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町人根性”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生存之道，他们为了生存，普遍养成了崇拜强者，重视实力及寻求与强者为伍的心性与价值偏好。与永远脱却不了原始的，只相信强力的俄罗斯人一样，实力也是日本民族所懂得的唯一语言。如戴季陶言：“能让日本和日本人真心佩服得只有‘对手’，这是日本的一种价值取向。”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强者崇拜社会心理定式。这种社会心理定式一方面使日本人在强者面前往往表现得很自卑；另一方面他们看不起弱者，对弱者从来不会给予同情与怜悯。历史上无论在个人之间还是在国家之间，日本人不仅常常表现出试图将劣等感颠倒过来的“逞强”，而且喜欢采取“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生存策略，通过“彻底向对手学习，作为与对手对抗的方法”。即，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自古以来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强调自己落后，而将特定国家理想化；二是强调外国落后，而将自身理想化。“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同时，“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如，日本历史上曾长期把“东亚地区超先进民族”“中国视为最高价值的标准”。公元7世纪，经过《大化改新》稳定了权力基础的日本天智天皇曾派兵5万入侵朝鲜半岛。公元663年8月，在白江村海战中，日军被仅有1万人的唐朝军队所击败。这一“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使他们在“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但是，日本很快决定，向实力强大的中国唐朝学习，开始派遣规模更大、次数更多的遣唐使。虽然公元894年，日本停止了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尤其，中国“明朝”被“清朝”取代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日本思想家意识到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重要，提出了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主张。但是，整个中世纪到德川幕府末年，日本的禅僧、南画家及许多儒学家都保持着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敬仰。再如，明治维新后，“日本人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西方世界。在日本人心里，真正伟大的人是基督、苏格拉底、尼采、歌德、马克思。”福泽渝吉的《脱亚论》提出以英国为榜样，使日本在东亚取代中国的地位，实现东亚国际秩序的重构。为此，日本不仅渴望被欧美承认，而且把日本理想化，提出了所谓“日本至上主义”。同时，日本以为只要有强大的武力就可以号令天下，因而把“日本独立的志向变成了暴发户式的新兴帝国的霸权图谋”。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对外倡导“东亚协同体”和“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体系，作为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总之，日本人不会硬碰硬，碰到强硬的力量，更强大的力量，就会低头。如井上靖言：“日本人讲妥协，讲调和。”因此，戴季陶认为，“让狼(日本)忏悔是没有可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成为猎手。美国就是很好的猎手，从某些方面说，日本人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在本质上，具有“町人根性”的日本人只不过把历史上的“中国崇拜”、“日英同盟的光荣”及今天的外交基轴——日美同盟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在日本独有的“场所逻辑”中只有现在时。时过境迁，一切另当别论。其主要表现：一是“学习、吸收了其他国家文化之后就将其视为己出，完全不承认借鉴他人的事实”。最典型的莫过于“日本人从来不愿承认其文化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中国这个事实”。同时，日本人还片面解读中国传统的讲究华夷之辨的天下观和天下意识。自元朝入侵日本开始，“倭人自始遂有轻中国之心”。不是因为打败了元军，而是看不起蒙古人。而日本之所以看不起蒙古人，是因为宋朝灭亡后，它开始以中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征韩、取满洲、入主中原的战略思想。这种“唐化”的天下观，起初还是以中国为中心，明治维新后，日本转而根据福泽渝吉的二元结构论，用“‘欧化’对待西方，用天下观处理东方”。二是“日俄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日本文化主体性的觉醒。激发了日本人的超越意识，开始强调‘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并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三国干涉还辽”一方面迫使日本反思“欧化”，并决心“皈依于实力之福音”，从此以“帝国主义急先锋自命”；另一方面，以高山岩南等人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学”，挖空心思试图将粗俗的“神道天下观”，提升为一种精致的八纮一宇“世界的世界”文化。
其三，“町人根性”使日本文化中的‘时间’表象是一种典型的现时主义；空间观上则是强调“此处”，或者如加藤周一言：“现在即永远”、“此处即世界”。加藤周一认为，日本人习惯于从“‘此处’来看整个世界，而不是从整个世界秩序来看其中一部分——日本”。即，在日本人看来，“时间的流逝有一定的方向”，它“无始无终，类似于指向特定方向的无限直线”。这种时空观使日本人养成了习惯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并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那些与自己生存具有现实利益关系的事情。这种重视现在的时间观与中国文化中的时间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在中国人心中，时间是分节的，即，将时间视为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共同组成的有机体，它们彼此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对中国人而言，过去和未来对现在的意义都远远大于日本，而且更加明显地着眼于未来。如，中国人常说，“温故而知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其时间指向都涵盖了久远的过去和长远的未来。简言之，中日两国文化在时间观上的最大差异是，对中国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都有意义，而不像日本町人那样，仅仅看重现在的意义。如中国学者彭曦言：“如果说，‘混合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的话，那么‘现世主义=现在主义’概括的则是日本人精神世界的特征。”而所谓“老江户没有隔夜钱”的这种专注于现在的精神，导致日本人“原则上可以将过去——特别是对自己不利的过去——‘付诸流水’”。同时，他们习惯于以一种“哪知明天刮什么风”的信念，来减轻自己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忧。加藤周一认为，“现在主义的倾向浸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日本“文化传统绝没有消亡”。因为，“发生地震也好、泡沫经济瓦解也好”，日本人“只管现在拼命赚钱。将不良债务搁置起来，总而言之，就是不考虑未来，追逐当前的利益，失败的话就付之流水”，以自己“至少努力去做过了”来抚慰自己。基于此，加藤周一认为，日本土著思想的基本是“此岸性”和“集团取向”。“‘此岸性’关注的是‘此处’——‘日本’，而不是将日本作为部分来理解世界——‘整体’。”即，日本文化倾向于“关注部分的性质，将有限的空间结构化”，而“不关注整体形式”。这种部分先于整体的看法在日本并没有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而“在根本上有所改变”。而日本町人根性所规定的“现在”的文化与“此处”的文化相遇，相互融合，并一体化为一种“‘现在’—‘此处’文化，就像梦幻能乐的舞台”。而“‘现在’—‘此处’的最大延长领域是日本国，日本国就是世界”。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不仅使日本人养成了不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自闭”性格，而且造成了日本人强烈的排他情感，很多日本人不能以正常的心态与外国人交往，对外人总是怀着很强的戒备心理，视为潜在的威胁。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很难融入日本社会，难免会产生一种被视为外人的感觉。由于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内外意识，从不轻易把外国人划进自己人的范围，因而，即使是自己的战略盟友、伙伴，他们也视之为“外人”，并以自己人的高度“同一”，对他们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三、间人、排他性(岛国根性)
除了自然地理、风土环境，自古以来，日本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域空间之中。在历史形成的封闭的文化空间中，传统的社会规范代代相传，造成了日本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家、村落、社会间人性”，即，在日本人生活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间人主义”及其内生的排他性。所谓“间人主义”，首先，它指的是日本人的那种主张内外有别，对外奉行集团主义原则，对内讲究无我性。而无我性又导致了日本人普遍善于掩饰意志，并由此产生了领导意志缺失及其反面的唯意志论、“下克上”、“同辈第一人”等政治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法则。
其一，一般而言，与西方文化肯定、鼓励个人自我意志张扬刚好相反，日本文化的基本旨趣之一是，重和谐、厌差异。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从小就学会了掩盖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性，以求得到同伴的认同与庇护。久而久之，这些日本人学会了掩盖自我意志，将自己的“个人主体性掩埋在家庭、中间集团、国家构成的涟漪之锁链当中”。这种普遍倾向于掩盖个人意志的文化秉性对日本社会政治和对外军事战略等，都有重要影响。如，与世界上其他大国不同，日本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是，没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也没有形成许多国家文化中都有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英雄崇拜。相反，日本政治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下克上”的传统。日本政党和社会团体、集团中普遍实行的是“同辈第一人”的领导结构。这一方面导致了普遍的领导意志缺失，另一方面则催生了典型的唯意志论。因为，日本人喜欢将意志掩藏起来，但这不代表日本人没有意志。实际上，他们相信强力意志可以使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领导缺失和长官意志两者互为表里，并行不悖。如，二战中日军作战做事讲究行者必须具备必胜的信念。日军对不确定情势采取的普遍策略是，相信自己必胜，因而一般不去制订应急反应计划。他们认为只要动机够强烈，人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即，只要人有足够坚定的信念，就可以应对任何突发状况。他们还担心，如果对作战不成功进行准备，那实际上默许了作战不成功的可能性，而这不仅会动摇，而且必定会对自己的必胜信念产生消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二战中许多战争事例表明，在必胜信念的影响下，日军一般缺乏战略防御、战略退却、纵深作战和持久战等思想。日军军官都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见风使舵，喜欢随机应变。结果，日军常常是赢得了战术战役胜利，却输掉了战略全盘。
其二，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的封闭性及日本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日本国内稳定长期采取的锁国政策，使日本人存在着强烈的内外有别及我、他界限分明的意识。如加藤周一言：“日本人有特别强烈的‘外国人’、‘外人’、‘非家人’的观念。”即，对日本人来说，“除了近处的人，与所有外来者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与外来者的关系决定外部的人的一般‘形象’。”加藤周一认为，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生活在一种封闭的村落社会中，“封建社会典型的不平等的内外关系——与邻村人的平等关系是一种例外——至少持续了1000多年，因而不仅在村落层面，在日本社会的所有层面都产生了一种将所有人际关系还原为与对方的上下关系的强烈心理倾向”，习惯于把“所有外部人大致分为上下两个范畴，对外国要不尊敬，要不蔑视，不习惯对等地看待”。外国人在日本人心中，“如果不是‘神’的话，就是‘非人’。”即，对日本人来说，“统治者是上、是主、是内，被统治者是下、是客、是外，上下、主客、内外之别，昭然若揭。这两者可以说是日本文明的两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