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接管大中
初到香港 在香港大中地毯公司里，父亲占三分之一的股份，二叔占三分之二的股份。公司成立后，父亲就带着八弟回了上海，二叔留在香港等待上海来人。父亲和二叔原想派大姐夫张益三去香港，他比我年纪大，也有经验，但是他不懂英语，最后决定让我去。
1951年1月12日，我和大华地毯公司的同事陈友志被派去香港接管大中地毯公司，随后堂兄连营也被派去。我们是偷渡过去的，每人的偷渡费400元。我们先住在广州的爱群酒店，晚上接洽人带我们到澳门坐船进入香港，并嘱咐好如何过海关。
下船时，我拿着报纸。海关人员问：“你哪里的？”我回答：“中山”。然后就被放过来了。
“中山”这两个字是现学的广东话，比较容易。那时候海关把我的姓名登记为孙连义(SAN LIN NIE)，也是按广东话拼的，标准音应是SUN LIAN YI。当时我没注意，没更正过来，就用这个名字到了香港。那年我22岁。
大中地毯公司在汉口道57号二楼租有四间房，共700多方尺。头房作为会客室，第二间房和第三间房打通，铺放地毯，后边有一间小木板房，约50方尺，仅能放一张小床，是我的睡房。在前房向街的窗外，我们挂了一个写着“大中地毯公司(Standard Rug Co.)”的大招牌，还挂了一面4尺×6尺的红旗，上面写着“RUGS地毯店”几个白色大字。我们就这样将就着做生意。这条街上，同行有六家，都在二楼做生意。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内地来香港避难的，认为不久就会回去，都舍不得花钱租一楼的门店。
把店里安排妥当后，二叔就回上海了。那时上海开始“三反五反”，二叔是地毯业联营会会长，首当其冲。他本想接二婶和堂妹同来香港，但是回去后就出不来了。不但他出不来，公司的其他职员也不准出来了。
二叔走的时候，让我与一位开洋行的郑先生常联系，他会介绍客人或代客买地毯。郑先生是华侨，讲英语。我英语很糟糕，每次去见郑先生之前，就先在家背几句英语会话，例如：“Any customer wants carpet? Please introduce to me.(有客人要买地毯吗？请给我介绍介绍。)”、“I have new carpets， please visit my shop.(我有新地毯到了，请来我店看看。)”等等。有时去了也不敢推门，一次不敢，二次再去，进去了就说，说完就走。
香港的地毯生意很难做，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本地欧洲人的生意。我们广东话又听不懂，就靠刊登小广告卖地毯，卖一条地毯有时仅赚100元。公司的开支主要有房租每月400元、我们三个职员和一个洗衣做饭的工人每人月薪50元(50元的月薪也是凑合事儿，我们认为在这里是暂时的，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以及我们几个人的生活费。卖地毯赚的钱根本就不够开支，每个月都要赔点。尽管入不敷出，二叔还常来信催我们汇钱回去，因为上海的工人也在逼他，让他把大中公司的钱汇回去，把货寄回去。当然，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
独自经营 1951年末，连营和友志被调回上海，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不久，玉霞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绍曾来到香港。
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继母是乡下老家的人给介绍的。她与我的姊妹们相处得很不好。这时玉霞决定来香港找我。父亲留她，给她钱柜钥匙让她掌管家里的财物，她不要，她主意已定，谁劝也不行。她说：“绍曾不能没有爸爸，我要去找他爸爸。”没办法，父亲只得送她到深圳罗湖桥，然后再帮她偷渡来港。
临别时，父亲再三叮嘱玉霞，让她到香港后转告我：要争气要强，别赌别嫖，好好做生意。父亲的谆谆教导我时刻铭记在心，使我受用了一辈子。
最初的几年，我和玉霞守着地毯店，生意极少，每月只能卖两、三条地毯，每条仅赚二、三百元，甚至更少，日子难以为继。有时上海那边还要我争取外汇和生意，我就只好找洋行求助。来了新地毯就去洋行求外国人来看，他们见有好样子，价钱又便宜，就可能买几条。有时同行竞争，都把价压得很低，难获利润。
这时英航机师金机长还在为我们捎带地毯，他的台湾朋友给他介绍了一单大生意——台北圆山大饭店正在兴建，需要订购数千尺铺酒店大厅和房间的地毯。来港采购的是一位德国老商人，叫普山(Mr. Busse)。他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太太是山东济南人。他还是位邮票收藏家，据说在台湾存有几大箱子古今邮票，人称“中国邮票大王”。他所在的采购公司叫香港采购服务公司(Hong Kong Purchase Service Co.)。经金机长介绍，普山先生在我店中放了一张写字台办公，作联络处，靠接受委托采购各种商品赚取佣金。普山先生给了我很多房租和地毯生意，大大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两年后，普山先生因公司的原因搬走了，我们的收入顿时大幅减少，不得不靠吃老本维持生活。生意不多，人手也少，非常辛苦。有时地毯卸到马路上，拆包后再一条一条抬上去或自己背上去，楼梯又窄，仅一米多宽，很费事。送货的时候，大的地毯就坐出租车，小的就坐爬山电缆车，然后自己再背上山去。那时候年轻有力气，曾经从那个小阁楼上背下过一条9尺×12尺、120多磅的地毯。
1953年，女儿绍德出生。1956年，次子绍九出生。家里又多了两张嘴，原本拮据的生活更艰难了。后来李金殿不给发地毯了，说没有了。他一共才发来3千多方尺，应该还有6千多方尺。我也没办法去台湾追要，只好作罢，地毯损失了约三分之二。没有了货源，仅靠卖一点存货，一家五口能维持多久呢?
二 另谋出路
涉足皮草 1949年美国对华实行禁运，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6月—1953年7月)达到高峰。香港经济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进出口生意锐减，地毯业也日益萧条。1953年，我和朋友李润田、谭景才各出1千6百多元凑了5千元，合买了一辆二手美国雪佛兰车，轮流学开车。那时学开车没想过是为以后享受，是考虑一旦生意不好也可去开出租车赚钱养家糊口，准备一条生存的后路。
香港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经商者来自世界各地，学习英语成为我创业的第一需要。白天辛苦地做生意，晚上我就去易通英文夜校学英语。夜校老师给我起了个英文名叫Michael，直到现在我还在用。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叫方浩然的同学，就是他，引领我步入了皮草业。
我和小方是同桌，很要好，经常一起学习英语。每天天不亮我们就爬到京士柏山顶上朗读英语会话，一小时后互相背读。这样苦学了一年，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长进，能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应付生意了。在上海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二叔遭到审查和批斗，我在香港无法安心经营，也无法安心读英语了，就结束了夜校的学习。
小方是宁波人，父亲是蒋介石的护卫，打仗的时候死了。他父亲也有堂兄弟四个，他四叔是香港一家大皮草店——西伯利亚皮草店(Siberian Fur Store)的老板。他和二叔、三叔都在店里给四叔打工，没有股份。
小方是个很精明的年轻人。他知道我的亲人都在上海，就带我倒卖黄狼皮——在上海买皮，发到香港，然后由我出面卖给他叔叔。那时候黄狼皮十块钱一张，我本钱少，没力量多进，每次只进1至2千张黄狼皮，5至10张黄狼皮大衣片。走货都通过银行，上海那边将货交给银行，货到香港我付款提货。上海人工便宜，手工也不错，小方是行家，一看确实是好货，每张皮就加个一两元。一般每张黄狼皮赚一两元，每张大衣片可赚200元，每年倒卖五、六次。
小方不出面，也不出钱，依旧在他叔叔店里工作，一切都由我操办，但纯利分给他一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没门路，没经验，也没资本，所以只能依靠小方。那时父亲和继母、八弟、妹妹都在上海，守着大有公司卖点存货。我从上海进货都通过二叔的大华地毯公司，父亲没沾着光。
后来小方提议，在港将大衣片吊上里子，做成成衣出售。他找来裁缝缝制毛皮大衣及披肩等小件商品，托人介绍到香港最著名最高级的外国百货店——连卡佛百货商店(Lane Crawford Store)寄售。卖出后店方抽取卖价的30%作佣金。这样一加工能赚到原来利润的两到三倍。两年后，我俩各分了4.8万元。小方没结婚，没孩子，都积攒起来了。我有店有家开支大，收益全做生活开支了，也没存下富裕钱。
当时制作毛皮服装的经验很少。一次，店主见我寄售的衣服毛不顺不亮，让我修整一下。我取回来，用粗藤条用力拍打，然后喷上水把毛刷顺。玉霞提醒我，拍打不可太用力，不然会把皮板打坏的。我向她发火说：你懂什么！我把衣服逐一修整好后送回商店。不料过了没几天，店员让我去看看。到商店一看，有几件衣服上竟出现了许多小洞，真被我打裂了。我只好再次取回家，向玉霞认了错，让她拆开里子缝补，又修整了一次。我们在这家商店大约寄售了两、三年，生意很好。
皮草行业有一个特点，衣服如果做错了颜色、款式或尺寸，都能重新修改再出售。做这一行，只要守本份，讲诚信，能吃苦，就一定会成功。
后来，小方跟他四叔闹翻了，住到我家里，晚上就睡在地毯上。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在电话里和他叔叔吵骂起来。我劝他：“不能对长辈这样，没有叔叔，你怎么能来香港，怎么能学到手艺呢？”清官难断家务事，他听不进我的劝说。
1956年，小方告诉我，他想自己开公司，让我帮着找个合适的店。碰巧我亲戚姚文超的古董店有闲置的柜台出租，而且位置很好，在金马伦道，我便介绍他在那里以月租500元租了一排衣橱柜。他就此成立了James Fur Co.。
小方开店时，我真心实意想帮他，把放在连卡佛百货店寄售的衣服一下拿回来十多件，摆到他的店里撑门面。不久他从我家搬出去了，也不再与我合作了。我摆到他店里的衣服他只是拿来做样子充数，如果有人买，他就按我的样子给人做新的，不卖我的。他既聪明又能说，在他叔叔店里工作多年早已成了皮草行家，跟毛毛匠和熟练工人也混得很熟，他买了皮子，拉了毛毛匠自己做起来驾轻就熟，做得风生水起。后来我亲戚说，那一年他赚了40多万。当时全香港只有两三家皮草店，皮草生意毛利润高达300%以上，店少利大，很容易发财。
当时，我还继续倒卖黄狼皮和大衣片给小方的叔叔，上海有货来，我就叫小方的三叔来看货，也继续做成衣在连卡佛百货店寄售。生意不多，也赚不了多少钱，我就琢磨，要想发财，也得像小方那样自己开店。我便对小方说，也想开皮草店，请他指点。不料他却即刻翻脸，断然拒绝说：“你做你的地毯，做你的黄狼皮买卖，你不可以开皮草店，否则我们就断绝朋友关系。”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友情于不顾。但是，我认准了皮草业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没有动摇，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行业发展，绝不会因他人反对而改变。
时过境迁，我对小方当年引领我进入皮草行业永远心存感激。
办皮草公司 在地毯业有一位河北老乡叫李庚杰，他原在上海开了家北京地毯公司，经营得很好。他是个大老板，据说来香港时带了不少钱。到了香港，他主要是打打牌，跳跳舞，享受生活。他在我店里放了个写字台，摆着点地毯，有一搭无一搭地做点生意。他很实在，不会耍滑头，我俩很合脾气。我见小方开皮草店很发财，自己又懂点皮草，就和他商量：“咱俩小本投资，合作开个皮草店如何？”我们一谈即成，他出1.5万元资金，我出价值1.5万元的皮草衣服存货，共投资3万元，在金马伦道7号我亲戚万君良先生的服装店中，以每月500元租下一个“L”形橱柜，于1957年11月18日成立了香港皮草公司(Hong Kong Fur Company)。
此前香港只有3家皮草店，即：西伯利亚皮草店、巨安皮草百年老店和James Fur Co.。香港是世界大都会，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都极具吸引力，“香港”叫着又响亮又容易记，所以我就起了“香港皮草公司”这样一个名。这是我创办的第一个公司。
李庚杰对我非常信任，我们没立协议也没签字，公司一切业务均由我自主发展。店里能摆挂20件衣服，开业时店里的大衣多数是向同行借的。毕竟我不是皮草内行，开业后遇到很多难题。比如：怎么开小工厂？怎么请工人？去哪里买机器？到哪里买水貂皮？等等。我店在小方店的斜对门，遇到不懂的我就去向小方请教，可他不告诉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
在上海时，李庚杰的公司隔壁是一个皮草店，店里有个江苏的毛毛匠叫孙庭椿，他们很熟。碰巧孙师傅也来到香港，在一家皮草店内打工。李庚杰就把他拉过来帮忙，又请了个徒弟，也是孙师傅的亲戚，叫端木家胜。
通过银行，我查到了卖机器的那个公司，知道了机器的牌子、找到了公司的地址，买来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