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举家迁至北平，但父亲仍然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那时乡亲们生活非常困苦，缺衣少食，经常有人到北平来找父亲，求他帮忙买下他们的宅子或土地以渡过难关。父亲总是一口答应，然后叫上海的二叔寄钱来。虽然大有地毯公司生意不错，但因资金周转很快，有时也抽不出钱来。有一次，父亲一听二叔不拿钱，大发雷霆，一巴掌把八仙桌拍了个窟窿。二叔拗不过父亲，只好想办法筹钱。兵荒马乱的年月，父亲明知道置什么买什么都没保障，但是面对那些几乎走投无路的乡亲，只要他们开了口，他就会伸手帮一把，那份乡谊让他无法袖手旁观。到解放时，父亲在村里买了大约300亩土地和几处宅子，还在大营镇上买了几个皮货店。解放后，我家没人再回乡生活，这些家产就全部归了公。
父亲豪爽仗义，脾气也非常火爆。我前面的一个姐姐，有一天中午睡觉起床晚了，没下地干活。父亲回家一看大发脾气，失手打在她头上，熟睡中的姐姐受了惊吓，致使她不久便不治而亡。当时她只有十四、五岁。父亲为此万分痛心，悔恨终生。
因为他的暴脾气，他还闹过一个笑话。1950年，在香港，有一次父亲、二叔与朋友在九龙一个小饭馆吃饭。店伙计过来问父亲：“老先生，你要饭吧？”父亲把眼一瞪冲他说：“谁要饭啊？你才要饭呢！”父亲把那个伙计吓愣了。其实那个伙计是问他要不要添饭。经大家解释，父亲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又马上向人家赔礼道歉。
虽然父亲脾气大，但是他从来没打骂过我，而且对我特别疼爱。小时候，他常带我去大营赶集，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或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就这样来回要步行十几里路。在集上，他总会给我买好吃的：有时给我买个驴肉饼卷，驴肉饼卷是大营的特色小吃，烙饼薄如纸张，白润微黄，把刚出锅的五香驴肉剁碎，摊在饼上一卷，饼借肉香，肉借饼味，好吃极了；有时带我去吃炒饼，那股肉、菜加饼条爆炒出来的香味非常诱人。至今我仍爱吃炒饼，儿时的记忆真是难忘。
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我好像是父亲最心爱的一件宝贝，他把我放到家里不放心就放到上海，放到上海不放心就放到家里，放来放去，总想放到一个他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精心地呵护着，不让我受到一丝伤害。在乡下时，即使我去上学，他也不放心，还特意去拜托老师对我多加照顾，不要打我。
父亲最爱我，可是他却没有把我留在他身边，为了我能有个美好的前程，他忍痛割爱让我去上海读书，去上海学徒，去香港发展，让我一次又一次与他远离。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光总共也只有10年。父亲的抉择是那么自然简单，却又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母亲 母亲是大营镇南姚庄村人。我没见过外祖父母。母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姐妹是双胞胎，长得极像，都是小个儿，小脚女人。姨母嫁到大营镇普路屯村王家，没有生育。她有个亲侄子叫王连雨，高高的个子，人很老实，也很孝顺。家住乡下的时候，二姐常去姨家住几天，陪她说说话儿，解解闷儿。
母亲出身贫寒，能吃苦耐劳。那时我们全家再加上雇工有八、九口人，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做。全家一年四季的铺盖、衣服、鞋袜，也都是母亲做。她做的千层底鞋非常好看，而且经穿耐用。姐姐们长大后渐渐成了母亲的小帮手，跟前跟后，也经常忙得不亦乐乎。母亲还看管着油坊，农忙的时候也去地里干活，有时给雇工搭搭下手，给牲口铡草——瘦小的母亲抱着草，把草放到铡板上，随着大铡刀的起落，草被一段一段地切碎，草的香味伴着“咔哧，咔哧”的节奏在场院里四散开来——这个场景永远定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母亲很和善，乐于助人。她与街坊邻居相处得很好，不管谁家有事，她都会尽力去帮忙，不惜时间、体力甚至财物。有时遇到要饭的，母亲不但让他们吃得饱饱的，还要给他们带上路上吃的。
那时我前有三个姐姐，后有一个妹妹，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母亲把我看作掌上明珠一般地宠爱着。直到6岁，我还在吃母奶。平时家里有好吃的饭食，母亲总是先让我和父亲吃，不让姐姐们进屋和我们同桌吃。姐姐们也很喜欢我，常带我玩，凡事都让着我。那时偷抢小男孩的事时有发生，父母很担心我被强盗看中，尤其是母亲。她天天看着我，干活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一旦我脱离了她的视线，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就会大惊失色。我7岁被父亲送往上海时，母亲百般舍不得，我年纪太小，她放心不下，却又无可奈何。我走了，她哭了，哭了两天两夜。我带走了母亲的心，带走了她那无尽的牵挂！
后来，母亲又给我生了个妹妹，即秀珍。在北平，母亲48岁时又给我生了个弟弟，即连让(在堂兄弟们中，他排行第八，都叫他八弟)。母亲一共生养了五女两男。
三 童年趣事
玩游戏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遭遇土匪的惊险，有被父母宠爱的甜蜜，有被严师鞭笞的沮丧，也有与小伙伴们玩耍的快乐。
童年最快乐的事情，当数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
我们玩的游戏有好多种，我最喜欢打铁砣子。铁砣子是三、四分厚的圆铁块，分大中小三种，三、两位同伴一起玩。先在地上画两条平行线，相隔约三尺；再离三尺，挖一道沟，沟深两三寸，宽约十寸；然后把一个或大或小的铁砣子竖立在沟内。首先站在靠近沟的第一条线处，翘起腿，从大腿下把手中的铁砣子送出，要打倒竖立的铁砣子；然后再由较远的第二条线，重复同样的打法，把铁砣子打倒为赢。
还有一种游戏叫打毛蛋。毛蛋多为自制，用一撮棉花，包裹点棉籽，外面用旧棉线层层紧密缠绕成球，外层用彩线排绕成花格。毛蛋软硬适中，很有弹性。玩的人分成两队，每队各出一名队员，一方抛球，另一方用圆木棍打球，打不着就换人。两队可交替进攻和防守。这种游戏的玩法很像现在的垒球打法，有人说垒球运动起源于美国，还有人说起源于日本，但是从我小时候的玩法看，我国民间很早就有这种运动游戏了。
还有一种游戏叫打耳，就是拿一根长的木棒去打一根短的，一般两人玩。短的叫耳，二、三公分粗，约十公分长，两端削尖，磨光。将耳放在地上，用长木棒敲击耳的一端，使耳跳起，待耳尚未落地前，再用木棒将耳打向远方。然后自报距离，用手里的木棒测量，若测量距离不足自报数，则不计成绩。打耳分连二打，连三打，但都以最后成绩数多的为胜。
还有荡锅锅，就是两个人把双手牵起来成方形轿子，叫女孩子双腿插入两臂中，把人抬起来，如同坐轿一般。还有跳房子、踢毽子、捉迷藏、丢沙包、挤墙根、推铁圈等等。
那时的玩具大都是自制的，很少，也很简单，一个毛蛋，一个沙包，两根木棒，甚至是一坨泥巴，但是，那些游戏却充满了乐趣，常常让我们流连忘返，让我们回味无穷。我和小伙伴们追逐着那些游戏，跑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那些游戏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压花轿 记得有两次压花轿，很好玩。
第一次是参加堂姐群姐的婚礼。她嫁给南姚庄村万龙台为妻，家里陪送了衣柜、衣箱等嫁妆。结婚这天早起，衣柜、衣箱都上了锁，大人们让我拿着钥匙，压花轿，嘱咐我要保管好钥匙，然后如何如何。我边听边点头，觉得这个任务既神秘又光荣。男方来通路拉嫁妆时找钥匙，我当然不会交出来，也没人告诉他们在我这里，其实他们只是提醒女方别忘带而已。我们女方的亲戚跟着花轿到了新郎家，新郎来要钥匙，大家戏闹着帮我要红包。新郎也有准备，随手掏出个红包，大家欢笑着捏了捏，才让我把钥匙交给他。红包内有一个红纸卷，纸卷里有大铜钱若干。有的男家耍花招，红包里放胡萝卜片，所以拿到红包后，不能马上给钥匙，先要捏一捏，软的是胡萝卜片，硬的才是铜钱。
堂姐九姐结婚时，也是我压花轿。九姐的婆家是顾庄的顾家，房子很大很气派，门窗都是玻璃的，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的大富户，因为那时在乡下还没见过玻璃门窗呢。那喜庆的气氛，热闹的场面，热情的招待，丰盛的喜宴，让我感觉真好，尤其是还有红包拿，这可算是我童年时最美的差事了。
童年时也有不美的差事，比如去亲戚家吊祭。
印象最深的是四婶子的父亲去世，我跟着长辈们去吊祭。母亲给我穿上棕色方格长袍，短马褂，戴上小毡帽，嘱咐我进胡同就要哭，教我怎么三拜九叩，还让我在家里演习了一遍。
我很听话，到了村里，一进胡同就嚎哭起来，只是干哭，怎么也挤不出泪来。进了门，到了灵棚底下，三拜九叩进行吊祭，前边有大人领着，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孝男孝女们都穿着孝服，在鼓乐声里，放声痛哭。院子里有好多人围观，看上供啊，看祭拜啊……
那是一种热闹而悲伤的氛围，令人精神压抑。
四 求学漫记
郑老师 当时村里的小学离我家很近，就在我家所在的胡同口。我9岁在家乡的半年就在这里学习，学写毛笔字、背小九九歌、学打算盘、学唱歌、背书……学校的学生不多，我在一个复式班，班里高、中、低年级的学生都有。
教我们的老师姓郑，极为严厉，手里常拿着一把戒尺。那戒尺有一尺多长，二寸宽，一寸半厚，油漆锃亮，闪着一道寒光，打一下手心能疼一天，我曾经领教过它的厉害。
一次，我背书没背下来。
郑老师在课桌上垫了几本书，然后把犀利的目光投向我。
“手伸出来！”他命令我。
我怯怯地像其他同学那样伸出左手，掌心向上，放在书上。那戒尺被他熟练地抡起来，精准地拍在我的手心上。我本能地咬紧了牙，可眼泪却禁不住夺眶而出，太疼了，那是一股钻心的疼痛。
“你父亲不让打你，我非打你不可！”他一边打一边说，连打了我三戒尺。背不过书是他无法容忍的，所以他才不顾父亲的求情，坚决地对我进行惩戒。
放学后，我托着那只又红又肿的手回到家。母亲一问，我委屈地哭了，她很心疼，也很生老师的气。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不认真背书了。
相比而言，我还算是幸运的。有个同学叫张连成，和我同岁，先天残疾，他每只手的四指都是连在一起的，别人都喊他“小手巴掌”。他经常背不过书，郑老师有时用藤条抽他，打得身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张连成同学现在还健在，一直生活在村子里，我每次回乡，都和他见面，拉拉家常叙叙旧，帮他解决一点生活上的困难。
郑老师太厉害了，学生们都怕他，有的还恨他。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总想瞅机会捉弄他一下。这天，郑老师去大营赶集，机会来了，他们想了个歪点子。估计老师快回来的时候，他们照例开始给老师烧饭，不过这回破例派了个人到村口“迎接”。负责“迎接”的学生一发现老师的身影，就赶快跑回来报信：“来啦，来啦！”烧饭的早有准备，顺手在饭里下了巴豆药。正如他们期待的那样，老师回来吃了饭，不长时间就开始腹泻。出乎意料的是，老师腹泻很严重，大病了一场。后来郑老师知道是自己的学生干的，伤心极了，就辞职不教了。
郑老师走后，来了位马老师。马老师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喜欢。
多年之后，我听到一个故事。一位老师手举戒尺，让犯错的孩子们闭上眼睛，然后便用那把戒尺狠狠地抽打坐椅的垫子。孩子们实在受不了朋友受罚的痛苦，就都主动请求老师别打了。这次体罚，孩子们虽没有肌肤之痛，却都感触至深，铭记在心，他们再也没犯过类似的错误。我想，如果当年郑老师听了这个故事，或许会有所感悟吧。
转学 上小学的时候，我转过五次学，这让本性腼腆的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1935年，我从家乡来到上海，进入光夏小学念书。两年后返回家乡，转到本村小学。过了半年重返上海，又回到光夏小学，一直念到四年级。
在上海求学期间，我就住在二叔家。那时二叔二婶已经有两女一子(即大姐慕贞、小弟连信、小妹素贞)，加上我，全家有六口人。二叔除了管理大有地毯公司，还要管教四个孩子；二婶给我们洗衣做饭，照顾我们的生活。叔婶每天忙忙碌碌，非常辛苦。我很听话，也算懂事，生活上能自理的，尽量不让叔婶费心，也没有让叔婶生过气，兄弟姐妹关系非常融洽。我把叔婶当父母一样尊敬和爱戴，叔婶也把我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和疼爱。在上海这个繁华而陌生的世界里，年幼的我感受着家的温暖，感受着浓浓的亲情，从未感到过有一丝孤单。
1942年，为躲避战乱，父母姐妹从乡下搬到北平，租住在崇文门大街106号。不久，父亲把我从上海接到北平与家人团聚，我转到离瓷器口不远的求智小学念四年级。分离多年之后，我又回到父母身边，与同胞姐妹朝夕相处，其乐融融，幸福无比。一家在北平团聚的这段日子让我十分留恋。
我在求智小学上了1年，校长是一位姓房的老师。还有一位叫王元刚的同学给我印象最深，他当时住在学校附近，我们一起念书，一起玩耍，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