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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当然,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不过是我们敏感而多梦的少年生活的小小插曲。然而,一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把梦变成了现实。

那是升入高中的第一节课。还是“六中”校园,只不过教室换了换,班级的同学多了一些新面孔。这些新同学是其他初中学校考入六中高中部的。而我们原来初中的同学有一些没考高中,直接参加工作了。

就在我们等待新老师来上课时,门开了,一位以前在校园里见过面的女老师,走了进来。她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子。

老师不算陌生,不大吸引人眼球。同学们的目光自然地投向了那位跟在老师身后的女孩——

第一印象,她是俄罗斯人!不!正确地说是苏联人!

第一感觉,她和我们同龄。

第一反应,她漂亮,惊人地漂亮!

大概被女孩的漂亮震惊,教室里一时鸦雀无声。

“同学们好!我叫田惠敏,从现在起,我是你们的班主任。教语文课。”女老师简单开场白之后,对站在门前的女孩招招手,示意她走到讲台前。

“也是从现在起,班上将增加一位同学。这是来自莫斯科普希金学校的卡季娜·科富尼科娃。她的爸爸是焊接专家,到哈尔滨帮助建设锅炉厂。”

田老师话音刚落,女孩举起右手,高过头顶,给大家行了一个礼。然后用抑制不住欢快心情的汉语说:“大家好!以后大家可以叫我卡秋霞!”

“吁……”

班上的肃静再也保持不住了,大家嘁嚓四顾,交换着惊诧的眼神。我则回过头,冲几排座后面的秦厚木连眨眼带扬下颏,就差没蹦起来大喊大叫了。

几秒钟后,就像有人指挥似的,班上响起了掌声。不是那种礼节性的不轻不重的拍手,而是那种满含快乐的热烈鼓掌。

田老师有些意外。这不奇怪,她不是我们初中时的老师,自然不知道有联谊通信,更不知道我们早见过卡秋霞的照片。

也许,不少同学大概都偷偷暗恋上卡秋霞了吧,要不,掌声怎么这么热情。我有点妒忌。如今想来可笑。可要知道,男孩子也有情窦初开的年龄,只是人们不大注意罢了。我那会儿可谓恰逢其时。

“六中”是当时哈尔滨市仅有的几所寄宿制学校之一。我和秦厚木都在学校宿舍住。我们希望卡秋霞也能住校,理由很简单,能多跟她学学俄语,提高口语能力。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真正的理由,也可以说根本没什么理由,只不过就是男孩子们想多看看卡秋霞罢了。但是,在这一点上,她叫我们失望了。她没有来学校住宿,理由也很简单,她没有母亲,要在家照料父亲的饮食起居。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要承当起照顾一位苏联专家生活的重担,这在我们看来,简直太神秘,太不可思议了。

自从卡秋霞来到我们班,班级里的氛围就完全改变了。她模糊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线,也模糊了男生和女生的界线。她生性活泼,爱说话,而且汉语说得很好,大概在莫斯科普希金学校早就学过吧。

那时学生们很爱唱苏联歌曲,我这里说的是苏联歌曲,不是俄国歌曲。因为这两者在那时是大有区别的。俄国歌曲都很忧伤,而那时的我们几乎不知忧伤为何物。苏联歌曲呢,清新而又流畅,旋律很美,带那么一点浪漫抒情味道,很适合那时的社会气氛,和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心态。男生时不时就“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女生随口就“正当梨花开遍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旋律当然不错,可就是用汉语唱,总觉得有点生硬拗口,不大对味儿。那时一般人家,甚至像“六中”这样的学校,都是不可能有录音设备的,我们都是照着歌本学唱,到底苏联人唱起来如何,对我们一直是个谜。这个谜,很快被卡秋霞揭开了。她教我们用地道的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沙》还有《山楂树》《灯光》《小路》……等等,等等。我们班很快成了全“六中”,不,也许是全哈尔滨市所有中学,用俄语唱苏联歌最好的班级。

卡秋霞很快知道当初与她通信的是我,自然而然地与我很熟络。有什么不懂不会的事,会主动地问我。譬如,你们学校为什么没有七年级啦,学校有食堂不住宿的同学们为什么还要带饭盒啦,甚至为什么女孩子只穿裤子不穿裙子啦……这许多问题有些我能答上,有些只能支支吾吾,到了实在过不去的地步,我还有最后一招——叫木木过来,替我解答。

日子就在这种又神秘又有所期待的气氛中,流水般地过下去了。

九月份将尽,学校为了迎接国庆节,决定举办篝火晚会。晚会按学年分开进行。地点就在校园后院,那里是空旷的开阔地,很安全。

要说这种篝火晚会以前也举行过,但这次不同,因为参加晚会的,不仅有校内的师生,学校还特别邀请了附近建厂工地的苏联专家出席。令我们特别开心的是,专家中就有卡秋霞的爸爸,科富尼科夫工程师。

九月三十日那天,全班同学几乎都没什么心思上课,一个个总往窗外张望。

好不容易放学了,大家一股脑儿涌向学校后院广场。堆柴火,架木柈,准备点火工具,一阵忙乱下来,天不知不觉就黑了。随着学校规定的哨声响起,六堆篝火同时点燃了,一下子簇簇火焰冲上夜空,把广场照得通红。

班上的三十几名同学坐成两层,其他班级也一样,大家围着篝火坐成圆圈。一张张年轻的面庞,被跳跃的火光照亮,看去与白天或教室日光灯下的样子大不相同,都是那么异样的兴奋,头发飘飘,双颊红红,眼睛亮亮,像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小精灵。这其中,卡秋霞又显得更为激动不安,因为一会儿他的爸爸就会来到班级,作为苏联专家与大家联欢。这一点学校已经事先通知了我们。秦厚木则坐在我的身边,低头喃喃,大概是在准备要在晚会上朗诵的普希金诗歌。

田老师终于出现了,她的身边是一位高大魁梧的苏联男人。那人穿着三开领的列宁服,戴一顶宽沿深棕色捷克式薄呢礼帽。一眼就看出,这是苏联男子汉,绝不是哈尔滨当地俄罗斯人。当地俄国男人只戴窄沿凹顶硬呢礼帽,何况,他身上有一种自信和坚毅,这是很难在当地老俄罗斯人身上看到的。他也许不到四十岁,显得很年轻,火光里看得见刮得青青的络腮胡茬。

大家不用招呼,主动鼓起掌来。

待掌声稍息,田老师对来客做了介绍。

“这位是苏联专家,正在建设的哈尔滨锅炉厂电焊专家组长,科富尼科夫工程师。也就是……”老师用目光在人群里寻找了一下,看到了卡秋霞,就把手指向她,“卡秋霞的爸爸。”

然后,又特别骄傲地加了一句,“所以,他又是我们班请来的家长!下面请科富尼科夫工程师为我们致词——”

卡秋霞的爸爸开始说话了,他的俄语说的那么好听,溪水般流畅,又深谷回音般浑厚,我们都听呆了,甚至都忘了他究竟讲了些什么。

他讲完了,随之响起热情的掌声。出人意外地,卡秋霞呼地从地上跳起,跑上几步,投入爸爸的怀抱,嘴里喊着:“爸爸,爸爸,太好啦,你讲的太好啦!谢谢你,谢谢你——”

卡秋霞一边叫着,一边用双臂吊住爸爸的脖子,一下子飞起来,在空中打起转来。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田老师和科尼富科夫顺便坐在卡秋霞身边。

晚会节目开始了。我无心细看各班同学们表演的节目,包括秦厚木的诗朗诵,只约略地知道他用俄语和汉语朗诵了两遍。我的目光时不时地滑向卡秋霞和她的爸爸。有几次,我发现,卡秋霞也在看我,甚至还指我给她爸爸看,手掌还做成信件的方框形。看到这些,我心花怒放,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在心头跳荡,那劲头儿,简直比眼前的篝火还热烈。

节目表演完了,最后是篝火集体舞。

田老师早就借来了学校的手风琴,此刻卡秋霞的爸爸就把手风琴挂在胸前,一边弹奏,一边高声唱了起来。

老师学生手拉手,围成圈,绕着篝火和风琴师,来来回回地跳。按照规矩,男女生间隔,互相拉手,不知为什么,竟然恰恰好是卡秋霞拉住了我的右手,我觉得浑身软绵绵,头脑晕乎乎,根本不知自己跳得怎样,只觉得自己像卡秋霞身边的一片云,随着音乐,在她周围飘来荡去,荡去飘来。

过去了许久,许久,篝火还在跳动,夜空还在闪耀,风琴还在奏响,歌声还在回荡,舞蹈还在继续……

说心里话,那响亮而豪放的男低音,是我一生中唯一永志不忘的男人的歌。这也许是唱这首歌的当时,是我有生第一次真正有了男人的感觉。以后不论何时,何种情形之下,只要唱起这支歌,我都会心潮澎湃——

“如果在节日里

有几位好朋友

相聚在一起

我们要回忆起

最珍贵的一切

唱起了愉快的歌

我们要回忆起

最珍贵的一切

唱起了愉快的歌……”

很自然地,大家都认为我是卡秋霞最要好的朋友。每逢卡秋霞单独和我在一起,我总会发现有许多类似艳羡和妒忌的目光,其中有男同学的,也有女同学的,只是从来没有木木的。应该说,他更有理由接近卡秋霞,毕竟是半个同胞嘛。但他似乎有意与卡秋霞,不,应该说与卡秋霞和我,保持那么一点距离,一点友好而微妙的距离。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冬天。那个年代哈尔滨的冬天似乎特别冷,雪下得很大。当时还没有冰灯游园会这一说,冬天里学生们最爱玩的就是在校园里堆雪人了。每逢堆雪人,卡秋霞都是最活跃的一个。有一次班上搞堆雪人比赛,卡秋霞一气儿堆起了两个。一个高高大大,一个矮小粗壮。堆好后,还神奇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胡萝卜、一个小土豆。胡萝卜倒插在高雪人眼睛下面,小土豆就掘在了矮雪人的嘴唇顶上。她还借去了木木的粗格呢长围脖,还有我的条纹绒线滑冰帽。这绒帽是新的,那天还是我第一次戴呢。开始我们以为是她冷了,要自己戴,没想到,她把长围脖绕在高个儿雪人脖子上,把绒线帽戴在小个子雪人头顶上。最后,卡秋霞又用一根树枝,在高雪人身上写下中文“木木”,在小雪人身上写下“诺诺”。大概中文“诺诺”笔画太多,在松松的雪上不好写,卡秋霞写的是俄文。

卡秋霞的忙乱,很快引起了同学的好奇,许多人过来围观。

“这是谁呀?”“真的,谁呀?”

女同学们指着高个雪人,明知故问。

“是他!”卡秋霞笑着指向人群中的秦厚木。

“嗯,像……”

“对,对呀,很像!”

女同学们你指指长围脖,她指指胡萝卜长鼻子,“吃吃”笑个不停。

“那这个呢?”又有人发问。

大家一齐看那矮个儿雪人。雪人圆滚滚的土豆鼻子,软耷耷的绒线帽子,看上去特别滑稽。

“猜猜……”卡秋霞故意扬脸四顾,不肯马上说出答案。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茫然。当然,我的心里是知道的,不过,我明白,一个男孩子,特别是被引为知己的男孩子,决不可以抢先揭穿女孩子这种小把戏,那是会大杀风景的。

“怎么,看不出吗?”卡秋霞笑了起来,突然用手指向我,“呶,就是他!”

“他?他叫诺诺?!”好多人几乎同时发问。

“是啊。他叫周诺威,按俄文习惯,应该读诺威周,诺威与俄语‘新的’同音,叫诺诺不是很好吗?”卡秋霞半是戏谑半是亲近地问我,“你说呢,好不好?”

“好!反正只是个小雪人罢了。”

说真的,那时我根本不在乎她怎样叫我,我注意的是,她看我时,那种亲密无间的眼神。

但没料到的是,从此“木木”“诺诺”就成了全班对我俩的共同称呼,连一向拘谨的小女生,有时也会脱口而出。

这个秋天和冬天,我一直沉浸在这种与卡秋霞亲密相处的激动中。这算是初恋吗?不知道。反正那滋味是难以描述的,有些懵懂,有些清晰,不大确定,又似乎无可怀疑。但在我心底,总觉得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进行得又太顺利。有一句类似谶语的话,不知为什么总在我耳边悄悄响起——

过分顺利的事情,结局注定不会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