我，总是“游离于其他人之间或周遭的”，而且，日本整个民族都存在有一种称之为“游离灵魂的感觉”的“独特的自我意识”。1982年10月，日本宗教思想史家山折哲雄在《日本人的心情：探索根源》一文中认为，“自古以来日本人已逐渐丧失活泼的生命意识，却对于瞬间激荡出的生命风化体会深广。日本人身心运作的机制中有两层意识重叠：一是压抑自我意识，一是翱翔于外在世界的意识。”南博认为，日本人根深蒂固的不确定性感、不安全感，骨子里的悲观主义物哀、无常意识及日本神道、密教、阴阳道、国学等，都源于这种感觉。这种孤悬海外“游离灵魂的感觉”占据了日本文化的根底，是日本人喜爱樱花的根本原因。每年一季，铺天盖地的樱花总是会使日本人心灵上生发出一种“从肉身分离飞向宇宙的身心撕裂的浮游感觉”。正是这一感觉，决定了日本人自古以来一直像个游魂一样在大陆和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带不停地游走，无休止地寻求着先进文化。历史上，作为一个民族，日本总是从与别的民族的比照中来确定自己。即，日本对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认识，日本是好是坏、是强是弱不是由自己决定的，而是同别国进行比较，才得出自己的相对“位置”。如，过去千百年来，在多数岁月中日本知识分子总是从同强大的中国对比中，看到日本的弱小与不足。日本曾出现过一些儒生甚至在睡觉时，都不愿将脚对着大陆中国。如日本人类学家祖父江孝男言：“日本人重视上下关系，对于文化优秀的近邻各族抱持极深的自卑感。这一特质因江户时代儒教文化的影响而强化。”再如，19世纪中期后，日本把比较的目光从中国转向西方国家，并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开始强调日本相较于外国的特殊与优越。不过，这仅仅是昙花一现。二战后，日本人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在经济复兴后，重新回到游走于世界主要文明中心边缘的老路上去，满足于自己的“西方的一员”的国际地位。
二是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普遍的“主体性缺失”、“自我不确定”的“间人主义”或“依依爱恋”的“集团主义”。国际上一些著名的日本文化论者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如果说“欧美人是‘个人’，”那么，“日本人就是‘间人’”，即，“一种从自/他人际关系中定义自我的人”。而“间人要做的是如何维持人际关系，就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关系的维持带有神圣性以及非常强烈的价值意识”。如，南博在《日本的自我》一书中认为，“日本人自我结构中，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是缺乏主体性和‘自我不确定’。”这导致了，一方面在人际关系中，日本人往往表现得“胆小、内向、在意他人、放弃”及“替别人着想、温柔”等特征；另一方面又处处显示出他们的“意识深层潜藏着对家族共同体的渴望”。再如，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上许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家族共同体对空间的期待潜藏在人的内心深处”；重视“义理人情”，担心被人抛弃和指责，渴望依恋于他人及“以外在‘世间’的准则去控制及判断自我行动”等，是日本人“未曾改变过的国民性”。一般而言，“为了克服不确定感，日本人会出现狂热心、研究心、向上心、圆融性等令人乐于接受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为避免被排斥和受诽谤，每个日本人的自我表达都是为了与所属上位集团(家庭、地域社会、组织)维持良好的均衡状态。为此，他们必须严于律己，抑制自己的本能冲动，努力地争取在“世人意料之中的人”和“世人意料之外的人”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以得到某个集团的保护，成为一个能够为家、村、国增光的荣耀之人。因而，作为“间人”，日本人的内心总是紧张地四处张望，害怕自外于世界，并被迫“用人情、信念来应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如，日本企业家林周二在《日本式的情报社会》中认为，日本人有“集团热”的我族意识。他们“念叨着为了我们公司的存活’；担心自己赶不上世界潮流或同辈变动的速度，这是日本人最大的不安。近年来，仰赖他人督导指示才会行动的日本人，即欠缺主体性等待指令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要想对社会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意识已经越来越淡薄”。
从“求美”看，众所周知，对任何民族来说，“除了信仰生活而外，美的生活要算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美是生存意义上最大、最高、最深的一个意义”。一般而言，“日本人比中国人审美的情趣优美而丰富”。其一，日本文化所求之美，贯彻到包括恶、死等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如，赖肖尔认为，“日本文化善于捕捉生活方方面面之美，时间之美、死亡之美、瞬间之美等，这是日本人心灵柔细的产物。印度、中国文化也有这方面的讲究，但不如日本人那样全面、精细。日本国民对于从艺术和审美上表征事物比从学术上表征事物显出更大的关心和能力。”可以说，“美是日本文化的最高价值”，“日本的所有(文化)形式无不趋美，人情也好，政治也好，都要美。”再如，在《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书中，李东君教授引述山本常朝的话说，“在神的眼里，人之事如落花一瞬，所有是非、善恶，都忽略不计，唯有美被神关注。”其二，日本人之谓美，既是指一种潜沉的，浑然天成的，以“闲寂简素”为主要特征的“黯然”之美或不完美，或无法圆满俱足，退而求其次的粗糙、“物哀”之美。即，一种源于自然、感于自然，以自然、质朴、未经人工雕琢的形式转化为生活的美；又是指一种犹如樱花凋落与武士切腹的瞬间之残美、凄美，以及各色各样的意味着恬淡、枯寂、幽玄、“物哀”与“无常”之美。如戴季陶言：“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呀！但它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日本的一首古代和歌云：开始是‘色香俱散’，结语是‘人事无常’。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再如，李东君认为，“日本人的美是阴柔的，优美有余，一旦阳刚，便很残酷。”“残酷而非崇高，是日本美的特质，悲壮的日本人一般都很残酷，武士道便是残酷的美学。”其三，由于国土狭小难以养成雄大豪壮的气魄，在山河平原交错的环境下，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化自然地趋向短小而简洁，并且“不喜欢巨大的东西和巨大的表现形式”。戴季陶认为，在崇高、伟大、幽雅、精致这四种德性品格上，日本文化中“最富有的是幽雅精致，缺乏的是伟大崇高，而尤其缺乏的是伟大”。内村鉴三亦认为，“日本之美是园艺之美、公园之美，欠缺伟大之美；日本之美令人陶醉，却难以令人自我提升。”
又次，在日本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求“是”、“实”、“中”、“和”精神，与日本先民头脑中的一些类似的价值取向叠合在一起，成为日本文化精神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日本文化论者普遍认为，日本人具有“现世的、实际的、实行的”特质，在思维方式上首先是“承认被赋予的现实”。如，日本神父井上洋治认为，“日本人的感觉非常实在，他们不以概念为媒介，而是透过具体事物的相互碰撞，产生对外界的认识。喜欢依赖实存事物，彻底追究知觉经验的实相。”井上洋治还指出，基督教“《圣经》在翻译成日语时碰到一个瓶颈，就是日语没有未来式，因为日本人根本没有未来的思想。尊重现实是日本人的精神基础，对日本人而言，好好活在当下的现实感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再如，佛教在经过中国传到日本时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它剔除了佛教中关于来世的轮回和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涅槃等思想。强调“悟道之人已在涅槃之中，涅槃就在此地此时”。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人的气息》一书中强调，佛教之所以在日本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主张“享受如是当下世界的态度，和属于自然生活的日本人气质是相应照的”。因而，日本人在向神佛祈愿时，多数是以“息灾延命、子孙繁衍、家内安全、武运长久、国普安全”等现世利益为主。同时，一些日本文化论者还指出，由于日本文化没有中国式的大而化之的理想主义特质，现实主义的文化精神在日本事实上比中国贯彻得还要彻底。如，日本人通过将现世与天国看成同一个地方，形成了一种日本人特有宇宙观。再如，日本固有信仰中“神的双重结构”，即认为人死后成佛，三十年后再成为祖先或神等，都表现出比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其二，中国文化中的“中五之极，临制四方”思想，是日本的“中空观”及由此精神底色而衍生的天皇制的基础。但是，由于日本孤悬海外，很少有异族入侵，因而，以一人为“中”的日本天皇制能够从日本神武天皇历经124代，共计2595年，延续到裕仁天皇。而日本天皇之所以向来只拥有虚位而不管实事，是因为日本文化把中国思想中的“中”的观念与日本固有的“神”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现实世界中的“中”(权力中枢)被神圣化、人格化和非理性化了。这是日本国体——天皇制之所以能“万世一系”，而没有像中国王朝那样频繁地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同样，日本文化在汲取中国儒家“中和”、“中庸”思想时，一方面将之与日本原住民家族成员间情感依赖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和谐价值偏好，另一方面在日本神道善恶不分思想的影响下，“和”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中国。结果是，日本成为一个比中国更加“和气一团”的社会。在日本，“和为贵”不仅成为日本“立国”和日本人为人处世的普遍指导思想和精神原则，而且，它与日本特有的“间人主义”相结合，使日本人际关系中的协调性远远大于竞争性。
概而言之，日本文化秉性与性格特征在于：宗教信仰上的一体与精神常住感；历史空间上的游离与自卑感；人情世故上的“耻”与无奈感；社会存在上的差异与位置感；物质上的无常与物哀感及善恶不分的是非观、虚置权力的中空观和生死同门、灵魂不灭的生死观等。这些情感表征和思想观念在日本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表明，总体而言，日本文化如同中国文化一样不属于西方“以理为本”的文化，而是一种“以情为本”的文化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将永远属于“东方世界”，而难以成为货真价实的“西方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