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 民心动摇
和谈开始 国军布防
旧官请出 新官上任
市府开支 仰给日方
沪西歹土 潘达上任
伪府开支 财来有方
七十六号 谈虎色变
杀人魔王 坚请出诊
枪击不中 刀下无情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十七日，日军攻入南京城，那时上海的市民多数觉得抗战已受重大打击，前几个月的欢欣鼓舞高唱抗日论调，至此已成泡影，大家心头都觉得难过。
这时上海虽有一个“大道市政府”，但对租界范围之内，一点也不起作用。不久，大道市政府陷于终结状态，新政府易名“上海特别市政府”，改由傅筱庵当市长，本节就由他上场讲起。
南京沦陷 民心动摇
南京沦陷之时，一场大屠杀，不但上海报纸大登特登，外籍记者更纷纷拍电报发向世界各地，把日本军人奸淫掠杀的情况描述得非常详细，各国外电都译成中文再转刊在上海报纸，大家看了都咬牙切齿，格外增加了对日军的仇恨。日本人对这件事也慌了手脚，为了转移世界人士的视线，忽然公布一张进军南京所获枪炮军器的数字报告，这张报告的全文约有一千五百字，都是军器的数目，大抵说，所获卡宾枪几万几千支，机关枪几千挺，步枪一百几十万支，小钢炮几千几百尊，迫击炮几百门，重炮几十尊，还有坦克车装甲车几百几十辆，运输车一千几百辆，至于弹药的数字都是以吨计的。
这张数目单，在电台上公布出来，报告的时间，达半小时之久，日本人办的《新申报》还出了号外。这段新闻公布之后，有识之士就想到这些数字不甚可靠，但普通人不懂得军事，算不出军队应该有多少武器，只知这大批军器被日军掳去，抗战的希望更渺小了。日本人这种宣传，打击了中国人的人心，大家细细一研究，觉得战事再也打不下去了。
向来日本人在租界上的宣传，大家总是不睬不理、充耳不闻，唯有这段新闻公布之后，无不奔走相告，没有一个人不沮丧到心灰意懒。这时节租界上还有船只来往香港上海，因而逃出上海的人更多。
和谈开始 国军布防
国军撤出南京之后，日本军方认为大局已定，军人在南京肆意取乐，他们以为战事告一段落，国军再也打不起来。日本政界的意见，也认为适可而止，不要追击得太厉害，所以等待着时局的自然变化，他们很希望国民政府肯低头软下来，取得一纸征服性的和约，那么可以不必再兴师动众地打下去。
这时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倡议和谈，这个呼声，不但得到日本人赞同，中国政府也表示不妨谈谈条件。于是陶德曼就居间调停，时间拖了几个月之久。在拖延期间，日本人只在芜湖当涂打了一仗，轻轻松松地把当地国军赶走，此外就没有什么军事行动了。
国府一面谈，一面防着日军进攻，就在长江马当方面加以封锁，使日本军舰不能由南京开入长江以上。
在和谈期间，国军得到喘息的机会，整编各地军队，重新布下了一道新防线，这时杭州也沦陷了，国军便退到钱塘江南岸。
最紧张的一幕，就是留在浙江的军队数字极大，辎重极多，那时节钱塘江大桥还没有通车，但是已完成大部分，军事当局下令所有火车和车头，聚集在杭州，一夜之间，将军人和军器粮食都搬上车，在黑夜中通过钱塘江大桥，运入杭州南岸，这时浙赣路本已通车，偷偷地运了两日夜之久，待到所有车辆抵达对岸，就把钱塘江大桥加以破坏，所以有人说钱塘江大桥造了好多年，只用了这两天。直到后来长期抗战达八年之久，与这次迅速大撤退极有关系，陶德曼的和谈奔走，实际上是给国府一个重新部署的机会。
旧官请出 新官上任
日方重视前线军事，对后方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谓上海大道市政府和市长苏锡文登台之后，一筹莫展，什么政绩都没有。伪市府设在浦东东昌路，居民都是乡下人，市库收入微乎其微，一切开支都向日方领取，所以大道市政府徒有其名，教育局只管一座浦东中学，学生少得可怜，维持治安的警察局，规模也很小，不要说中国人看不起，连日本人也不把它放在眼内。
苏锡文唯一的工作，就是雇用了一班浦东土老儿，穿着长衫马褂，扮成绅士模样，专做迎送日方要人的工作，仿佛是大道市政府的仪仗队一般。久而久之，日本人看来看去总是这班人，也看得乏味了。
日本人又组织了一个党部性质的机构，叫做“王道会”，原想以这个会出面来组织民众，可是民众对这个王道会也毫不理睬，而王道会的会员，只是计划开设赌档和烟窟，所以对民众运动更起不了作用。
这时候，日方就想到市政府的市长，一定要用真正的中国人，而且还要是真正的上海人，知识分子既然不肯上钩，因此就想到商界方面的领袖。要有金融知识而兼有政治的组织能力，于是就想到一个上海商界领袖又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人就是傅筱庵（官名宗耀），他曾经做过招商局总办，上海总商会会长，又当着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论资格与地位远远在苏锡文之上。
傅筱庵[6]本来不是一个亲日分子，只是一位“长袖善舞”的政商两界活跃分子，在清朝末叶，盛宣怀（杏荪）在上海置业和经营，都由他全权办理。清朝的官吏卸任后，多数有点积聚，而盛宣怀独多，他在上海租界上拥有极多地产，以及招商局大机构的股权。盛宣怀去世之后，其妻庄老太太最器重傅筱庵，他主持的中国通商银行，也很有成就，所以他不但在上海商场中有领导能力，而且很早就被推选为总商会会长，那时节上海一般商界闻人，多数还要追随在他的左右。
民国初年（1911年）至十六年（1927年），军阀割据各省，傅筱庵周旋于几个军阀之间，很是活跃。招商局以上海为根据地，航线远至北方海口，南至广州香港，那时上海被操纵在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势力之下，傅和孙传芳来往很密切。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矛头指向江浙两省，孙传芳不敢轻敌，委托傅筱庵在上海采办军火，他用招商局轮船一批批运送，所以北伐军到上海之后，首先通缉的就是傅筱庵。
傅筱庵住在上海租界上，虽有租界庇护，但是禁不住精神上受到的威胁，一天，他的浦东住宅被没收，由五区党部占据。他感觉到情况不好，而且租界方面的法院、国民政府的势力也伸展了进去，所以他只好搭了日商轮船逃往大连和天津日本租界，托庇于日本人势力之下以求自存。
傅筱庵到了大连和天津日本租界，经营商业，和日本人的来往更为密切，他特地请了一个中国籍的日语翻译。不久他又成为大连、天津两地日本租界上的中国商界领袖，这时日本人对他早有深刻的印象。
所以改组上海市政府时，日本人就请他出来登上市长的宝座，他也因国民党对他有宿怨，欣然接受这个任命。
傅筱庵做上海伪市长之前，对日方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市政府要改称“特别市政府”，不能设在浦东，要设在市中心区旧日的上海市政府原址，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大厦，市政府包括十个局，局长的人选由他全权支配；第二，因为南市的国军业已撤退，傅筱庵要求日军退藏于密，由他的警察局来担任南市治安工作，不要日本人参与其事。日本当局一一答应。
傅筱庵登场的那一天，上海一部分商界中所谓场面上的人物前去道贺，日本人看在眼里，更认为他比苏锡文强多了。
傅筱庵当伪市长时，每天早晨一早由虹口住宅坐了一辆大汽车出发，前后有护卫车四辆，浩浩荡荡，直达市府大厦，坐在从前吴铁城、俞鸿钧坐过的市长室中，四周由装备精良的警卫队保护，显得声势雄壮、很讲派头。
附属市府的各局局长，他都选择仪表堂皇、薄有声誉的人物担任，虽然那时节没有什么公务可办，但是每天上午总是像模像样地各人伏案办公，中午时节就算一天的公务完毕，回到公共租界九江路乐乡饭店进午餐。
乐乡饭店是他的同乡胡雄笙创办的，当时因资本不足，由傅筱庵玉成其事，所以他未做市长之前，每天都在那里吃中饭，陪同他进餐的都是商界知名之士，多年来习以为常。
乐乡饭店是供应法式菜的西餐馆，那时普通西餐每客仅售六角半、八角半，沙利文售一元二角半，而乐乡饭店竟高达一元六角，所以去进餐的人并不多。
傅筱庵在乐乡饭店中，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坐的是一只特制的藤椅，他做了市长之后，仍然准时莅临，不过四周布下了几个警卫，门外也有人防守。
他对上海各方面的人认识很多，每天开了名单邀约各界名流到那边去进餐，有几天时间专门邀约世居南市的乡绅，这时节他们都避居租界，不肯回到南市老宅，经他力劝之后，这批乡绅心头也活动起来，但是仍然有几个人说，不愿意看见南市几个闸口的日本防军，因为要脱帽鞠躬，极不甘心。傅筱庵当下答应想法子教日本防军撤离。
傅筱庵每天下午都和日本人周旋，晚间总是到虹口吴淞路“六三亭”艺妓馆去请客，到的是日方的军政要人，他们对傅筱庵的建议，往往言听计从，又因为日军在后方人数不多，傅筱庵既肯负起防守责任，也就采纳了他的要求，把南市防军撤去。
不久，南市的乡绅们陆续迁回南市老宅，一般居民见到乡绅们都已回家，大家纷纷跟着搬回去，静寂的南市，又重新繁荣起来。
苏锡文当市长时，在浦东区曾经发出过一种“良民证”，表示拿到这张证的都是纯良分子，日本人要求傅筱庵也照办，傅筱庵只得顺从，所以南市居民也变成了“顺民”，有许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傅筱庵对于饮食之道颇有研究，中午喜吃西菜，晚间喜欢吃本地菜和他家乡的宁波菜，他在私宅中也常请客，其中有一个厨子叫阿朱，是山东人，后来傅筱庵的一条老命就是送在这个阿朱手上。
市府开支 仰给日方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收入，最重要的税收，就是巡捕捐，数目相当大，任何居民，年租可欠而巡捕捐是欠不得的。房地产项下的税收，叫做道契税，更办得精密。其他各项税收，都有条例，所以公共租界的经营，年年都有盈余。
从前国民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税收年年都在整顿之中，房地产的税叫做“宅地税”，因为产权不确定，所以税收也不稳定，好多老乡绅十年八年都是欠的，土地局成立了好多年，一般业主都不肯换取新地契，所以市府的收入，为数极微。南市、闸北、浦东都属华界，向来没有巡捕捐的制度，所以警察的饷银都无着落，不过市民要缴付一种清洁费，因为从前上海的房屋，都没有抽水马桶，家家都用木制的马桶，一清早由市政府雇的清洁工人来处理，市民对这笔清洁费是非缴不可，所以市府只有这一项收入，倒是相当可靠的。当年上海还有一位姓马的“粪大王”，即是以倒马桶起家的。
其他税收，除了货物税的收缴略有成就之外，所得税还是推行不开，市政府也只好眼开眼闭，采取认捐制，由商家包认了事。所以上海市政府的开支，向来是要靠中央津贴的。
八一三事变发生，华界的人民，有能力的都逃入租界，华界的商业全部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傅筱庵当上了伪市长，只有庞大的开支，而没有可靠的收入。初时傅筱庵到市府旧屋去看过之后，一切装修布置以及办公桌椅，都由他自掏腰包，连办公室中的地毡，都是自己搬进去的。各局成立之后，人员众多，开支浩繁，虽然其中若干局略有收入，但是警察开支全无着落，即使各局设法向人民榨取，也是入私囊的多，归公家的少。
所以傅筱庵当了几个月的伪市长，贴的钱真是不少，日本人也知道这件事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个市政府是支撑不下去的。
在八一三之前，中国银行曾在日本东京开设了一家分行，行长是经济专家戴蔼庐，因为戴精通日语，对日本人向多往还。事变一起，南京失陷之后，戴投靠日方，日本人请他回到上海，办理一个经济机构，他长袖善舞，接收了日方掳掠来的许多财富，然后运到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部门去。
傅筱庵对市政府的经费没有解决办法，也要仰仗戴蔼庐来维持。
沪西歹土 潘达上任
这时节，上海四郊日军占领区，情形各有不同：闸北得一个“穷”字，浦东得个“苦”字，南市可以说得个“安”字，沪西的情况，却不能拿一个字来概括。因为这时的沪西，已经有大大小小的赌窟开设，来来往往的都是赌客，而支撑这个局面的都是黑社会人物，不过，租界上大部分洁身自爱的居民轻易不敢走入这个地区。
沪西本属华界，有几条极长而又宽阔的柏油路，这些路是租界当局斥资越界建筑的，所以上海人称这个地区为“越界筑路地区”。这事由来已久，每逢中国政局不安靖时，租界当局便乘机筑路，所以路线越来越长，幅度越来越广。在未筑路之先，原本都是耕地，一经筑路后，两旁的地价便直线上升，所以拥有耕地的人，也唯恐租界不来筑路，筑路之后立刻便成为富翁，同时筑起华丽的大住宅来，路旁都栽有树木，显得格外幽静高雅，很多有钱人都在那里置业。
中国官方明知租界当局侵犯主权，但是这些地区经过租界筑路之后，就异常繁荣，道契税、宅地税、警务捐不在话下，令华界当局也有一笔丰富的收入，所以一只眼开一只眼闭任由筑路，不予理睬。日久之后，这个越界筑路区就成为高档住宅区，住在那里的人，一方面要缴租界的巡捕捐，一方面还要缴付华界的税捐。
最滑稽的是，在街头维持治安的是租界上的巡捕，而路旁范围仍由中国警察驻守，虹口北四川路就是这种情形。至于沪西越界筑路情况，更是广泛。
八一三战事一起，租界当局最着重防守租界中区，以静安寺为防守的终点，表面上将越界筑路置之不理，事实上，还是不肯放弃，每隔数日还有警车巡视。
国军撤退之后，日军在沪西开纳路（今武定西路）设有防军本部，有时租界的巡逻车开到那里会受到干涉，但是租界当局尽管受到阻挠和干涉，警车还是不断进入该区，表示对越界筑路不肯放弃。
这时，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叫潘志杰，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他的叔父是英商洋行的买办潘澄波，他的堂兄是潘志铨，都是家私百万、声誉卓著的人物。可是潘志杰的父亲并没有钱，所以经济上常捉襟见肘。潘志杰大学毕业之后，郁郁不得志，常向叔父借钱，屡被叔父责骂，但是外界的人，还以为潘志杰是一个世家子弟公子哥儿。
潘志杰在交际方面非常活跃，我年轻时和他很合得来，他又当上了租界上的“特别巡捕”。所谓特别巡捕，是业余性的警察，凡是地方上有身价地位的子弟才能参加。他常常穿着一套华丽的警官制服，威风凛凛，招摇过市。
日本人最初占领上海南市时，有一个神甫到南市去办理救济善后工作，潘志杰当过这位神甫的秘书，当然与日本军方渐有往来。后来他见到租界的警车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区，时生纠葛，因此灵机一动，便进行三方面的活动：一方面向租界当局贡献意见，说是租界当局要保持越界筑路主权，应该设立一个沪西警局，由他来当局长，制服与租界警察的相同，那么以后警车出入就可通行无阻、平安无事，保持着租界警务还存在越界筑路区。潘志杰本是租界特别巡捕，对训练警员组织警署都是熟手，租界当局表示同意。另一方面他与日本军方接洽，就说沪西区幅员广泛，要有一个警察局才可以维持治安。日本军方也答应了，不过要在沪西警察局中安插向来在租界当警务的日籍人员，潘志杰也答应了。第三方面他与傅筱庵接洽，他说越界筑路区是一个富庶区域，他拟议中的沪西警察局，要由市府委任，将来的收益，以三分之一贡献市府，傅筱庵也答应了。
一天，沪西警察局成立，潘志杰改名“潘达”，警局设在沪西长宁路，他当了正局长，副局长是一个日本警官。沪西早就被上海人称做“歹土”，这时候他就签发几十张赌台执照，并勾结日方特务机关的小林，在短短的时间内，他成为红极一时的新贵。
潘志杰和我同年，还有一位以写《秋海棠》小说成名的秦瘦鸥也是同年，我们在二十岁左右时，常和摄影家林泽苍、画家胡伯翔结伴出游，彼此都有相当的交谊。潘志杰一提起他的叔父潘澄波，便咬牙切齿地骂其毫无叔侄情分，一点不照顾他，所以他特地办了一份周刊，叫做《现世报》，请小说家徐卓呆当编辑，周刊中有一长篇小说，暴露潘澄波的家庭隐私，他的叔父看到了，大骂潘志杰是“现世宝”。这本刊物亏耗极大，出了没有几期就停办了，而他和叔父就因为这本刊物结下了不解之仇。
潘志杰生得英俊，面目清秀，平时衣着考究，所以女性很喜欢他，事实上他的口袋中常常不名一文。
有一次，潘志杰拉着我去给他父亲看病.那时他父亲住在新闸路一个很小的阁楼中，他父亲生的是伤寒，其时病势已很危笃，他的母亲只在床旁流泪，说：“潘志杰日夜不回家，天天在外边鬼混，一旦老头儿倒了下来，连儿子都找不到。”我当时诊视了他老人家的病，觉得责任很大，但是碍于情面，脱不了身，后来老人家渐渐好转，神志清醒时对我说：“志杰和他的叔父闹到我们老兄弟都不相往来，我又没有固定收入，志杰只做一些保险生意，家用常感不足，要是我一旦不测，只希望你们几个好朋友为我料理后事，我对他早已气出肚皮外了。”
潘志杰和我们往来渐疏，八一三事端发生，连消息都不通。一天秦瘦鸥来告诉我，长宁路沪西警察局局长潘达，就是潘志杰，而且告诉我上面所说三方面接洽的情况。照秦瘦鸥的意思，想请他吃一次饭叙叙旧。我就说：“这事千万做不得，我们应该远而避之为宜。”
一天，潘志杰的父母到我诊所来，他俩容光焕发，衣饰煌然，见了我便打开皮包，取出一包用红纸包好的一百块银元，那时银元重量是每块钱七钱三分，所以一百块银元分量极重。他说：“从前请你看病，多少年来未付过诊金，现在我境况好转，这一百块钱请收下吧。”我心中为之一怔，自以为是读过正气歌的人，认为这种钱是有“血腥气”的，万万收不得，乃婉言拒绝。
两位老人家拗我不过，他们便说：“钱不要，就算了！我们要请你吃一次饭，你一定要赏光的。”我也再三地婉言称谢。过了几天，潘志杰的父母送来十个请帖，除了我，还有秦瘦鸥、林泽苍、胡伯翔等十个老友，帖子上写的是“席设本宅”。老人家口头又说：“大家聚集在你的诊所，到时我有汽车来接。”临行前再三叮嘱切不可以不给面子。
我拿了这十个帖子，自己也难定去与不去，帖子又不能不转，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每个人，其中最高兴的是林泽苍和秦瘦鸥，其他人也不表示去否，只说到时再商量。那天商量尚未决定，两部汽车已到门口，潘志杰从车上一跃而出，走进我诊所客厅，见许多老友在座，他便嘻嘻哈哈地同各老友握手道故，问长问短，接着就拉拉扯扯把我们拉上车子，风驰电掣般而去。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所谓“席设本宅”的“宅”在哪里，谁知道车子驶出静安寺防区，一下子已开到沪西忆定盘路（今江苏路）他的住宅，其地花木扶疏，环境清幽，一派豪华气象，他的父母早已双双站在门口含笑相迎。
等到宴会完毕，有人说：“沪西本是旧游之地，已有好久没有来过。”潘志杰接着就说：“我带你们去玩一下。”车子离开了忆定盘路，到了愚园路（今华山路以西）。愚园路本是高档住宅区，晚上很清静，谁知道这时期，两旁全是霓虹灯，开了无数游乐场。所谓游乐场，全是公开的大赌场，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好莱坞游乐场”门口，大家跟着下车，门前的警察见到局长驾临，大喝一声，立正行礼，我们的汗毛都竖起来。这家“好莱坞”原是一个大型花园住宅，里面熙熙攘攘挤满了千百赌客，灯光照耀如同白昼。潘志杰带我们进入餐厅，由赌场老板请客，他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贵宾。
这一幕情况，令我们非常受刺激，沪西变到如此模样，真是住在租界中人所意料不到的，我虽深深地悔恨有此一行，但也亲睹了“歹土”的真面目。
我们大家回到租界之后，互相谈论，有人说潘志杰现在的住宅，就是他的叔父潘澄波的产业，潘澄波想到潘志杰摇身一变成为局长，一定会对他不利，所以自动把这座花园洋房送给了潘志杰的父母作为养老之所。
同时还知道沪西歹土赌场中的赌客，大部分都是从租界去的，因为喜欢赌的人什么都不怕，只要有得赌就如蝇逐臭，但是不喜欢赌的人，却一点也不知道。
在报纸上，常常见到有抨击歹土的消息，最惨的是一件自杀案。一位外交官的太太，名字未经刊载，外交官在八一三逃离上海，而太太仍住在租界，临走时他给太太一个银行保管箱钥匙，里面有美钞两万元、墨西哥金币一千元，说是战争会延长下去，日常用途可把这些外币陆续兑用，吃十几年是没有问题的。谁知道这位太太好赌成性，进入歹土短短几天就全部输光，不要说再无面目去见丈夫，连日用开支也无着落，于是自杀以了一生。
从前上海自杀案件并不常有，人命关天，偶有发生，报纸便大登特登，尤其是这个新闻更是骇人听闻。其实居民们受到赌场之害，后来死的人也不知多少，此时便传出好多赌场闹鬼的故事。
那时节在越界筑路区，任何人自杀或被暗杀，租界上的报纸是不登出来的，但是这十多家赌场，每天抽头，很多人倾家荡产，也是意料中的事。
有人见鬼的事情，闹得歹土方面都信以为真。那时节上海有一家“祥生汽车”，是规模最大的的士公司，常有搭客从歹土跳上汽车，司机明明见到有男有女上车，但是到了指定的地方，车内却杳无一人，从此凡是由歹土上车的搭客，都要先付车资然后开车。据传说有几个司机拿到的竟是“冥钞”。这类故事，传说纷纭，不一而足，当然不可深信，但也足见赌台害的人多，疑心生暗鬼，大家都信以为真。
伪府开支 财来有方
潘志杰带我们一行人去“好莱坞”玩了之后，眼界为之一开，原来所谓歹土，竟是这般情况，当然有人也见到我们和潘达同行，过了几天有一个潮州籍的病人来看病，问我：“你怎么和潘达相熟？”我说：“因为我们从小是朋友而已。”那位潮籍病家就很郑重地对我说：“这是一条很广阔的财路，你大可以利用一下，我们有许多人专做押当、赌台和鸦片生意，要是你能请他签几张执照，我们可以同你合作。”
我一听情形不对，便顾左右而言他，那位潮籍病家就说：“现在傅筱庵的市府开支，全靠沪西的红、黄、蓝、白、黑，所谓红是红丸，黄是黄色艳舞，蓝是赌场，白是白粉，黑是鸦片，这五种收入，每月直线上升，为数极为可观。”最后他要求我设法请潘达认一些干股开几家小押当。我说：“潘达和我玩过一次，以后我不会再去找他。”那人便失望地走了。
我在这些谈话之中，方才明白傅筱庵的市政府，不仅靠戴蔼庐的日本机构来支持，后来还靠歹土的津贴来维持开支。
七十六号 谈虎色变
在傅筱庵当市长时期，沪西歹土上虽然无恶不作，但我们住在租界中人，却还是平靖无事，偶然也会发生一两起暗杀案件，究竟哪一方杀人，一般人都不甚了了。
此外，开始发生的几件绑票案，被绑的都是富翁，藏票的所在，一部分在沪西歹土，一部分在浦东乡下，因此有钱的人提心吊胆，深恐轮到自己身上。
一天报纸上爆出了一件大新闻，说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大西路交界的租界闸口，警察防守岗位，见到有几辆汽车由歹土方面开来，防守的警察照例命令车辆停止，上车检查。万不料这时车上就有人开枪，击伤了十多名警察，击毙了一名印度巡捕，于是防警也予以还击，一时枪声大作，路人争相走避，秩序大乱。报上说这些开枪闹事的暴徒，全是“沪西七十六号”派出来的特工人员。
当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七十六号，就由这一事件开始，上海人才知道有这样一个七十六号机关。
报纸上还说明设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一间大洋房中，是敌方的特务机构，我见到这段新闻，就想到七十六号这座洋房，原是从前陈调元汇款三十万，委托杜月笙代购的产业，这座住宅虽很广大，内部却陈旧不堪，杜月笙为他代购之后，找不到适当的人去居住，空置着好久。杜月笙弄得没有办法，房租分文不取，四面托人找寻住客，我也到这座洋房去看过，只见一个又破又旧的大厅，可供居住的房间并不多，所以去看屋的人，都茫茫然而去之。
某年，陈调元到上海来做寿，便将那个住宅加以粉刷，一连在大厅中唱了三天戏，南北名伶被邀而来的很多，我拿到几张座券，又去过一次，曾在园子里盘桓一下，内部房屋大致都看过。
自从七十六号的人和租界警察开枪之后，纷纷传说七十六号内幕，主持的人叫吴四宝，是一个杀人魔王，提起这人大家都谈虎色变，我起初并不知道这人是何等人物。
杀人魔王 坚请出诊
后来有一天，我诊务刚毕，家中约了两位广告界老友，一个是郑耀南，一个是陆守伦，大家正商讨晚上到哪里去吃一顿晚餐。突然有人拍门，进来的是一个彪形大汉，说是要请医生出诊。我一看那人的行径，有些异相，推说疲劳已极，不再出诊，而且那时节刚发生过一件绑票案，国医公会印过一张出诊的保单，凡是不相识的人请出诊，一定要有“铺保”，我便把这个规矩告诉那人。那人便说：“陈医生你怎么不认识我？我是从前世界书局排字工头金阿六。”我仔细端详一会儿，觉得依稀面熟，因为多年前，我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版权是卖给世界书局的，在排印期间，我常到大连湾路（今大连路）世界书局编辑部去做修正和编排工作，所以这人认识我，他还背出书局中许多人的名字，说是董事长沈知方，总经理陆高谊等，历历如数家珍。因为这个关系，我倒不好意思严词拒绝。交谈之时，他忽然说出：“现在请你出诊的人是吴四宝！”我问：“是不是七十六号的吴四宝？”他说：“正是。”我当堂就发呆了。他说：“吴四宝说和你很熟，你怎么想不起来？”我说：“我向来不认识吴四宝，何以说和我很熟？”他说：“四宝，就是沈知方从前的汽车司机。”我连声说：“不认识！不认识！”他接着又说：“四宝在为难时，是你为他的老母诊病的，所以四宝一定要请你去一趟。”当时在旁的郑耀南听到“吴四宝”三字，面孔立时变色，陆守伦听见这个大名，比较镇定，为我婉转地说了许多话，那人面色就有些不好看起来。他说：“只要花一小时就办妥了，而且现在许多人都想认识吴四宝，陈先生为什么坚拒不去，岂不要伤感情？”这般相持了很久，那个金阿六就打电话给吴四宝，吴四宝亲自对我说：“现在有一个要紧的人有病，必须你走一次，包接包送，决不为难你。”我答复他：“我们二人多年不见，你的声音我不记得，是真是假，叫我怎能相信？”吴四宝说：“我找出一个和你相熟的人来做担保，你总不能不来一次。”金阿六在旁边听得很明白，只能坐着等候，不肯离开一步。
隔了大约一小时，袁履登[7]打来一个电话，袁是公共租界的华董，是所谓“海上三老”之一。他一口宁波口音，我是听惯的，陆守伦也是宁波人，抢了话筒就和袁履老对话：“陈医生实在是胆小，不肯走出租界一步，你既然来电话，可不可以用你的汽车送去送回。”袁履老一口答应，而且说：“我正在一品香旅店为魏廷荣的侄儿证婚，你们一起来，我陪陈医生同去同返。”于是我就坐了陆守伦的车子带了金阿六同去，袁履老见了金阿六，开口叫他科长，随后大家就登车直驰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
“七十六号”这次去时，情形就不同了，他们把陈调元的住宅大大地扩宽了，四邻的房屋，都打通了连在一起，因此进入大门后，内部房屋情况，与前时截然不同。屋内刁斗森严，令人不寒而栗。我进入第二道大门时，他们便把铁栅上锁，不一会儿，有两位荷枪实弹的人，跳上汽车，弯弯曲曲地进入内部一所小洋房。车子停了之后，迎面站着的，就是那位吴四宝。他见了我，很坦白地自我介绍道：“我从前是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的司机。”我听了他这话，只得说：“啊！我认识。”一面说一面他就陪我进入内室。
我见到室内有一个病人，俯伏在床上一张小茶几上，不停地作呃，两目凝视着我，似有招呼之状，但是看他的神情，已无力出声，大约是经过了疾病的折磨，令他眼目无神，全身疲乏无力，作呃的情势，每次相距时间极短，几乎成为连续状态，每一作呃，全身颤震无气力，一味用手指着喉头，意思叫我从速替他止呃。旁边侍候的人，对我说出他的病情。说他半月之前，天天发高热，延请过西医治理，发热已经退清，可是在热度退落的那一天开始作呃，一切针药完全无效，一直到今天。
我查阅病历，知道病者的患病经过，最初患的是斑疹伤寒，一共发热十四天，在第十四天热度突然退落时，开始作呃，起初作呃时断时续，后来竟然整日不断作呃，如是者已有三日三夜。患者本来是身强力壮的人，但到此地步，两眼凹陷，目定无神，他觉得生命有不能支持的征象，哀哀切切地泪盈于眶。
看了这般情形，我认为医疗问题只占一小部分，而人事问题，倒占大部分。如果治愈此人的病症，不过是完成了医者的责任；要是病人有三长两短的话，可能给你戴上一个帽子，扣留禁闭起来也说不定，因为那时他们是完全蛮不讲理的。
我又想到这病人，可能在片刻之间，心脏衰弱，大汗虚脱而亡，进服内服剂，有害死他的嫌疑，我就用了一张中国纸（即学生们练习写大楷的黄色土纸，内地称做表心纸），卷成一根烟卷模样，燃着了火，令病者当纸烟一般吸食，这种纸质，完全是植物纤维，点着了之后，呼吸时有浓烈的青草气息，一口浓烟进入肚中，会觉得到极大的刺激力，通常可以令胃神经受到剧烈刺激，影响到横膈膜神经，这是古老的止呃法。可是这位病人吸了之后，依然作呃。
我接着又在口袋中摸出一枚铜元（这是当时上海市通用的辅币，铜质圆形，比香港五毫硬币稍大）。我就用这枚铜币，向患者项背部刺，脊椎骨的第一节之上，在中医书上是名为“大椎穴”的所在，用力摩刮，患者似痛苦，又似爽快，就从那时起作呃渐渐停止。病者欣然作声，说是：“毛病有救了！”我说：“你要闭目静养。”大约又刮了一小时，病者由俯伏小几，改为平卧床上，不久竟然入睡，这是因为他已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作呃一停，终于倦极而眠了。
这位病者作呃停止后，大家高兴得了不得。接着知道，原来这位病者，是掌理警务和特务的高级人物，患病后不敢入公共租界的医院中，所以在七十六号的机关中，延聘三位西医为他治疗。他们对这几位医生的态度，表面上相当优待，实际上当他们俘虏一般，不问他们同意与否，强制留在该处，疾病一天不愈，一天不准离去。三位医生，个个苦口苦面地说不出话来。
我也觉得病者的作呃，虽已暂时停止，但我身入牢笼不易脱身，如果也被他们禁守在魔窟之中以观后效，那么此症以后是否有变化，也未可逆料，夜长梦多，前途未可乐观。因此我同三位西医，互相交换意见，共同作出一个决定后，才向病者家属说：“此症寒热早已退尽，作呃也已停止，只要在病室中静卧，因他已三夜未得睡眠，要他断断续续地睡眠，睡眠充足后病体自能恢复的。”幸亏在旁照料的人，已经十数天日夜不得安眠，所以答应我们可以回家。
临走时，吴四宝约定次日早晨七时一定要找我和西医两人，再去诊视，袁履老看出我们都有些不豫之色，就对我们说，以后来往都由我的车子接送。他这样一说，我们就放心多了。
在车中有一位西医同我讲，他们在七十六号时，每晚都听到鞭笞声、叫喊声、啼哭声，这环境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此人要是患病死亡，诊病的医生一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
如是者六七天之后，那个病家日有起色，隔了半月，吴四宝具了一张请柬，请我和袁履登等去吃饭。吴四宝轻轻地对我说：“当初请你，你坚持不肯来，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一个胆小的朋友，怕绑票。所以我今天请了八个陪客，都是各路人马，你吃过这次饭之后，就没有人敢向你动脑筋了。”入席之后，原来潘达也在座，吴四宝为我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第四科科长。”我说：“他是我从小的朋友。”其他七人都不认识，介绍后各人的姓名也转瞬即忘，只有一个叫做“丁锡山”，这人我闻名已久，但是想到这人在浦东专业绑票，横行不法，所以我默不出声，只想从速离开宴会，而且想到上海不是安乐土，最好要离开上海为是。
这一餐饭，我吃得毫无味道，幸亏吃到一半，袁履登说另有应酬，起身要走，并且照顾我说：“陈医生你也有份的，要不要同去？”我心里明白他的用意，马上也站起身来，道谢而别。此后，我和这班人就没有再见过一面。
枪击不中 刀下无情
傅筱庵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不久维新政府成立，他仗着日本人的后台，在上海称孤道寡，对南京不加理睬，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对他束手无策，特别派了陈群，邀约傅筱庵到南京去，作名义上的“述职”拜谒，费了无数口舌，傅筱庵坚拒不去。
本来梁鸿志想向上海市筹些款项，要他缴付一些税款，但傅筱庵提出一个反要求，说是“上海市政府开支庞大，除了沪西的烟赌有些收入之外，只在北西藏路桥（俗呼新垃圾桥）北堍办了一个蔬菜市场，每月有二十万元收入，其余还是靠日本人办的经济机构补贴着”，要维新政府给他钱。维新政府向他要钱，不但要不到，他还要南京每月给他二十万元，否则他决不到南京，梁鸿志弄得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应允，他才到南京去拜谒一次。
维新政府一再要求日本当局更换上海特别市市长，日方始终没有答应，而且说明各地的政府，多依附在各个军区之下，南京有南京的军区，上海有上海的军区，两个军区的首脑，不愿意这类组织联系起来，只要维新政府挂着一面五色旗，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挂上一面五色旗也就算了。所以梁鸿志对傅筱庵始终鞭长莫及，一点也指挥不动他。
傅筱庵在上海的工作，只是对日方百般联络，做着迎新送旧的工作，每天晚上大摆筵席，还要提供色情对象，他对这一套工作，做得确是八面玲珑、有声有色。
他的家中，有一个主持厨政的老厨子，名叫阿朱，跟随他已有多年，管理着各式厨师，轮流做着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广东菜，所有采办材料的事宜，统由阿朱负责，进益相当可观。阿朱是山东人，为人爽直而有烈性，每天晚上见到无数日本人挟着淫娃荡妇，丑态百出，而且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击掌唱歌，东倒西歪，实在看不上眼。
傅筱庵每天一清早，总是上市府大厦去办公，那座大厦是宫殿式的，前门有很宽阔的石级，他到达时，威风凛凛地走上石级。一天，他从容地步上市府石级，忽然间有一大汉对着他连开两枪，但是这人枪法并不高明，傅筱庵一点没有受伤，而刺客反被卫队包围起来，刺客紧握枪支，还是高呼要“打死傅筱庵”，傅筱庵急急忙忙逃进内室，惊魂甫定，传令下去，把这刺客乱枪打死。
这个刺客被打死后，傅筱庵召集几个秘书和卫队长研究刺客的来历，有的猜测是中央的特务，有些人疑心是日方的特务，突然间傅筱庵拍了下桌子说：“我知道了，不必追究，也不要把这消息透露出去，把刺客埋掉就算了。”手下当然照办了事。
后来傅筱庵向秘书们透露说：“这刺客定是南京方面派来的。”
上海一般市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因有一个宁波朋友，在傅筱庵手下任职，当时他也在场，后来是他告诉我的。
傅筱庵受过这次惊吓以后，就有挂冠求去之意，但是他很相信算命的。其时上海新闸路有一个姓丁名叫太炎的星相家，傅筱庵便装往访，丁太炎替他排了八字，再看看他的相貌，顿时放下朱笔说道：“这是一品大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是转危为安，有惊无险，而且以后还有十年大运。”傅筱庵听了他的话，心中暗暗佩服，付了相金就走。
就为了这位算命先生的一句话，他就打消辞意，决心依旧做下去，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还有好运。
过了好久，一天，他没有应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当他跨进内室，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当时很镇定地默不出声，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说：“老爷！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傅筱庵当晚就拿出一笔钱，说：“这钱就送给你，但是你要若无其事地再做一个星期，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阿朱当然答应了，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晚间督厨做菜。
到了第六天，这天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阿朱忽然烈性大发，手执菜刀，闯进傅筱庵房中，那时傅筱庵独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猪一样把傅筱庵杀死了，阿朱走出房门时，还将房门带上，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走出大门，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脚踏车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