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份第一个星期某一天，军政部召集华侨协会的领导人到渡边办公室去见渡边本人和高濑。高濑开始发表激烈演说，谴责华侨过去的反日和颠覆活动，单就这一点，日本人就可把他们全杀光。接着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华侨代表团发言人吕天保手足发抖，回答说他们到这里来是要向军政部矢言支持。高濑问道“矢言支持”是什么意思？吕氏答道意思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吕氏的话还没完，高濑就咆哮起来：“马鹿野郎，你们所有的钱，甚至你们的生命都操在我们手里。混蛋！回去想一想华侨社会要怎样赎罪。”几名侨领只好温温顺顺离开了渡边办公室。
第二天，通过黄金堆的斡旋，华侨代表们又恭恭敬敬地拜访军政部。这次又是高濑接见他们。他们告诉高濑说他们这次来是要把所有的财产和生命交给军政部去处置。高濑对此献议甚感高兴，乃答应将之通报其上司。在会议结束时，他要晓得华侨代表们将怎样履行他们的献议。次日，华侨领袖又到军政部见高濑说：他们准备把华侨财产一半捐献给军政部，另一半也委托给军政部。这项献议终于使这个施尽欺吓手段的日本霸主感到满意。高濑于是答应让华侨晓得其他的训令。
几天过去了，还听不到高濑的只言片语，华侨社会再度紧张起来。最后，高濑终于发话来，说渡边准备在那森路（Nassim Road）的私邸接见华侨代表。在这次会见中依然是高濑在讲话，渡边则默默坐着不语。高濑再次严厉斥责华侨过去对日本犯下的罪过，接着他改变语气说自己是一个孔子的信徒，平时最重仁义道德，他来到马来亚就是为了拯救华人的。最后，他以慈悲救星的姿态建议华侨社会献出五千万元的献金。他说自己将说服最高当局接受这笔赠款，以换取军政部发还遭扣押的华侨财产和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华侨领袖们别无选择，接受了这项建议。
侨领回去后，经讨论定出昭南和马来亚各地华侨分摊五千万元的比例，便开始筹款。筹款的难度很大，华侨协会只得采取措施查核督促。为了避免作弊起见，规定潮州人的财产由海南人检查员检查，海南人的财产由福建人检查。尽管华侨协会竭尽全力，到了4月20日军政部定下的缴款期限到来时，所筹到的钱距目标还很远。高濑在愤怒之余，召集华侨领袖加以谩骂和恐吓，申斥他们在下一个期限即六月二十日为最后期限。
当时的华侨不论贫富都有本身的艰难困苦。华侨社会在经济瓦解和脱节中已无收入，没有能力拿出大笔现金。拿霹雳州的华侨来说，富有人士失去了矿场、橡胶园、房租的收入来源，几乎难以维持庞大的家庭。起先他们都在观望，不愿拿出钱来，但后来该州的警察局把每户富有人家的缴款金额公布，如再拖延将受严厉惩罚。大多数富户到最后期限仍凑不出数额时，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变卖黄金、珠宝、房产、汽车甚至采矿设备。富人就是这样被吸尽了膏血。那些没有产业的平民则须缴纳人头税。小店主们根据他们的店里的存货，须交百分之十的税额。
尽管华侨协会的侨领们竭尽全力，到六月下旬最后期限到来时仍只筹到两千八百万元，其中一部分还是树胶和金器。华侨领袖一想到将面对高濑的暴怒时不寒而栗。这个时候台湾人黄金堆帮了一个忙，代向高濑说情以不让事情陷于僵局。高濑这个时候也明白华侨领袖已无计可施了，但是他给华侨套上一条长远的绳索。他介绍华侨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贷款，以补足五千万元数额之不足。1942年6月25日，在一项庄严的仪式中，华侨协会代表把五千万元卖命钱赠送给了山下奉文将军本人，山下奉文欣然接受。
第六节 卡迪卡素夫人加入抵抗运动
过了整整一年时间，甲板的电力供应才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卡迪卡素夫人想起了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收音机了。
当日军在他们侵占的土地上设立了掌控机制后，第一项行动就是下令人民交出所有无线电收音机。人们被命令必须在某一天之前把他们的收音机交给警察局。随后，日本宪兵可能突击检查任何住户，如果他们发现收音机，拥有者就会被拖走并立即处决。因此，卡迪卡素夫人只得将那台让她在甲板也能知晓世界大事的收音机，上缴到警局并获取官方证明。从此以后，她只得忍受孤立的痛苦。
然而时日一久，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需要明了外面的时势，她身边的许多人也有同感。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令人绝望的时候保持勇气，是因为深信日本人的胜利是暂时的，他们会很快重获自由。可日本人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疑惑：究竟日本人是否像他们自称那样很快就能攻陷澳洲和印度，还是时局已经扭转，盟军正在反攻并取得一连串胜利？对此一无所知是一种折磨。现在电流供应已经恢复，只要有一台收音机就会带来真相，而真相正是卡迪卡素夫人和她周围所有人的希望。
卡迪卡素夫人决定设法获取一台收音机，安装在屋子里秘密收听，然后在朋友之间传播讯息。
她开始暗地里询问可信任的人，得知在甲板的一位华人王先生，可以提供一台收音机。她会见了王先生，收下了收音机，可当她打算付钱时，对方拒绝了。那是一台漂亮的具有六个真空管的G.E.C.款式短波收音机。卡迪卡素夫人答应会把消息传给王先生，但他必须非常谨慎，不要将消息外传。于是收音机在某个深夜从后门带进来。为了安全起见，卡迪卡素一家给收音机取了代号叫它“约瑟芬”。
收音机被带上了楼，那里比较隐秘而且不那么潮湿。他们拆掉收音机的宽大木壳，把它斩成细块拿到厨房里烧掉。接着拆掉扬声器并把它隐藏在屋子边上的种植园地里，而改用一对耳机接听。这些改动使收音机毫不显眼地藏在房间角落的书本和粮食之中。他们每天取出真空管藏在不同的地方，只在收听新闻的时候才把它们重新装配在收音机里。要是日军发现了收音机，他们希望这样的预防有助于辩解，说它只不过是损坏了的机件，毫无价值。
卡迪卡素夫人和家人一天只收听一次英国BBC广播电台的新闻。她把消息转告给她可以信任的朋友和病人，他们从不询问她的消息来源。她必须在周密的圈子里严守收音机的秘密，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日本人的死亡惩罚。在早期的日子里，消息并不令人鼓舞，但只要听到英国广播电台播报员冷静的声音，听他描述盟军的成功和失利而没有试图夸大掩盖，卡迪卡素夫人就会振奋起来。它不断提醒卡迪卡素夫人，她并不孤立，她知晓世界仍然存在，虽然她和它暂时隔断。这种认知加强了她对英军联盟最终会胜利的信心。
1942年旱季，卡迪卡素夫人的丈夫AC医生决定回怡保继续行医。之前，日本军政府曾经查问他们为什么不遵循法律回到怡保去，他们说他们的屋子仍然被日本医药团占用，日本人也就不再提起。可是，现在卡迪卡素一家手头拮据，他们甲板的大部分病人非常贫穷，很多人付不起钱，而能买到的医药用品也价格猛涨。回到怡保行医，即使要另外找个地方开药房，医生也应能赚取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家庭。不过卡迪卡素夫人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试图劝阻丈夫，但他坚持这么做，并决定带大女儿奥尔加一起去。
奥尔加和她的父亲在怡保，每隔一天和他一起回来。卡迪卡素夫人和母亲、小女儿朵恩以及几个雇员住在甲板。一家人分隔两地，出入就更不方便了。后来她家终于买了一辆奥斯汀小型车子，用“橡胶油”启动，那是日本人生产的人造汽油。
每个星期天卡迪卡素夫人要到华都牙也的教堂去。礼拜仪式过后，她会在教堂门口和柯迪罗神父及其他朋友相见，并把最新的BBC新闻消息告诉他们。这个地方几乎就在对面日本军事监狱入口门卫的鼻尖下（在和平岁月它曾是医院的产房）。她每星期也到怡保一次，小朵恩在那里的修道院学习教义问答，这样她就有机会造访法兰索瓦神父和学校的修士。这些修士蒙均受极大的苦难，他们没有家也没有工作。他们的学校圣米高书院，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行政办公室。每个星期她从甲板带上一些水果、蛋和蔬菜给法兰索瓦神父和这些修士，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这些食物连同她带来的英国广播电台的最新消息支撑起了他们的希望。
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卡迪卡素夫人不断提供最新消息给两方面的人：一开始是她自己圈子里可信赖的朋友，后来，她开始提供给山上的抗日游击队。关于她和游击队的接触，现在是时候开始说了。
英军从近打河谷撤退后，这一带一直流传着谣言，说有几千名英国和澳洲士兵躲藏在河谷周围的丛林里，和逃入山林的华人一起组成游击队。卡迪卡素夫人慢慢知道，在森林覆盖的山区确实居住着为数众多的游击队，他们顽强地抵抗日军的多方攻击。游击队几乎全是华人，他们的人数由于华人子弟的不断加入而日益增多。这些华人子弟宁可逃入山区也不愿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而有关躲藏在山林的欧洲士兵只是传说中的故事，她可一直没见过他们。
这些游击队是日军的眼中钉。他们极其巧妙地避开正规战斗，发挥灵活的地下战略，激励人民伺机反抗日军。他们经常在敌方没有戒备时突袭臭名昭著的告密者、暴虐的警察或向日本政权着力谄媚讨好的人。日军常常声势浩大地攻打他们的森林据点，但不管日军怎样吹嘘，成果并不显著。日军一排排的卡车不时会驶过甲板，在小镇外山脚下的道路尽头停下。一队队的日本士兵从卡车上跳下来，排成几个长队蜿蜒消失在丛林里。接下来的两三天，人们会听到散乱的枪炮声，有时密集，有时零碎。然后长排的军队又出现了。出来时的日军队伍总是垂头丧气不再趾高气扬，而且必定用临时担架抬着几具日军尸体。日本人的宣传机关会宣布再次战胜了共产党游击队，但几天之内又一个告密者或投敌者的被刺杀会提醒日军，他们的敌人还健在。
一天傍晚，AC医生将要回怡保之前，在走廊闲坐后走入屋里来。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邻家华裔男青年，他曾经在怡保当过英语教师，战争开始后回到甲板和家人住在一起。卡迪卡素夫人在街上见过这个有教养的青年，但没有谈过话。她看到了AC医生和他谈得很多，以为他们在谈什么病情或者男人之间的事，就顾自去做配药的事务了。卡迪卡素夫人看到的这个男青年就是何天福。
上次在水帘洞藏枪之后，何天福并没有正式加入抗日游击队，而是作为外围联络员回到了甲板。马有才、蔡黑林、周君泉等人则没有回来，直接加入了米罗山抗日游击队。何天福的任务是在甲板和怡保一带负责收集情报、发展新队员。
前一天早上，何天福接到通知到山上的水库旁边一片树林里开会。到会的有五个人，三个是甲板的青年，两个是从士林河边的第五游击独立队营地过来的，其中一个叫李发的人何天福认识，他原来是怡保一个棕榈油商人的儿子，喜欢穿白色的衣服，到现在生活在丛林里还是这样一副少爷的打扮。在开会之前李发作为游击队领导照例是一番政治宣传，说苏维埃的伟大建设，说中国八路军延安大生产等。然后李发开始转入正题，开始询问在甲板的一个欧亚混血的助产士开设的药房情况。他说游击队里都传说她的反日情绪很强烈，而且很有正义感。
对于这个富有而慷慨的女人大家似乎都有话说。她被描述为身材瘦高、会说流利广东话和中国话的素食者和虔诚的基督徒。也有人说她是英国间谍，因为她暗地里在散布英国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消息。人们称颂她给当地穷人看病时不收或者少收医药费，甚至还资助他们大米和钱渡过难关。她还在深夜里去偏远地方给人接生。
李发听了之后觉得很满意。他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因为现在游击队经常和日本人打仗，伤病员也越来越多，所以急需药品和医疗支援。他询问谁可以去和卡迪卡素夫人接触，争取到她的帮助。大家都说这个任务给何天福最合适，因为他是英国牛津教育背景的，和卡迪卡素一家会比较容易接近。
于是，何天福接受了这项工作。这天，他在甲板74号门前走来走去，看见了AC医生坐在门口的长条木凳上，卡迪卡素夫人站在房子里另一头的配药处。何天福鼓足勇气走进了药房，向AC医生说明了要求帮助游击队的来意。AC医生听了之后，轻轻回了一句话：“去问她吧。”
何天福虽然知道卡迪卡素夫人，可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有点紧张。AC医生于是说：跟我来。起身带他引见她。她正在忙着配药。AC医生对妻子说：“碧儿，我们的邻居何天福需要我们帮忙。我愿意，但由你决定吧。”
“是什么事呢？”卡迪卡素夫人转头问何天福。
“是关于游击队的事，卡迪卡素夫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生病和受伤，需要药物。他们知道你不喜欢日本人，所以来请求你的帮助。”何天福说。
“不要在这里说这事，到里面说话吧，甲板现在有很多告密者。”卡迪卡素夫人说。