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上海 表演踢毽
再到上海 结交闻人
游杭携妓 求签问卦
排除中医 全国反对
粉墨登场 引起非议
为美人鱼 擦油拉马
初度见面 自述身世
爱好越剧 滋生事端
身陷孤岛 放浪形骸
兔阴博士 由来有因
生也糊涂 死也糊涂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成功，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当时的老百姓对政府各首长都很仰望钦羡，但“中央委员”在上海与市民接触的人不多，第一个到上海来的“中央委员”，就是褚民谊[3]。
初到上海 表演踢毽
我们最初知道的褚民谊是一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博士，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就做行政院秘书长，汪精卫当中央党部主席，他做中央党部秘书长。他第一次到上海，参加了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市立学校运动会，站在演说台上，个子很高，发音洪亮，讲得头头是道，当时受到无数青年的拥戴。在运动会上，他又参加了一个踢毽子的表演，他踢毽子的功夫很高，不但手脚敏捷，而且花式繁多，令全场学生为之鼓掌不已。他和上海的一班新闻记者搞得很好，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架子，所以在他表演踢毽子之后，各报一致热烈捧场，还刊出他踢毽子的照片。
不久，褚民谊又在民立中学演讲了“打太极拳的益处”，跟着他又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太极操讲义”，是将太极拳化为团体操，于是各学校纷纷加上一课太极操。当时褚民谊有一句口号，叫做“救国不忘运动！”上海人对他的这种举动着实拥护。
褚民谊平时常穿西装，但有事时喜欢穿蓝袍黑褂，和人谈话极为客气，与一般人交往频繁，一点没有官架子，大家都称他为“好好先生”。他又写得一手颜体而有柳骨的好字，好多报纸刊登他的墨迹。此外他还手写过一部《孝经》，印刷很精美，流传极广。大家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虽是留法学生，但是还能保持着中国士大夫的风范。
再到上海 结交闻人
那时节，上海商务印书馆有一位专门联络各学校推销教科书的职员，名叫黄警顽，人称“交际博士”。他有一种特别的本领，只要他和这人见过一面通达姓名之后，就会永远记在心头，哪怕隔十年八年不见面，见面时他仍能呼出其人姓名，所以人人对他都有一种亲切感。褚民谊重来上海，得到这位交际博士的帮助，更是活跃，认识了无数上海知名人物。
本来黄警顽所认识的人，以文教界及商界知名人士为最多，他介绍给褚民谊认识的也不出这个范围。有一天褚民谊突然向黄警顽说：“我想见上海的‘闻人’张啸林。”黄警顽期期以为不可，并说：“此人声名不佳，你是中央大员，以不接触这种人物为妙。”但褚民谊不以为然，他说：“为了要深入民间，这人我在法国已经听到过他的‘大名’，见见何妨。”黄警顽迫于无奈，只得先和张啸林通了一个电话，说明来意。张啸林大喜过望，就说：“今晚我为褚委员洗尘，立刻送请柬给你转交。”
片刻之间，张啸林的请帖已经送来。当晚褚民谊就请黄警顽陪着同去，宴客的地方是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西洋西餐馆，陪座的都是法租界的名流，其中也有不少游侠儿作了座上客。
张啸林是所谓法租界“闻人”，人很粗鲁，脾气暴躁，但是他认为一位南京中央委员到上海，首先指名要认识他，这是无上光荣，所以那晚特别高兴，对陪座的人一一介绍。
褚民谊在席上作了一个简单的演说，他说：“我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留学生，特别推崇上海的一位豪侠张啸林，所以我到上海就要一识荆州，今天见到了张先生，果然觉得他豪爽非凡，十分幸会。”
主人敬酒上菜之后，张啸林要黄警顽转问褚民谊：“可不可以叫堂差（即妓女）？”黄警顽很拘谨地不肯转达，不料褚民谊早已听到，很爽快地说：“大家随便好了，我绝不介意。”于是大家纷纷写局票，不上二十分钟，果然全场莺燕乱飞，到了妓女一百余人。何以妓女来得如此之快呢？因为这家大西洋西餐馆，就开设在妓院区域的附近，所以一群妓女能在片刻之间到达。
张啸林[4]也替褚民谊叫了两个妓女，褚三杯酒落肚之后，见了这两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也放浪形骸，大乐特乐。
从前的妓女出局，必然有一位琴师跟着，坐定之后，照她们的规矩要唱一段京戏或是小调。那晚因为妓女人数太多，张啸林就指定几个唱得好的唱几段京剧。褚民谊一面听歌，一面用手轻轻拍板，张啸林是唱“黑头”的，不觉技痒起来，唱了一段。不料褚民谊听了，逸兴遄飞，戏瘾大发，便叫琴师操琴，他也引吭高歌了一段“草桥关”，唱得响遏行云，大家听得都呆了。
这一晚的宴会，气氛非常热闹，黄警顽虽是交际博士，但对这种生活极不习惯，那时他三十岁左右，已经抱了独身主义，所以对这种声色场合极为不习惯，不等席散，先自溜走。那晚直闹到深宵二时，由张啸林亲自送褚民谊回寓所。
次日，张啸林又在会乐里妓院请客，一连数天。褚民谊本来就很随便，又经过张啸林多次请他到妓院中玩乐，中央委员的尊严，一扫而空，荡然无存。
张啸林在妓院中宴客，黄警顽并未参加，但是在他商务印书馆的办公桌上，却放着三张妓院请客的局票，同事之间引为咄咄怪事。
游杭携妓 求签问卦
有一天，褚民谊亲自到商务印书馆去看黄警顽，轻轻地问他，为什么张啸林屡次请客，他都不到。黄警顽愁眉苦脸地回道：“我在外间虽有交际博士之称，但是从未踏进过妓院，而且在‘商务’地位不高，仅是一名交际员而已，所以未便奉陪。”谈话之间，总经理张菊生走到黄警顽面前，要他介绍与褚民谊相识。于是延入总经理会客室谈了好久。
张元济（菊生）是一位前清翰林，学问很好，待人极诚恳，对褚民谊着实恭维了一番，希望他对文教事业多多贡献，临别之时，又亲自和黄警顽两人恭送到门口，褚民谊也鞠躬告退。
不料在握别之际，褚民谊从怀中取出一张火车票，向黄警顽手中一塞，只说了一句话：“我要你陪我到杭州西湖玩一次。”
黄警顽迫不得已，只得向商务印书馆方面请了假，陪同褚民谊到杭州去，同行的还有张啸林。张啸林原是杭州人，这次有褚民谊同行到杭州，他自己更显得威风凛凛，一切行动出乎常规，报纸上虽然不敢揭露只字，但是他俩的行踪已为当地学术界所不齿，尤其是之江大学请褚民谊去演讲，他竟然表示事情太忙，加以谢绝，反而陪了一个妓女到“月下老人祠”去求签，那时黄警顽也在场，文教界人士为之大哗。
黄警顽回到上海之后，张菊生早已接到杭州分馆的报告，立刻令黄警顽到经理室问话。张氏开口第一句说：“褚民谊到上海结识张啸林是不是你介绍的？”黄警顽点头称“是”。第二句问：“在上海召妓，你在场不在场？”黄氏又点头称“在”。第三句问：“你在杭州是否天天陪他游玩？”黄警顽点头称“是”。最后张菊生问：“褚民谊偕同妓女往月下老人祠求签，你有没有同去？”黄警顽仍然点头称“有”。
张菊生很严肃地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褚民谊看来是一个糊涂虫，你同他一样的糊涂，实在要不得。将来舆论的攻击，当局的指责，会因你的陪伴导引，影响到本馆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对你作停职处分。”黄警顽听了张的一番话，只有不作一声而退。
黄警顽一生谨慎，向无越轨行为，这一次竟被褚民谊所累。但为了这种事情而被停职，是他自己意想不到的，而且因这类不名誉的事情而被革退，要影响到他一生的前途。
那时节我与褚民谊并不相识，但是与黄警顽相交有年，黄警顽在停职之后，经常失眠，一天，他来向我诉苦，我就邀他同到老正兴小叙，上面所述，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对褚民谊的接近民众、提倡体育，印象本来不坏，可是听了黄警顽的一番话之后，对褚民谊的看法也有点改变了。
黄警顽失业后，抑郁潦倒，但是他对推销教科书很有办法，结果仍由商务印书馆总务科长张效良把他找回去恢复原职，但是这一次他受到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排除中医 全国反对
民国十七年（1928年）间，褚民谊奉汪精卫之命，召集中央卫生会议，汪精卫想做一个维新人物，模仿日本明治天皇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废除中医来作为第一炮。
褚民谊到了上海，又想到黄警顽，要利用他来联络各方。黄警顽很坚决地拒绝了，并且说废除中医这件事不但全国偏僻省份行不通，连上海都会引起极大反对的。同时黄警顽告诉他为了陪同他游杭州，已经打破饭碗，这次恕不奉陪。褚民谊怅然若有所失，也不再勉强黄警顽。
黄警顽一方面告诉我，汪精卫有废除中医的主张，要我们当心，同时他还透露，这次是有外国大药厂筹集好大一笔经费来推动这主张的。
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十一日，在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被邀的卫生委员，是中央医院院长，各省市医院、医学院的院长，以及各省卫生署各市卫生局的首长，完全是西医，一共到了一百二十人。
汪精卫在会议席上演讲说：“中国卫生行政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医中药，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一新民间的面貌，就是废除汉医汉药，所以卫生会议要负起全责拟订议案，交由政府执行，才算完成革命大业。”褚民谊也有演说，而且一切联系和推动都由褚民谊安排，会期一共三天，通过了废止中医的议案。次日，全国各报都发表了这个惊人的大新闻。
那时言论很自由，首先提出严厉反击的是南京总商会，接着上海总商会以及各报的社论也大肆攻击，其时恰巧全国商联会正在开会，发出一个郑重通电，对政府此举表示反对。这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受到民众责难的第一炮，因为除了西医界赞同之外，民间人士全部反对。
我们上海的中医界，立即通电全国中医团体，在上海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会议，约一月后，全国各省各市各县代表都到达上海，就在三月十七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结果推定谢利恒、张梅庵、隋翰英、蒋文芳、陈存仁五人为请愿代表。我们到了南京分别谒见各首长，才知道这些政府首长个人都不赞成这个议案，如林森、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等。接着代表们又晋谒蒋介石，他只说了两句活：“中国人都靠中医中药长大的，你们的请愿书就会得到批复。”到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汪精卫的处境是极端孤立的，褚民谊更起不了作用。
这样一来，汪精卫就大为震怒，首先由中央社发出一个褚民谊发表谈话的电报，题目叫做“土车与汽车”。原文节录如下：
今旧医既以国产为号召，则吾有一适当之比喻，试以汽车与土车，电灯与油灯言之。土车油灯国产也，汽车电灯非国产也，岂有今人不用电灯而用油灯，不乘汽车而乘土车哉，则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天演公例，断非国产二字所能范围人心，国粹一词所能阻碍进化也。旧医之国粹国产哓哓于人前，直无异使用电灯者用油灯，乘汽车者乘土车，引人入退化之途，大开其倒车，自身开倒车，而强人亦随之退化，岂可得哉。徒见心劳日拙耳。且人类之进化无已，疾病之繁复亦愈甚，疾病之所以繁复，虽由于水土之不适宜，饮食起居不调节，而最大之原因，则病菌之繁复，实有以致之，是故正本清源之方，应先致力于病理学与细菌学之研究，而研究病理学与细菌学，必先具有科学上之基础学术，如数学理化地质博物解剖组织生理卫生等皆是。今旧医乃数千年以前之产物，夫以数千年前人类生活之简单，较之今日人类之繁复，相去岂啻霄壤哉，而谓适应于数千年前者，亦能适于今日耶？不宁惟是，今日吾国各种学术，百不如人，方引为奇耻，而力图精进，乃谓医学独可保守，不图进取乎？今假令旧医从兹得势，新医从此消灭，科学无事乎研求，病菌一任蔓延，而死亡日众，人口日减，纯任其自然，则若干年后，无需外人之任何侵略，吾族必日趋于消灭矣。是故吾人于新旧医学，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感于时代之进化，民族之存亡，不得不惟科学之真理是求，而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也。虽然，列强之医学，今虽臻于科学化，初非一蹴而成者，其始之浅陋，亦奚异于我，盖亦循序渐进，递变而成者，特外人不甘保守，勇于进取而国人善于保守，惮于进取，不惟惮于进取，抑且阻挠他人之进取。
这段谈话刊布之后，中医界觉得很不利，我就草拟了一篇驳复的文字，交申新通讯社发表。原文节录如下：
至言医药之新旧，谓中医等于土车，西医等于汽车，一若中医天然必至淘汰之途，然医药实无分新旧，要以实验为依归。近年来全世界咸知麻黄为特效药，“阿特拉灵”之销数，遍于全国，人人认为新药，孰知此即先生所认为应淘汰之旧药也。如山道年乌路托，无一非中国年销五千万之中药原料也，方今德国研究若狂之汉医药，被人目为新知者，亦即先生所认为应即淘汰之旧药也。数千年来，中医治病，成绩具在，前者中国未尝因无西医而死亡率倍加，今者中国亦未尝因有西医而延寿率激增，西医有长短，中医亦有长短，此乃国人一致之断语，愿中西医界各取人之长，以补我之短，毋谓中医不合科学，应即废止。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首言西人昔日笑我饮猪血酱油，认为违背科学，其后始知猪血含铁质甚富，有补血之功，酱油含维他命成分，有牛肉汁之效，乃创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之说。然则中医之不尽合科学，盖亦吾人行之而不知也，是以吾人治病，恒能愈西医不愈之病，此行之而不知及知之而不行之故。否则科学万能，西医来华，即能使中医无自存之可能，何劳西医界西药界奔走会议，以政治势力消灭中医药哉？今日中医界之势力，单就上海一市而论，中医达二千人以上，西医不出五百，中药贸易年达九千万元之巨，中药职工达万人之多，中医常识之报纸，销达数万份之多，如中医消灭，则西药销数，自当十倍此数，然则中医之取缔，实乃造成西药畅销之机会，中国虽富，恐亦不胜此巨额漏卮也。况乎当此西药商百计推销出品之际，经济侵略其实可虑，素仰先生以党国为重，掬诚上陈，或不以土壤细流而忽之也。（下略）
两段原文都很长，各地报纸全文披露，接着中西医在报纸上掀起了论战；可是最后，还是卫生部部长薛笃弼公开表示：“这个议案已搁置不予执行。”这一场震撼全国的大风波，也就烟消云散了。中医界为纪念三一七请愿事件，定此日为“国医节”。
粉墨登场 引起非议
褚民谊爱好戏剧，对昆曲更感兴趣。本来昆曲是戏剧中最古雅的一种戏，一般文人雅士都喜欢按谱寻声，褚民谊曾经手写影印过二本曲谱，分送同好。
有一位剧评家徐慕云，江苏徐州人，编著一本《中国戏剧史》，但没有钱付印，原稿被褚民谊发现了，他问：“这样一本好书，为何不印？”徐答说：“印这部书非六千元不行，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褚民谊听了很慷慨地允诺资助三千元，而且打电话给当时哈同花园的总管姬觉弥，要他也负责三千元。姬觉弥一向对中央大员怕得很，不能不答应下来。于是《中国戏剧史》得以由世界书局付印出版，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书的后页列褚民谊为主编者。
初时褚民谊唱的是昆曲，曾向红豆馆主溥侗请益，但是功夫很浅，所以又花钱请了一位仙霓社的华传浩练习身段和唱工，不久又因张啸林的介绍，认识了金少山。
那时节的金少山，原本住在上海六马路（今北海路）中央旅社，因为他在房间里养猴子、养狗，有次金不在家的时候，猴子忽然开放浴室的水喉，闹得满屋是水，中央旅社就下逐客令，请金少山迁地为良。金少山搬到郑家木桥附近的大方饭店下榻，故态复萌，又积欠了不少房金，褚民谊为了要学戏，时时替金少山偿付积欠。有年，褚民谊做了一袭质料极好的大氅，金少山见了爱不释手，坚要褚民谊借给他穿几天。金少山穿了大氅，到处拜客并向人说，这件大氅是褚委员所赠，弄得褚民谊毫无办法，只能把大氅送给金少山，自己另外再做一袭。
汪精卫重返政坛，在上海举行改组派的全国会议，褚民谊当筹备主任，因为租界上向来不欢迎任何人作政治活动，公共租界对此加以拒绝，褚就和张啸林、黄金荣等商量。黄说：“我只有一个大世界游乐场共和厅，可以借给你们，但是开会时间限上午，事前不宣布，开罢了会，一走了事可也。”褚民谊不加考虑便答应了。汪精卫就在大世界共和厅举行会议，选出了几十位中央代表。
这一次会议，报纸上讥讽得很厉害，说大世界游乐场共和厅是群芳会唱的所在，所谓“群芳会唱”，即汇集全上海善唱的妓女会唱之所，现在竟然在此举行政治会议，认为是大笑话，太儿戏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天，张啸林六十岁生日，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大沪花园唱两天堂会，那次最扫兴的是金少山不来参加，褚民谊京戏唱不成，只能以“乐天居士”别署，粉墨登场，演唱昆剧“训子”演关公，由票友沈恒一配演关平，报章上虽未公开攻击，可是挖苦他的人却说张啸林做生日，害得褚民谊“老爷上身”，一时传为笑谈！
为美人鱼 擦油拉马
民国十九年（1930年），全国各省渐渐打成一片，由朱家骅筹备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各省选派的运动员纷纷到达，汇集在西子湖滨各旅馆。
运动会举行，一连几天，其中最出风头的，就是哈尔滨选派出来的短跑健将孙桂云、吴梅仙、刘长春和上海篮球健将陆钟恩等，还有华南来的足球队，阵容甚为强大。
在运动会期间，褚民谊天天和男女运动员混在一起。有一天，上海各报突然刊出一段花边新闻，说许多女性赛跑健将，在出赛之前，都要在大腿上擦上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这项工作的负责人，竟然是堂堂委员褚民谊，他那擦油时的神态，都被收入镜头，一经刊出，观者无不失笑。
第二次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有一位华南选派出来的游泳代表杨秀琼，此人体格非常健美，人生得漂亮，游泳技术又高人一等，引起全国各报记者的瞩目，称她为“美人鱼”。她的泳装照片不断在报纸上巨幅刊出，而且好多杂志都把她的照片作为封面，一时成为全国青年们崇拜的偶像，是当时的风头人物。
在这一次运动会中，又爆出一件离奇的新闻，就是褚民谊亲自为杨秀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中山陵。本来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新闻记者，却把它当做好资料，着意渲染，刻意描写，连同照片一并刊在报上。从前的风气到底比较保守，大家认为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做执鞭拉缰的事，未免有点“那个”了！
向来南京报纸发表新闻，非常谨慎，这一次却也把褚民谊执鞭拉缰的照片巨幅刊出，虽然未加攻击，但是也因此引起大家的反感。这件事情后来为汪夫人陈璧君所知，大为震怒，褚民谊为此还被陈璧君拍案大骂。
至于上海报纸登载这件事情，更没有一张报纸予以好评，有些讥笑他风流成性，有些攻击他有失官箴，总之都不是好话。
初度见面 自述身世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丁福保的哲嗣丁惠康，一位留学德国归来的医学博士，在上海郊区虹桥路，自己置地建造了一座五层高的大楼，创办了“虹桥疗养院”，占地颇大，院屋宽敞，内部的设备都是最新的，可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住院的病人极少。
那时节李石曾已在蒲石路（今长乐路）办了一间“中西疗养院”，西医是西人诺尔博士，中医是陆仲安，因为是中西医合作，竟然大受欢迎，院内病房长期客满。丁福保是我的老友，他建议虹桥疗养院也应该聘请一位中医，因为那时的富商巨贾，有病都是既看中医又看西医，他们父子两人商议之下，一意要邀请我去负责中医病人的住院之事。一天，丁惠康亲自来拜访我，说明来意，我说：“不妨试试看。”于是我就成了虹桥疗养院的一员。
丁惠康托庇先人余荫，财力充沛，为了联络友好，特地在上海最高贵的闹市中区华安大厦设立一个俱乐部（其地即后来的金门饭店），专门招待医药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
丁惠康实际上是一位正宗的花花公子，每天晚上总有许多莺莺燕燕来吃饭，吃饭之后，有些打牌，有些跳舞，有些唱戏，真是夜夜笙歌，热闹非凡。
有一天晚上，褚民谊翩然光临，见到佳丽满堂，怡然大乐，竟然也参加唱戏跳舞，那晚我在俱乐部中，经过丁惠康的介绍，才识得褚民谊其人。
在介绍之时，褚民谊立刻想起我是三一七事件中和他开过笔战的中医生，但在他的言语之间毫无芥蒂。而且他对我说，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双林人，正蒙小学出身（张静江尊翁定甫先生主办），毕业于上海八仙桥中法学校，后到法国入里昂大学。他的父亲也是中医，而且还开设一间中药材店，他自己非但不反对中医，而且有病还常服中药，中西疗养院他也是董事之一，希望我对中医的改进，多多努力。
我观察褚民谊，完全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一点傲气都没有，和他做朋友，令人有一见如故之感。
那晚褚民谊一直玩到深夜才离去，而且说：“以后我有空就会来的。”丁惠康说：“来这里玩乐的人，不准带太太，但女朋友则特别欢迎。”褚民谊大笑说：“好极了，好极了。”从此他就时常光顾，而且每次都带一位女性同来。
当然，俱乐部中的风气，凡是带女朋友来的，总是拣有名的交际花，或者是著名的女伶、电影明星，以及名妓或红舞女，花枝招展，争妍斗艳。后来因为到的人太多，开支太大，于是改为会员制，每人要纳会费，共同维持。我与姚君伟（即香港广告业商会理事长姚玉棣之尊人）不会赌博，时间空闲，乃由君伟任司理，我任司库。褚民谊也是会员之一，于是我们便时时见面了。
爱好越剧 滋生事端
褚民谊有一天对丁惠康说：“现在电台上最流行的是越剧，我听上了瘾，可否想办法请几个越剧女演员来见见面。”丁惠康脱口而出说：“要请越剧女伶，只要问陈存仁好了，因为这些女伶，都是请他看病的。”我知道这事如果一开端，就会有麻烦，便立刻说：“越剧女伶不但知识有限，而且十居其九是不识字的，邀她们来参加，实在是毫无趣味的，即使请她们，她们也不会来，所以我想还是不请为妙。”
褚民谊听我如此说，大不以为然。他说既然她们不肯出来，有什么办法能见一见她们的庐山真面目呢。我说：“你要见她们，不妨到华东电台去看好了。”
那时上海有一家“三友实业社”，在华东电台有一个特约的播音节目，播的是越剧，由袁雪芬[5]、马樟花等演唱。三友实业社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棉织厂，附设多个部门，其中有一部分是国药部，专门制造成药，我是该社的医药顾问，兼任国药部主任，出品的成药如“方便丸”、“三友补丸”等，都由我处方。该社的总经理是陈万运，每逢星期一，召集各部主任在功德林素菜馆举行业务会议。
一天，我循例参加三友实业社的业务会议，袁雪芬和马樟花也出席，吵着要求陈万运加请一个守门员，负责守卫华东电台广播室的门口，拒绝一切越剧迷及外客的滋扰，因为每天都有不少越剧迷和一位褚民谊来滋扰。但是请一个守门员的薪水要十二元，陈万运不肯多加这一笔支出，争执得很厉害。我心中明白褚民谊找到华东电台来，是我一时失言闯的祸。
我就说：“褚民谊到电台来看你们，你们稍微敷衍一下，送他出门也就算了。”袁雪芬说：“这个褚民谊实在麻烦极了，他每天按时按刻到场，坐着不肯走，而且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播音室地方很小，因时间关系，我们都在播音室随便吃一些东西，有陌生人在旁，使得我们连饭都不能吃了，而且褚民谊天天吵着要请我们出去吃饭，更是讨厌。”
那时节，袁雪芬、马樟花年纪都很轻，不会应付男人。我就说：“褚民谊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劝他下次不要来。”
隔了几天，我见到褚民谊，就劝他以后最好不要去华东电台，不料褚民谊非但不接受我的劝告，还说：“我们湖州人，在北京路有一个‘湖社’，内有舞台，规模很大，如果她们肯到那里去演出，保证还要受欢迎。”
到了第二个星期一，我又参加三友实业社业务会议，我把这件事告诉陈万运。袁雪芬和马樟花说：“要是湖社肯借地方给越剧团作为营业性的演出，我们是赞成的。”因为那时越剧团的剧场都简陋不堪，她们当时演出的场子，在北京路宋家弄浙东戏院，地方极狭窄，座位更劣，场场客满，还是满足不了观众需要。
后来我把袁雪芬等人的意见转告褚民谊，褚氏大悦，说：“由我负责去办。”其实湖社是陈英士纪念堂，设备庄严，礼堂中哪里可以长期出租演唱越剧？主任陈霭士（其采）力表反对，许多理监事也都不赞同。大约争执了半个月，碍于褚民谊的面子，结果才将地下的会议厅改为剧场，借给袁雪芬等，定名为大来剧场。第一次演出的戏是《恒娘》，取材于《聊斋志异》。向来越剧没有什么布景灯光及华丽服饰，这次演出才开了越剧的一个新天地。
大来剧场演出天天满座，成绩美满，不料只有一个半月时间，褚民谊竟和班中一位女伶张桂莲搅得火一般热，发生不寻常的关系。张桂莲原是有未婚夫的，天天闹得不像话。那位未婚夫曾经和褚民谊打过一场架，褚氏有的是太极功夫，张桂莲的未婚夫受伤跌倒，于是报警呈案，事情闹得很大。湖社当局认为这事影响到该社的声誉，打算取消越剧团租约，但是租约有法律保障，不能随意中止，因此纠纷越闹越大了。
褚民谊要我陪着去见陈万运，因为三友实业社可以影响她们整个的越剧团。我说：“我对这种事向不过问，我以为调解人只有王晓籁最相宜，他是绍兴人的领袖，由他出面最好。”后来，这场风波果然是由王晓籁出面把它平定下来，不过褚民谊拿出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补偿张桂莲的未婚夫，才算了事。
身陷孤岛 放浪形骸
七七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党政军有关人士已全部离去，唯有褚民谊留着不走，大家觉得诧异。
丁惠康的虹桥疗养院，因为地处郊区，已被日军占领，只得在霞飞路叶家花园另起炉灶，我那时仍在这个疗养院每日驻诊两小时，华安公寓的俱乐部，这时也宣告结束了，另外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大厦中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参加的只限十个人，但是褚民谊还是硬要参加。每次参加，他都邀约一位女伴前来，每隔两三个月，又换一个新人。为了掩饰他的行径，迎送之事，总是托一个姓金的朋友代劳。
丁惠康是爱好摄影的，尤其是喜欢摄裸体照。于是在那公寓的楼上，辟了一间精致的摄影室，褚民谊对此大感兴趣，只是当时女性模特儿不易找到，可是褚民谊所识的女伶，知识程度很低，反而不加拒绝，大家暗想，这班女伶与褚氏总有相当关系。
我们起初以为褚民谊留在孤岛上，一味纵情声色，大约是借此作为一种掩护。有几次褚民谊设席在他所主持的中法工业学校，邀我们去赴宴，每次宴罢，他总是放映他收藏的“小电影”，这些小电影，以法国、德国的为最多，日本的也不少。从前这种小电影在上海很少见，大家见了不免惊讶！这时我对褚民谊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一位堂堂校长，竟在学校会客室中锁上了门放映这种东西，实在太不成体统了。
后来战事扩大，租界沦陷，市况相反繁荣起来，歌场舞厅，妓院剧院，天天满坑满谷，生意好得了不得。褚民谊的行径越发放纵，竟然常和仙乐斯舞厅的老板谢葆生、大舞台老板范恒德等混在一起，于是他的一些女伴越发日新月异，而他的行径也越来越荒唐。
我和范恒德等人，向少往返，这时范恒德在我家隔邻建了一座大住宅，新屋落成的那天，因为邻居关系，他给了我一张请柬，我只得按时往贺。那晚褚民谊也在座，我适巧与他同席，有位演戏的女角坐在他身旁，酒醉之后，褚民谊乐不可支，在谈话之间，范恒德透露了一句话，说：“褚先生虽是英雄本色（指好色），可惜本钿不够，我介绍他许多女朋友，他都是咬死了老鼠，不会入口的。”这几句话大家听来都不很明了，后来细细一想，才知道话中的含意。
我认识褚民谊很久，他虽是医学博士，在任何场合却从未听到他谈过一句医药方面的话。有一次在俱乐部中，他忽然问起我关于中药中的鹿尾巴、鹿茸、肉苁蓉、老虎鞭等药，怎样的吃法，我一一告之。他听得眉飞色舞，娓娓不休地谈了半个小时，当时同座的刘海粟就插口说了一句：“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兔阴博士 由来有因
每次代褚民谊接送交际花或女伶的金姓朋友，为人沉默寡言，轻易不说一句话。一天，他忽然告诉我，他最近担任一家报纸的副刊编辑，需要一些参考书，他知道我搜集的小品书籍很多，要我借一部分给他。我要他给我一张名刺，一看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满成。他既然向我借书，我不能不应付一下，我说：“好的，我准备把若干本的《语丝》汇订本送给你。”他听了很欢喜。
送书之后的一天，金满成执意邀我上一家天津馆子小叙一番，我也不推辞。到了这家馆子，金满成酒话连篇，大发牢骚，他一连串说了许多关于褚民谊的私事。
一件是褚民谊怎么会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他说，他和褚民谊是留法同学，而且还同住在一个宿舍中。褚民谊并不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留学生，而是他父亲卖掉一间药材铺供他留学的。到了法国，他的父亲就死了，经济来源断绝，后来由同乡张静江资助，他在法国一边搞革命运动，一边搞风流事情，对读书，有时很用功，有时满不在乎。他有许多研究动物交尾的照片，最多的就是狗类猪类，马类牛类。他对这件事有特别的兴趣，经常到动物园去耐心等候拍摄各种动物的交配状态。法国的医学院，读书采取自由制，他对医学方面实在并不用功，专门研究动物试验中的兔子是如何的交配方式。他发现了若干兔子的性生理是有阴阳两性的组织，所以雄兔与雄兔也能相交，简直雌雄难辨，他就用解剖的工具，从兔子的性器官上发现很大的秘密，毕业时他作了兔子阴部构造的论文，竟然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人家称他为“兔阴博士”。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还有，他对于诊病，自知浅薄，所以他虽是医学博士，却从来没有诊过病人，他在法国如此，回国之后，亦复如此。
又一件事，褚民谊认为人类的性器官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他对这方面兴趣特别浓厚，他之所以留在上海胡天胡地地不肯走，也就是这个原因；他自从遇到了谢葆生、范恒德等之后，研究女性的资料也就更丰富了。
最后金满成告诉我，褚民谊的太太，本姓石，小名阿珍，本来是陈璧君家的丫头，相貌很丑，仪态又庸俗，褚民谊由于常在汪公馆出入，竟然和这个丫头搅上有了孩子。陈璧君生性凶恶，逼着他一定要结婚，褚民谊生平最怕她，迫于无奈，只好从命，于是这个丫头就改名为陈舜贞，算是陈璧君的堂妹，因此褚民谊也就算是汪精卫的连襟。但是褚民谊对这位夫人是不喜欢的，任何场合从不让她出面。（按：褚民谊这位太太，奚玉书夫人金振玉女士曾经见过一面，说这位太太的仪态实在不行。）
末了，他讲到褚民谊留上海的经济来源，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法国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政府办文化事业，组织一个中法协会管理其事，该会董事本来很多，但中日战争开始皆已离开上海，签字付款的权力就落在褚民谊身上，所以他可以任意挥霍，没有人能管他。沦陷之后，他的荒唐生活是无忧无虑的，用钱也随意得很，往往为了一个女人闹翻，花上二万三万不算怎么回事。真正办文化事业却徒具其名，好多事办得一塌糊涂，毫无成绩可言。
这些话虽然都是金满成醉后之言，但是我相信离事实是不远的。其余有许多话，不便形诸笔墨，我也不写了。
生也糊涂 死也糊涂
在抗战的紧张阶段，突然间汪精卫逃到河内，发出“艳电”主张和平，实际上是在日本卵翼之下组织一个伪政府，这对全国军民上下抗战的心理起了一个绝大的分化作用。
褚民谊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还躲在上海，不久，突然不露面了，他本来有三个公馆，都绝迹不见人影。我们一班友人也得不到他的消息。
可是不久，报纸上就发表出来，汪伪政权在酝酿时期，褚民谊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汪伪政权在南京将成立时，他又担任了还都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出任外交部长，做过驻日大使，就这样跟着汪精卫搅了几年。汪精卫原来就是日本人的傀儡，而褚民谊更是傀儡中的傀儡。
汪伪政权创建初期，汪精卫本决定任褚民谊为行政院秘书长兼海军部部长，但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竭力反对，因为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中央大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部长，更将腾笑中外。陈、周向汪言之再三，始改任褚为行政院秘书长兼外交部部长。但那时的外交部部长，也是一个滑稽角色，因为外交对象只有一个日本，褚只做画诺签字工作，真正做到了尸位素餐的地步。原来褚民谊想做海军部部长，到轮船上去威风威风，结果两个次长凌霄和姜西园都想升部长，汪精卫难为左右袒，只能以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再兼海军部部长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日本发表了交还专管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宣言。二月九日，汪伪政权派褚民谊、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为接收租界委员会委员，并以褚民谊为委员长。褚民谊搭足架子，一直等到三月二十九日方才收回苏州、杭州、天津、汉口等地的日租界。又等到七月三十日，才收回上海法租界。八月一日收回公共租界。褚民谊原意想辞掉外交部长做上海市长，过过瘾，想不到都被陈公博一个人包了去。当时陈公博的官衔是立法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上海市市长，兼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即公共租界）区公署署长，兼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即法租界）区公署署长，再兼上海特别市第一警察局（公共租界）局长，又兼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法租界）局长。褚民谊大卖气力，结果接收完成，他的委员长也卸任了，丝毫分不到利益，把他气得个半死。
汪伪政权的最后阶段，汪精卫病死日本，陈璧君坚要褚民谊陪她同到广州，让他担任广东省的省长。到了广州没有多久，日本宣布投降，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都以汉奸罪被捕，先解到南京，后来又转解苏州。苏州高等法院对褚民谊起诉，指出他有五大罪状：（一）附和汪精卫反抗中央；（二）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三）对英美宣战；（四）成立公司套购物资供给日方；（五）在广东省长任内擅加关税。褚在庭上答辩得很妙。褚说，他和汪精卫的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同学、同志，更是僚属，所以他没有办法不跟汪走。他虽然有外交部部长之名，但他不精通日本话，一切都让人牵着走，叫他讲话就讲话，要他签字就签字。讲到广东省省长，他说一共只做了一月有余，二月不足，什么擅加关税，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最可以表白的是他在敌伪时期，从未杀过一个人。说了长长一大篇，但这些话丝毫不发生作用，法官仍旧将他判处死刑，定期执行。
他的留法同学、老友李石曾等认为褚民谊虽然附逆有据，但是此人愚忠有余，为恶不足，因此为他奔走各方，最后得到最高当局的手令，关于褚民谊执行枪决的日期暂行展缓，李石曾等认为如此一展缓，有可能改为无期徒刑，可以免褚民谊一死了！
褚民谊一生糊涂，而他的家属更糊涂，他的女儿拿到了这个手令之后，从南京出发赶到苏州，途中竟然把这个手令遗失了。
褚民谊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某日在苏州被执行死刑。行刑那天，他正领着许多囚犯在打太极拳，此前，他早有“褚太极”之号，在监狱中仍在教人打太极拳。此时他知道要执行了，还去和陈璧君诀别。临死以前，忽然很镇定，跟摄影记者们笑着说，这次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他的一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褚民谊原有太极拳的功夫，中枪之后，忽然作一个鹞子翻身，仰天而逝，结束了他糊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